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有非常不同的解释。前两大学派把危机归为市场本身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危机是政府干预市场导致，稳定价格的错误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法币体系是危机发生的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埃贝林撰写的《货币、银行与国家》明确指出货币与银行必须在一般性的法律体系下运行，也阐述了政府垄断的法币体系的危害。在短小精悍，又具有逻辑性与连贯性的章节中，这本书指出了罔顾规则的凯恩斯和芝加哥学派的错误，并给出了解决之道。
　　理查德·埃贝林，曾任经济教育基金会主席。1981年-1983年在爱尔兰科克大学担任讲师，1984年-1988年担任达拉斯大学助理教授，1988年-2003年担任希尔斯代尔学院经济学教授，2009年-2014年担任诺斯伍德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目前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担任教授。曾获布拉格自由研究所“自由市场教育奖”，伦敦自由意志国际联盟“终身成就奖”。
　　他撰述丰富，包括三卷本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选集；目前正主持编著哈耶克的选集。作为预见十年前金融危机的少数学者之一，他重点阐述了“美国大萧条”“70年代滞涨”，以及“2007-2008年金融危机”三大事件，为谋求全球经济稳定提供了一剂良药。

区分价格与价格水平

　　价格是市场最重要的信号，是货币和商品的交换比值，它反映供求关系，而价格水平是一个统计平均值。追求价格稳定就是把某个价格水平作为目标。包括欧文·费雪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都把价格稳定作为目标，比如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度量货币购买力。但这是错的，追求价格稳定的措施会影响市场价格。事实上，稳定了价格也不等于稳定了经济。在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发生之前，价格是稳定的，没有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但危机还是发生了。
　　信用扩张使价格不能按照市场本来应该发生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工资和价格不能随着需求的降低而下调，这样就减少了企业的利润，造成产业和就业的“累积性收缩”，它最终以经济危机的形式体现出来。稳定价格也使市场变得不稳定，造成需求失衡。让价格自发地调整，才能使市场出清。什么样的价格是正确的，应该交给市场决定。
　　稳定价格的政策假设是“货币中性”。但事实上，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的供给会因为注入货币而改变，进而导致相对价格结构发生变化。不同人对货币有不同的需求，货币注入后产生的价格差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用，这会影响他们的决策。正如米塞斯说的，在经济体系中，货币供给量引起的物价结构的变动，决不以同样的程度，也不会在同一时间影响各种财货和劳务的价格。
　　货币干预主义者是在“假想的均匀流转的经济结构”中考虑货币问题，也就是没有考虑到货币非中性问题。包括“交换方程式”“物价水平”“平均流通速率”等等都是“货币中性”思想的产物，其特点是试图通过建立公式来理解经济现象，而不是从个人的行为出发理解市场经济，也即背离了“方法论个体主义”。
　　创造出来的信用扭曲了生产结构，为了稳定价格而实施的信用扩张提高了要素价格，使长期项目难以完成。任何通过信用扩张而被放大的通货膨胀过程，迟早会被自发地、无情地扭转，并引发危机或经济衰退。危机表现为信用收缩，它是之前信用扩张（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经济危机是清算错误的投资和资源的重新配置。

对凯恩斯的批评

　　凯恩斯认为市场价格不能实现自身的协调，市场不能实现自我纠正，因此需要政府介入，利用人为的调节来纠正。他认为市场自身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比如利率下降再多，也不会刺激人们消费。显然，在凯恩斯这里，人们消费减少或储蓄增加变成了问题，他认为出路是政府投资，增加支出，弥补市场需求不足。但事实上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没有看到储蓄可以用来满足未来的消费，而他只看到现在的消费。储蓄虽然减少了现在的需求，但不减少未来的需求，不仅如此，也只有储蓄才可以使未来的需求得到更好满足。非信用扩张产生的储蓄代表可以用来投资的真实资源。通过企业家的投资，这部分储蓄转变为投资，满足消费者未来的需求。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存在“假设与逻辑上的根本缺陷”。比如，凯恩斯否定了稀缺性，假设政府投资不需要消耗真实资源，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另外，哈耶克也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中没有资本概念。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建立在均衡思想之上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会失灵，这一思想被凯恩斯进一步放大了。他认为依靠市场自身不能实现协调，因此需要政府干预。这样，政府就不再是斯密说的“守夜人”了。
　　凯恩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背离”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包括道德习俗和法律在内的“制度”是实现“看不见的手”的条件，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却不谈制度，他关注的是数量（总量）目标，这样也就否定了道德的意义。二是古典经济学关注长期的和看不见的，而凱恩斯只关注短期，正如埃贝林所指出的，凯恩斯的短视是文明的严重威胁。

对芝加哥学派的批评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知道通货膨胀的危害，他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弗里德曼用“政策时滞”来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认为凯恩斯的政策无效，也有一定道理。但弗里德曼只是在凯恩斯的框架内批判凯恩斯。两者都主张干预市场，只是目标不同。比如凯恩斯使用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刺激需求，弗里德曼使用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价格。可以说，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批评，只是技术层面上的。
　　和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也认为市场自身是不稳定的，比如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不过，对于市场的这种“缺陷”，凯恩斯把原因归到市场本身，而弗里德曼则把原因归为政府对货币体系管理不当。弗里德曼主张用“货币规则”来指导中央货币权威，比如每年增加一定的货币数量来稳定价格。在这里，弗里德曼要稳定的价格是“价格指数”概念，一种基于“货币中性”的思想。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指出的，一般价格水平和一般工资水平并不存在。当试图稳定价格水平的时候，就必然会改变相对价格，使价格失真，不能反映真实的需求。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主张政府主导的货币，把货币置于国家的权力之下。正如埃贝林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货币和银行体制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货币和银行与其他企业一样，应该对自由市场竞争价格体系开放。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认为应该把银行业置于商法和民法的一般性规则之下，允许个人使用他们所选的任何货币，而不是被迫使用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货币。通过竞争，信用良好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将会胜出。
　　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说的“一般性规则”不是弗里德曼说的“货币规则”。一般性规则是演化形成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它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人为地制定出来的，而弗里德曼的“货币规则”是为了实现人为目标而制定的，它恰恰是罔顾一般性规则的体现。弗里德曼的“货币规则”为政府控制货币供给服务。如前所述，这种控制会造成真实价格的扭曲。真实反映供需变化的价格只能产生于自由竞争的货币和银行体系。货币权威（中央银行）对货币的管理不可能代替自由竞争的货币市场。一个社会中，合理的货币数量应该由自由竞争的货币体系决定。
　　“诚实的货币”只能产生于竞争性的货币银行体系。这种货币体系的一个巨大好处是制约信用扩张，迫使那些实行信用扩张的银行限制发钞规模，因为它们很快会发现自己的货币发生贬值，这个“负反馈”机制传递信号是非常迅速的。在竞争中，只要某银行稍微偏离诚实的路径，发出“廉价货币”，那么它就会损失自己的储备，人们就会减少对该种货币的需求。这种机制在政府垄断的货币银行体系中是不存在的。
　　那么，自由竞争的货币和银行体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对此有不同看法，比如货币学派主张百分之百的准备金，而银行学派认为可以是部分准备金基础上的竞争。但更准确的答案或许是“不知道”。理想的货币体系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假如没有政府垄断，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货币和银行体系，这种预见超出了我们能力的范围。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垄断阻碍了原本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使本来可能发生的不可能发生，使货币的演化“偏离”其可能由市场决定的路径，也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正。
　　货币的中央计划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中央计划的最后残余。货币应该是演化产生的，是人类行为的結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人类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还没有实现自由。要实现自由竞争的货币银行体系，民众要改变主宰他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不把使用法币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要认识到当前这种货币银行体系的不正当性，认识到它是不合理的存在，竞争性的私人货币和银行是最终解决之道。如哈耶克说，“我们需要一个自由货币运动，就像19世纪的自由贸易运动那样。”这是最值得期待的，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