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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一无所有》里表达的情绪恰恰与时代契合——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观念正被一步步打破，而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那代人的精神好像被洗劫一空，“一无所有”是上世纪80年代青年茫然无助的最好写照。
1986年的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内，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位位明星轮番上阵，倾情演唱。这时，又一名歌手跳上了台，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军装上衣，高卷一只裤脚，斜背一把吉他。愣头愣脑的他开始皱着眉头，放肆地嚎吼起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
那粗犷撕心裂肺的声音从舞台中央辐射过来，观众们惊呆了，耳膜里鼓荡着炙热的气浪。随后，全场沸腾，尖叫、大笑、呼号交织在一起，人们禁不住大力挥舞着双手，随着锯齿般的音乐摇摆。
这个场景在多年后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八十年代，在生命罅隙中抗争和呼喊的青年，需要一个时代的标杆和英雄，需要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于是，大家迎来了崔健，迎来了他的“先锋”摇滚。“我们这一代麻烦，我们没有信仰。很虚无，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服，有了崔健，太好了，我们需要他！”这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苦难的八十年代青年的一种心态。
一无所有地登台
“其实《一无所有》写的时候，就是一支爱情歌曲，后来的热潮让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22年后，崔健认真地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1984年，美国留学生大卫·霍夫曼等人在北京组织了大陆乐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ADO”乐队的前身。一些早期的摇滚乐爱好者也在此时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崔健与刘元等人组成了“七合板”乐队。崔健当时是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手，和早期很多摇滚乐爱好者一样，他也是从古典音乐圈子走向摇滚乐的。在其他人还在热心于演唱原版摇滚歌曲的时候，崔健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不是我不明白》和《一无所有》是他最早的作品。
1985年，他带着最初创作的《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这两首歌参加了当年的流行歌曲比赛，评委有王昆、李双江。虽然是唯一一个带乐队演出的，不过在第一轮，崔健和他的同伴就给刷下来了。王昆将崔健推上了那个时代的顶峰。当年的王昆，是纪念国际和平年音乐会的电视总编，当时，这个节目已经选了一些有名的歌手了。崔健是被别人介绍过来的。已经看过崔健的乐队演出的王昆，在他们走台的时候拿着《一无所有》的歌词看了一眼，说：“我觉得写得挺好的，唱吧。”就这样，崔健有了上台的机会。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某公司高管王先生谈起《一无所有》唏嘘不已：“当时听到这首歌的震撼现在还记忆犹新，没想到还能这么直白而猛烈地表露心声，这首歌也开始了我的摇滚情结”。
摇滚青年的偶像
1989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上市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摇滚专辑：《一无所有》《从头再来》《不是我不明白》是对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思考；《不再掩饰》是对自己内心深处思想灵魂的袒露，是自我醒悟后的呼声与剖白；而《花房姑娘》《假行僧》《出走》等作品则表达了一种挣扎叛离的情绪。
现在，王先生家里还保留《音像世界》从创刊到现在所有的杂志，《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99年再版时，王先生也怀旧地买了一张碟作纪念：“这里面的歌早就倒背如流，都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跟唱了，想当年，那一盒磁带在同学们中间转借得疯了，好像不会吼两句就显得十分落伍，当时一般磁带差不多五块钱一盒，《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被炒到八块五的高价，攒了一个月的零用钱就想有这么一盒”。
90年代初是摇滚浪潮激流勇进的黄金时代。解放了思想的大学生成为摇滚的拥趸，“留长发、跨个吉他组乐队，扮摇滚青年成为一种时尚。”王先生翻出一张泛黄的大学集体照，照片里4个男青年歪歪斜斜错落而站，紧身皮裤和腰间的吉他十分打眼，眼神里透出一份稚嫩的放荡不羁。那时，在玩摇滚的每一个人心中，崔健是一座丰碑，是中国摇滚的标志，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
为真唱呐喊的斗士
中国摇滚乐在1994年由窦唯、张楚、何勇及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达到最高潮，随后便开始了近10年的沉寂。时代不再，偶像不复；摇滚乐的式微包含多方面原因：盗版开始猖獗、社会舆论对摇滚形象的误读、摇滚演出缺乏良性商业机制运作等等。并未得到大规模公开宣传、商业气息最稀薄的崔健经历了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万众追捧，终究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扑来后于几年间悄然淡出。专辑《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再也掀不起“一无所有”时代的热潮，而他自己，也走向了重视技术、风格欧美化的道路。
2002年，崔健再一次在公众视野里醒目露面，发起了“真唱运动”。依然是一身旧军装，镶着红五星的棒球帽。2008年，崔健又一次站在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来听崔健演唱会的人，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衣冠楚楚，占据了大部分观众席。
当《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的旋律想起，万人大合唱的声音几乎掀翻了工体，那些中年的呐喊与热泪都在缅怀那一逝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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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内，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位位明星轮番上阵，倾情演唱。这时，又一名歌手跳上了台，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军装上衣，高卷一只裤脚，斜背一把吉他。愣头愣脑的他开始皱着眉头，放肆地嚎吼起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
那粗犷撕心裂肺的声音从舞台中央辐射过来，观众们惊呆了，耳膜里鼓荡着炙热的气浪。随后，全场沸腾，尖叫、大笑、呼号交织在一起，人们禁不住大力挥舞着双手，随着锯齿般的音乐摇摆。
这个场景在多年后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八十年代，在生命罅隙中抗争和呼喊的青年，需要一个时代的标杆和英雄，需要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于是，大家迎来了崔健，迎来了他的“先锋”摇滚。“我们这一代麻烦，我们没有信仰。很虚无，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服，有了崔健，太好了，我们需要他！”这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苦难的八十年代青年的一种心态。
一无所有地登台
“其实《一无所有》写的时候，就是一支爱情歌曲，后来的热潮让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22年后，崔健认真地回忆着当年的情景。
1984年，美国留学生大卫·霍夫曼等人在北京组织了大陆乐队，也就是后来著名的“ADO”乐队的前身。一些早期的摇滚乐爱好者也在此时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崔健与刘元等人组成了“七合板”乐队。崔健当时是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手，和早期很多摇滚乐爱好者一样，他也是从古典音乐圈子走向摇滚乐的。在其他人还在热心于演唱原版摇滚歌曲的时候，崔健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不是我不明白》和《一无所有》是他最早的作品。
1985年，他带着最初创作的《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这两首歌参加了当年的流行歌曲比赛，评委有王昆、李双江。虽然是唯一一个带乐队演出的，不过在第一轮，崔健和他的同伴就给刷下来了。王昆将崔健推上了那个时代的顶峰。当年的王昆，是纪念国际和平年音乐会的电视总编，当时，这个节目已经选了一些有名的歌手了。崔健是被别人介绍过来的。已经看过崔健的乐队演出的王昆，在他们走台的时候拿着《一无所有》的歌词看了一眼，说：“我觉得写得挺好的，唱吧。”就这样，崔健有了上台的机会。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某公司高管王先生谈起《一无所有》唏嘘不已：“当时听到这首歌的震撼现在还记忆犹新，没想到还能这么直白而猛烈地表露心声，这首歌也开始了我的摇滚情结”。
摇滚青年的偶像
1989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上市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摇滚专辑：《一无所有》《从头再来》《不是我不明白》是对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思考；《不再掩饰》是对自己内心深处思想灵魂的袒露，是自我醒悟后的呼声与剖白；而《花房姑娘》《假行僧》《出走》等作品则表达了一种挣扎叛离的情绪。
现在，王先生家里还保留《音像世界》从创刊到现在所有的杂志，《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99年再版时，王先生也怀旧地买了一张碟作纪念：“这里面的歌早就倒背如流，都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跟唱了，想当年，那一盒磁带在同学们中间转借得疯了，好像不会吼两句就显得十分落伍，当时一般磁带差不多五块钱一盒，《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被炒到八块五的高价，攒了一个月的零用钱就想有这么一盒”。
90年代初是摇滚浪潮激流勇进的黄金时代。解放了思想的大学生成为摇滚的拥趸，“留长发、跨个吉他组乐队，扮摇滚青年成为一种时尚。”王先生翻出一张泛黄的大学集体照，照片里4个男青年歪歪斜斜错落而站，紧身皮裤和腰间的吉他十分打眼，眼神里透出一份稚嫩的放荡不羁。那时，在玩摇滚的每一个人心中，崔健是一座丰碑，是中国摇滚的标志，是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
为真唱呐喊的斗士
中国摇滚乐在1994年由窦唯、张楚、何勇及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达到最高潮，随后便开始了近10年的沉寂。时代不再，偶像不复；摇滚乐的式微包含多方面原因：盗版开始猖獗、社会舆论对摇滚形象的误读、摇滚演出缺乏良性商业机制运作等等。并未得到大规模公开宣传、商业气息最稀薄的崔健经历了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万众追捧，终究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扑来后于几年间悄然淡出。专辑《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再也掀不起“一无所有”时代的热潮，而他自己，也走向了重视技术、风格欧美化的道路。
2002年，崔健再一次在公众视野里醒目露面，发起了“真唱运动”。依然是一身旧军装，镶着红五星的棒球帽。2008年，崔健又一次站在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来听崔健演唱会的人，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衣冠楚楚，占据了大部分观众席。
当《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的旋律想起，万人大合唱的声音几乎掀翻了工体，那些中年的呐喊与热泪都在缅怀那一逝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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