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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社会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和多元治理的今天，政府、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不仅急需对自身角色进行清晰定位，更要实现符合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多元共治。在环保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作为中国成立最早、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的NGO类型， 甚至一度在生存环境、组织能力较不成熟的情况下，超长发挥对生态环境正向保护、支持、引导的作用，树立良好形象。而公共危机作为风险社会中最为紧张、各社会利益主体最易达成“公共理性”的境况，在强调时间、空间、社会共同逻辑作用的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分析NGO与其他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对政府、NGO等发展均有着良好的助力、借鉴作用。
关鍵词：公共危机；环保NGO；空间动力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0-0116-02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以来，国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环境，政府的一些环保政策缺乏相应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使得国家统一配置社会公益资源的格局开始瓦解，政府在一些公共事务领域的淡出为NGO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体制基础。
目前的时代背景处于时空压缩、社会多元化的资本逻辑支配中，经济的突增式发展、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全球社会几乎都面临着无法预料的各种重大的自然灾害，社会公共危机已由非常态化的偶发转变为常态化的频发，因而环境类公共危机治理也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重要社会行动。在这一背景下，民众的个人利益受到的负面影响逐步扩大，因此这部分主体将由对政府环保方面的失望与质疑转向信任有强烈环保意识的有识之士也自愿投身于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环保NGO，各社会主体面对着免费也最珍贵的生态环境资源，其调配方式愈发地呼吁多元且知识权威下的“公共理性”。
国内外对生态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探究研究范式和政府治理，而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大部分研究集中在NGO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与政府合作治理，较少涉及环保主题和其公共关系互动。“非政府组织不仅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等多种理论获得支持，实践中它还通过在公共危机发生前进行宣传与预警、公共危机发生时进行社会动员与整合、公共危机结束后进行善后修复与回应反馈等发挥着重要作用。”[1]城市空间动力理论，则从当前社会的资本逻辑出发，结合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明晰公共危机这一特定情况之下环保NGO与其他主体互动关系，较为完整地考虑内外系统因素，重点关注环保NGO发展环境中其与其他主体间的了解、诉求等互动情况。
一、城市空间动力进程中环保NGO的政治机会空间
资本的运作塑造了现代化迅猛发展的社会格局与文明，城市作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资本与资源集聚的典型区域，环境污染、城市问题在这一空间中爆发的关注度和社会主体参与度高于其他空间。
后现代地理学将对时空动力的关注放置于城市化的进程中，演化而成对城市空间动力的研究，以“资本”为切入点，探究物化的“空间”在“时间、空间、社会”的语境中如何成为社会各主体可支配的资源并反作用于社会各主体。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认为城市化和城市空间生产是资本对城市空间的侵占和控制，也是资本积累的当代空间实践过程与结果，其动力有两部分：“一是寻求城市化效应，二是在社会公正、参与性民主和公民权利和责任空间化的文化政治实践中达成城市空间正义（政治承诺和道德诉求，尤其有可持续发展诉求）”[2]。这一思路有助于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研究更加契合实践，重视资本的运作逻辑、塑造有利可图的制度设计而吸引更多的社会主体主动投身于绿色发展，而非单纯地强调精神上的教化。
马克思认为：受资本的无情与贪婪所驱使，城市化的空间经济被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为实现资本循环、积累和利润服务的城市空间也被生产出来，资本整合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展示其自身逻辑，按自己的原则重新组织城市空间。公民社会将人们从国家和市场的超强控制与统治中解脱出来，主张建立自治、自主、自律性的社会组织，从而形成国家、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社会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命令式的统治，而是多中心的、自主的、合作管理的治理与善治。治理的基本理念就是强调对社会管理力量多元化格局的关注，对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的重视和关切。”[3]
环保NGO出场于资本的生产闭合阶段，在多次生态危机事件中展示了高水平的专业和行动能力，为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协同助力，灵活沟通民众对其他主体的需求，可以说环保NGO在公共危机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它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个当代风险社会中代表性场域。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对环保NGO本身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同时也对其他NGO的发展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二、协同治理中环保NGO的修正与补充
（一）环保NGO与政府：知识权威对政治权威的协助与补充
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政府的权威倾向政治，而环保NGO倾向专业知识，在国家机制中，政治对其他权威的主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总体来说，在环保领域NGO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相比于其他类型NGO要好得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政府基于日益迫切的环境保护问题压力，选择合作程度高、专业知识权威的环保NGO作为合作伙伴进行协同对抗。①这不是说环保NGO与政府就没有冲突，但是公共危机这一特殊场域事件下，二者，尤其是政府面对着民众的舆论和选择，被迫也要追求多元治理体系中专业权威对其进行帮助性的改善。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向环保NGO输送财政拨款等资源和政策支持，保证了政府逐步从社会多元治理模式中逐步抽身，同时也一定程度保证了环保NGO独立性的同时，解决其经济资源问题；又保证环保NGO的独立性。二是在法律合法性上，从根本保证环保NGO的中立话语资格。 （二）环保NGO与企业：知识权威对经济权威的冲突与合作
2014—2015年国内连续爆发的雾霾，引发了全国上下及各社会主体关于环保问题的大行动。环保NGO与企业的互动情况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表现：一是冲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三家环保NGO先是联合发布近千家高排污企业的报告，进行点名批评，社会反响虽很大，但是在没有行政力量（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权威）介入情况下，被点名的企业一般都是置之不理；之后在2015年3月至7月新环保法推行的期间，自然之友等8家环保NGO陆陆续续诉讼了23起环境公益诉讼。②二是合作。在雾霾爆发之后，环保NGO与企业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公益讲座、公益项目（例：蓝天实验室）的宣传部分参与，但是引起广泛专注的案例并不多，大部分企业选择直接与政府环保部门合作。
一些环保NGO的活动和污染企业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在和污染企业进行交涉时，环保民间组织最常用的方式是向政府部门反映，其次是与企业协商、谈判，采取诉讼等法律途径或集会、抗议等方式的很少。但是在比较紧急且紧张的公共危机实践中，掌握着经济资源的企业绝大多数选择依靠政府环保部门的合作。这说明，一方面环保NGO的自身能力尚未将知识权威达到能与经济权威进行交易的程度；另一方面对于国内不成熟的解决环保问题的多元社会格局，仍需政府承担着政治权威主导作用。但是之后更理性的方式，是需要政府扮演过渡角色，将这部分的职能转接给环保NGO。
（三）环保NGO与民众：知识权威对舆论权威的承接与引导
民众在这个场域中，相对于其他三者主体而言，所代表和突出的在于舆论方面的优势。而环保NGO本身就是公民基于共同信仰或利益而自愿结成的社团，它在环境危机事件管理活动中，着重依靠的是公民个体间产生的团结合作、公益精神所带来的平等互惠，要实现这一作用，它也取决于“社会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
在我国现时期，面对环境公共危机事件，民众更多还是集中期望和要求政府的环境保护，对于环保NGO的要求相对较低，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国环保NGO与媒体的合作是最为密切的，甚至一些骨干成员就是媒体记者，中国的环保NGO是所有之中采取集体行动最成功的领域”[4]，因而，环保NGO在获得民众对非政府组织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肯定、避免造成信用危机而挫伤它们应对危机的积极性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经验优势和形象优势，是一对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知识权威获得舆论权威认同，并合理引导公共危机实践中民众的舆论，将民众的需求理性承接过渡给政府或企业；而舆论权威愿意参与和信任知识权威所提供的服务与信息。
三、结语
乔治·里查森指出：“资源互补的必要性是组织间合作的关键动力。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被视为积聚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两者的资源和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创新性。”[5]在环保公共危机事件中，NGO、政府、企业、民众均有自己倾向性的资本优势和权威，资本互补与交流是可以有效实现的。尤其是环保NGO，作为目前环境类公共危机中最容易有中立话语权的社会主体，相对于政府、企业、民众，其专业知识方面的权威性和天然的相对独立性，可继续强化自身话语中立、知识权威的优势，并协助其他各主体间的相互沟通交流有较为理性的渠道。
参考文献：
[1]涂光晋，宫贺.公共危机背景下NGO的公共关系与社会责任——以汶川地震与台湾风灾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11）.
[2]董慧.当代资本的空间化实践——大卫·哈维对城市空间动力的探寻[J].哲学动态，2010（10）.
[3]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M]//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邓国胜.中国环保NGO发展指数研究[J].中国非盈利評论，2010（7）.
[5]南姆·卡朴库.无等级的合作：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合作伙伴关系[J].公共行政，2004（1）.
关鍵词：公共危机；环保NGO；空间动力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0-0116-02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以来，国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环境，政府的一些环保政策缺乏相应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使得国家统一配置社会公益资源的格局开始瓦解，政府在一些公共事务领域的淡出为NGO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体制基础。
目前的时代背景处于时空压缩、社会多元化的资本逻辑支配中，经济的突增式发展、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全球社会几乎都面临着无法预料的各种重大的自然灾害，社会公共危机已由非常态化的偶发转变为常态化的频发，因而环境类公共危机治理也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重要社会行动。在这一背景下，民众的个人利益受到的负面影响逐步扩大，因此这部分主体将由对政府环保方面的失望与质疑转向信任有强烈环保意识的有识之士也自愿投身于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环保NGO，各社会主体面对着免费也最珍贵的生态环境资源，其调配方式愈发地呼吁多元且知识权威下的“公共理性”。
国内外对生态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探究研究范式和政府治理，而对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大部分研究集中在NGO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与政府合作治理，较少涉及环保主题和其公共关系互动。“非政府组织不仅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等多种理论获得支持，实践中它还通过在公共危机发生前进行宣传与预警、公共危机发生时进行社会动员与整合、公共危机结束后进行善后修复与回应反馈等发挥着重要作用。”[1]城市空间动力理论，则从当前社会的资本逻辑出发，结合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明晰公共危机这一特定情况之下环保NGO与其他主体互动关系，较为完整地考虑内外系统因素，重点关注环保NGO发展环境中其与其他主体间的了解、诉求等互动情况。
一、城市空间动力进程中环保NGO的政治机会空间
资本的运作塑造了现代化迅猛发展的社会格局与文明，城市作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资本与资源集聚的典型区域，环境污染、城市问题在这一空间中爆发的关注度和社会主体参与度高于其他空间。
后现代地理学将对时空动力的关注放置于城市化的进程中，演化而成对城市空间动力的研究，以“资本”为切入点，探究物化的“空间”在“时间、空间、社会”的语境中如何成为社会各主体可支配的资源并反作用于社会各主体。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认为城市化和城市空间生产是资本对城市空间的侵占和控制，也是资本积累的当代空间实践过程与结果，其动力有两部分：“一是寻求城市化效应，二是在社会公正、参与性民主和公民权利和责任空间化的文化政治实践中达成城市空间正义（政治承诺和道德诉求，尤其有可持续发展诉求）”[2]。这一思路有助于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研究更加契合实践，重视资本的运作逻辑、塑造有利可图的制度设计而吸引更多的社会主体主动投身于绿色发展，而非单纯地强调精神上的教化。
马克思认为：受资本的无情与贪婪所驱使，城市化的空间经济被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为实现资本循环、积累和利润服务的城市空间也被生产出来，资本整合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展示其自身逻辑，按自己的原则重新组织城市空间。公民社会将人们从国家和市场的超强控制与统治中解脱出来，主张建立自治、自主、自律性的社会组织，从而形成国家、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社会不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命令式的统治，而是多中心的、自主的、合作管理的治理与善治。治理的基本理念就是强调对社会管理力量多元化格局的关注，对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的重视和关切。”[3]
环保NGO出场于资本的生产闭合阶段，在多次生态危机事件中展示了高水平的专业和行动能力，为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协同助力，灵活沟通民众对其他主体的需求，可以说环保NGO在公共危机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它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个当代风险社会中代表性场域。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对环保NGO本身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同时也对其他NGO的发展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二、协同治理中环保NGO的修正与补充
（一）环保NGO与政府：知识权威对政治权威的协助与补充
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政府的权威倾向政治，而环保NGO倾向专业知识，在国家机制中，政治对其他权威的主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总体来说，在环保领域NGO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相比于其他类型NGO要好得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政府基于日益迫切的环境保护问题压力，选择合作程度高、专业知识权威的环保NGO作为合作伙伴进行协同对抗。①这不是说环保NGO与政府就没有冲突，但是公共危机这一特殊场域事件下，二者，尤其是政府面对着民众的舆论和选择，被迫也要追求多元治理体系中专业权威对其进行帮助性的改善。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向环保NGO输送财政拨款等资源和政策支持，保证了政府逐步从社会多元治理模式中逐步抽身，同时也一定程度保证了环保NGO独立性的同时，解决其经济资源问题；又保证环保NGO的独立性。二是在法律合法性上，从根本保证环保NGO的中立话语资格。 （二）环保NGO与企业：知识权威对经济权威的冲突与合作
2014—2015年国内连续爆发的雾霾，引发了全国上下及各社会主体关于环保问题的大行动。环保NGO与企业的互动情况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表现：一是冲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三家环保NGO先是联合发布近千家高排污企业的报告，进行点名批评，社会反响虽很大，但是在没有行政力量（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权威）介入情况下，被点名的企业一般都是置之不理；之后在2015年3月至7月新环保法推行的期间，自然之友等8家环保NGO陆陆续续诉讼了23起环境公益诉讼。②二是合作。在雾霾爆发之后，环保NGO与企业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公益讲座、公益项目（例：蓝天实验室）的宣传部分参与，但是引起广泛专注的案例并不多，大部分企业选择直接与政府环保部门合作。
一些环保NGO的活动和污染企业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在和污染企业进行交涉时，环保民间组织最常用的方式是向政府部门反映，其次是与企业协商、谈判，采取诉讼等法律途径或集会、抗议等方式的很少。但是在比较紧急且紧张的公共危机实践中，掌握着经济资源的企业绝大多数选择依靠政府环保部门的合作。这说明，一方面环保NGO的自身能力尚未将知识权威达到能与经济权威进行交易的程度；另一方面对于国内不成熟的解决环保问题的多元社会格局，仍需政府承担着政治权威主导作用。但是之后更理性的方式，是需要政府扮演过渡角色，将这部分的职能转接给环保NGO。
（三）环保NGO与民众：知识权威对舆论权威的承接与引导
民众在这个场域中，相对于其他三者主体而言，所代表和突出的在于舆论方面的优势。而环保NGO本身就是公民基于共同信仰或利益而自愿结成的社团，它在环境危机事件管理活动中，着重依靠的是公民个体间产生的团结合作、公益精神所带来的平等互惠，要实现这一作用，它也取决于“社会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
在我国现时期，面对环境公共危机事件，民众更多还是集中期望和要求政府的环境保护，对于环保NGO的要求相对较低，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国环保NGO与媒体的合作是最为密切的，甚至一些骨干成员就是媒体记者，中国的环保NGO是所有之中采取集体行动最成功的领域”[4]，因而，环保NGO在获得民众对非政府组织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肯定、避免造成信用危机而挫伤它们应对危机的积极性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经验优势和形象优势，是一对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知识权威获得舆论权威认同，并合理引导公共危机实践中民众的舆论，将民众的需求理性承接过渡给政府或企业；而舆论权威愿意参与和信任知识权威所提供的服务与信息。
三、结语
乔治·里查森指出：“资源互补的必要性是组织间合作的关键动力。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被视为积聚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两者的资源和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创新性。”[5]在环保公共危机事件中，NGO、政府、企业、民众均有自己倾向性的资本优势和权威，资本互补与交流是可以有效实现的。尤其是环保NGO，作为目前环境类公共危机中最容易有中立话语权的社会主体，相对于政府、企业、民众，其专业知识方面的权威性和天然的相对独立性，可继续强化自身话语中立、知识权威的优势，并协助其他各主体间的相互沟通交流有较为理性的渠道。
参考文献：
[1]涂光晋，宫贺.公共危机背景下NGO的公共关系与社会责任——以汶川地震与台湾风灾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11）.
[2]董慧.当代资本的空间化实践——大卫·哈维对城市空间动力的探寻[J].哲学动态，2010（10）.
[3]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M]//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邓国胜.中国环保NGO发展指数研究[J].中国非盈利評论，2010（7）.
[5]南姆·卡朴库.无等级的合作：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合作伙伴关系[J].公共行政，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