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所谓的生产率悖论人们展开了激烈争论——大举投资信息技术并没有带来可量化的生产率改进。如今，这一悖论卷土重来。
　　早在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提出：“计算机时代随处可见，就是无法在生产率数字中找到踪迹。”生产率悖论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解决，当时美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生产率复兴。1991年-2007年，美国非农商业部门生产率年增长2.5%，而此前15年的趋势值为1.5%。互联网时代的好处终于实现了。关于生产率悖论的担忧也烟消云散。
　　但人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尽管经历了又一次技术革命，但生产率增长再次放缓。这一回，生产率下降是全球趋势，受影响最大的正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
　　2010年-2014年，美国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率下降到0.9%。尽管中国政府并不定期公布生产率数字，但问题已经显而易见：城镇总体就业增长远超政府的增长目标。与此同时，产出增长从33年来10%的趋势增长率下降到如今的7%。这一降幅是在新增就业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表明生产率必定在减速。
　　最新的悖论就在这里。革命性技术正在创造新的市场（数字媒体和计算机化可穿戴设备）、服务（能源管理和DNA测序）、产品（智能手机和机器人）和高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苹果），毫无疑问生产率增长应该高歌猛进。當代索洛也许会说，“万物联网”随处可见，就是无法在生产率数字中找到踪迹。
　　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指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引领的创新，如自动化高速数据处理和电子商务等，与工业革命时的蒸汽机、电力和自来水等技术突破相比，不值一提。尽管这些创新给主要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极其难以复制。
　　今天的革命性技术令我们沉迷，但我对戈登的观点深有共鸣。如果美国生产率数据确实如其所表现的那样，如今该涨势已经消失。乐观派认为，官方数字没有体现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它忽视了生产率衡量中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携式信息设备的普及所带来的工作时间低估。
　　据美国劳动统计局估算，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平均工作周时长一直保持在34小时左右。但这与现实相去甚远：知识工人日益在传统办公室之外埋头苦干，查收邮件、更新报表、撰写报告、参与集体头脑风暴。事实上，“白领”如今需要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随时待命，而这完全没有体现在官方数字中。
　　生产率增长不是工作时间更长，而是单位劳动投入产生更多产出。产出的低估与信息技术所导致的工作时长低估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中国生产率减速情况也许不如美国严重。生产率减速是中国经济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转型的副产品。事实上，直到2013年，服务业才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部门。如今差距正在扩大，并且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而在这一转变成为问题之前，中国还有充足的时间。戈登指出，城市化会带来长期持续的生产率红利，但这股顺风终有停止的一天，届时，中国将开始向所谓的发达经济前沿靠拢。
　　到了那时，中国将面临美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生产率挑战。中国决策者将创新驱动型增长作为新的重点，这表明他们认识到了这一风险。没有强大的创新，维持生产率增长将十分困难。中国最近的生产率下降趋势是一个预警，生产率下降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生产率增长是一国经济表现的决定性因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生产率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例外而非常规。最近中美两国均出现生产率增长减速迹象。对于陷入长期停滞的世界来说，这十分不妙。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