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月15日上午，姚明在北川中学为参加“2014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的小选手们充当教练。
一身篮球运动装、招牌式笑容、极具特色的嗓音以及与任何人站在一起都能立即产生的“最萌身高差”，这样的描述会让大家不由自主地说出同一个人——对，他就是姚明。从18岁入选中国男篮国家队，到4年后加盟休斯顿火箭队开启9年NBA生涯，篮球场上的追求无疑是姚明在青年时的唯一目标。
把青春留在美国，把荣誉洒向中国。2011年7月20日，31岁的姚明在上海宣布退役，并宣布选择公益慈善作为今后人生的主要发展方向。在场上，姚明勇于拼抢，创造了连续7个赛季入选NBA全明星赛首发阵容的惊人纪录；在场下，姚明乐善好施，积极为公益献身。从2007年参加“姚明纳什慈善篮球赛”开始，到随后成立姚明慈善基金会和“姚基金”，运作招牌项目“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并为各项公益倡议代言，姚明手中的这张姚式慈善名片愈显厚重。
2014年7月15日晚9时，在参加完当天“2014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的准备工作后，姚明准时出现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大酒店五层的会议室内。有着在大洋彼岸生活近十年经历，姚明与记者畅谈起了他所认识的美国式慈善，他说：“亲身参与慈善远比单纯捐钱要快乐得多。”
问：9年的NBA生涯战绩颇丰，回国后又成为上海男篮老板并在交大求学，同时还为公益慈善不停奔走。这一切让很多人视你为榜样，你是怎样看待成功的？
姚明：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把成功目标定得太高了，总希望能做到全国知名，这样淘汰率当然会非常高，目标也变得遥不可及。我觉得不如将目标设想得低一些，慢慢来，顺其自然会更好，更多潜力会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发掘出来。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报的所有的兴趣小组都与科学有关，跟篮球没多大关系。后来在成长过程中才逐渐培养出篮球兴趣，走上运动员这条道路。
问：你在美国的这些年来观察到他们的慈善是怎样的？
姚明：美国的慈善更多是以宗教为出发点，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都认为，人天生就要回报社会，我特别赞同这种观点。
我感觉美国慈善是一种多细胞化的产业，而国内的更多是单细胞的。别看盖茨和巴菲特所倡导的“裸捐”在全世界都很出名，但这并不是美国慈善的全部，数量庞大的社区基金会才是美国慈善界的根基。一家社区基金会的服务辐射范围可能不超过200平方米，但这200平方米内的人一定能够享受到基金会最好的服务。
美国社区人人公益的观念很发达。社区居民会凭借各自力量为社区服务，形式、内容多种多样。比如，社区居民会每人拿出一笔钱，筹足一定数量后，为社区的孩子们设立一个奖学金。哪怕这笔钱只够扶持一个孩子，他们也很乐意。
问：与很多运动员响应公益倡议的方式不同，你选择在美国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和在国内成立姚基金来做公益，理由是什么？
姚明：这还要从2007年的“姚明纳什慈善篮球赛”说起。当时，NBA球星纳什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他，在中国，有一些偏远山区的孩子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希望他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来帮助募集善款，资助孩子。由于都在NBA，我又是中国人，纳什邀请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当时并没有很长远的想法，只是考虑一次性捐建一所学校，就在北京举办这场慈善赛来募集建校的资金，那一场比赛我们共募到了1400万元人民币的善款。但这场比赛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当你亲身参与其中的时候，远远比自己单纯捐赠一笔钱要感触深得多。
如何能长期参与其中，让公益不仅是一次性的行为，当时我就想到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基金。成立基金或基金会，让我觉得可以更主动、更有规划地通过自己的想法去改变这个社会。
但当时正值2008北京奥运会前夕，没有空余时间，我打算把成立基金的事再放一放。但就在这一年汶川发生地震，我當时身在美国，就拿出了200万美元，按照美国法律成立了姚明慈善基金会，用于帮助汶川重建。我随后回国，才重新开启了国内基金的成立计划，经过与国内多家慈善组织接触，最终选择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携手，利用2007年慈善赛所募到的善款，在它旗下设立专项公募基金，就是现在的“姚基金”。现在，美国的基金会和国内的“姚基金”都是由我的团队在管理。
问：你对于姚基金今后的发展作何打算？
姚明：我觉得首先要将“姚基金”的质量做起来，建立一套标准，形成有效的质量监控，找到一个有效的、能够复制的可持续模式。之前团队也讨论过社会企业的话题，社会企业产生的所有利润都将投入到基金未来的发展中去，“姚基金”暂时还没有准备好。
问：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你曾批评国内“超过40人的象棋比赛都需要报批”，那么你又如何看待在公益路上遇到的条条框框？
姚明：目前，国家在公益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太健全，个人的慈善公益在成长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烦恼，“姚基金”同样是如此。比如说，“姚基金”每年举办的慈善篮球赛就遇到很多质疑的声音。慈善应该怎样界定？这里面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就很大，我们已经遭遇无数次了。即便我们的募款数额在青基会旗下能够完全公开，也仍然难以打消一些人的疑虑。
我们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简政放权，对于慈善基金的运作和活动能出台一些明确的责任权限和管理方法，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一目了然。这样，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会更轻松、更明确。
问：在“姚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中往往招募了大量的志愿者，你怎样看待志愿者的作用？
姚明：公益更重要的是一种体验，而志愿者则是这种体验中最好的表现形式。与捐助金钱不同，志愿者捐助的更多是时间，当捐出时间做公益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是一样的。而也只有当捐出时间参与到公益活动中，你才可能看到一些真实情况，并感受深刻，这样你能够了解到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我并不是排斥资金和物资的捐赠，只是强调亲身参与公益过程的重要性。
问：2014年“两会”期间，你作为政协委员提出“让体育回归教育”的观点，而姚基金创立的“篮球季”项目也正为全国希望小学孩子们改善体育教育，你是想通过公益来影响政策吗？
姚明：据我们了解，乡村孩子放学后更多地处于闲散状态，不像城里孩子在放学后有课余作业和兴趣班。我们希望让篮球运动丰富乡村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通过比赛让孩子们学会如何在场上竞争以及和队友合作，培养团队意识。这样，孩子们能够学会直面生活中的困难，懂得在困难时候如何与别人交流去赢得帮助。
我们并不是通过“篮球季”来选拔篮球苗子。在他们这个年龄不必看重参与者的技能塑造，更多的是希望培养孩子们的篮球兴趣，让运动成为孩子们的快乐。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篮球季”在全国的开展去帮助一些地方实现政策破冰，以篮球运动作为切入点，让体育回归教育，推进素质教育。
问：你如今在商界、政界、学界和慈善界拥有的头衔很多，你怎样平衡众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跨界合作？
姚明：这就是被动响应公益号召和主动做基金会的区别。现代社会强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但这并不妨碍跨界，跨界合作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特殊奥运会、野生动物救助协会内，我都不是专家，但我认同这些机构的项目，就尽自己的能力参与和帮助他们，这些头衔大多来源于此。但在“篮球季”项目上，因为自己原本就是篮球运动员，所以还是有很大发言权的，当然我们也需要不停地进步。
如果有政府、企业或民间各界找到“姚基金”，我觉得这是双赢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公益项目的管理经验和执行经验，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思想碰撞，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把公益做得更好。
一身篮球运动装、招牌式笑容、极具特色的嗓音以及与任何人站在一起都能立即产生的“最萌身高差”，这样的描述会让大家不由自主地说出同一个人——对，他就是姚明。从18岁入选中国男篮国家队，到4年后加盟休斯顿火箭队开启9年NBA生涯，篮球场上的追求无疑是姚明在青年时的唯一目标。
把青春留在美国，把荣誉洒向中国。2011年7月20日，31岁的姚明在上海宣布退役，并宣布选择公益慈善作为今后人生的主要发展方向。在场上，姚明勇于拼抢，创造了连续7个赛季入选NBA全明星赛首发阵容的惊人纪录；在场下，姚明乐善好施，积极为公益献身。从2007年参加“姚明纳什慈善篮球赛”开始，到随后成立姚明慈善基金会和“姚基金”，运作招牌项目“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并为各项公益倡议代言，姚明手中的这张姚式慈善名片愈显厚重。
2014年7月15日晚9时，在参加完当天“2014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的准备工作后，姚明准时出现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大酒店五层的会议室内。有着在大洋彼岸生活近十年经历，姚明与记者畅谈起了他所认识的美国式慈善，他说：“亲身参与慈善远比单纯捐钱要快乐得多。”
问：9年的NBA生涯战绩颇丰，回国后又成为上海男篮老板并在交大求学，同时还为公益慈善不停奔走。这一切让很多人视你为榜样，你是怎样看待成功的？
姚明：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把成功目标定得太高了，总希望能做到全国知名，这样淘汰率当然会非常高，目标也变得遥不可及。我觉得不如将目标设想得低一些，慢慢来，顺其自然会更好，更多潜力会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发掘出来。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报的所有的兴趣小组都与科学有关，跟篮球没多大关系。后来在成长过程中才逐渐培养出篮球兴趣，走上运动员这条道路。
问：你在美国的这些年来观察到他们的慈善是怎样的？
姚明：美国的慈善更多是以宗教为出发点，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都认为，人天生就要回报社会，我特别赞同这种观点。
我感觉美国慈善是一种多细胞化的产业，而国内的更多是单细胞的。别看盖茨和巴菲特所倡导的“裸捐”在全世界都很出名，但这并不是美国慈善的全部，数量庞大的社区基金会才是美国慈善界的根基。一家社区基金会的服务辐射范围可能不超过200平方米，但这200平方米内的人一定能够享受到基金会最好的服务。
美国社区人人公益的观念很发达。社区居民会凭借各自力量为社区服务，形式、内容多种多样。比如，社区居民会每人拿出一笔钱，筹足一定数量后，为社区的孩子们设立一个奖学金。哪怕这笔钱只够扶持一个孩子，他们也很乐意。
问：与很多运动员响应公益倡议的方式不同，你选择在美国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和在国内成立姚基金来做公益，理由是什么？
姚明：这还要从2007年的“姚明纳什慈善篮球赛”说起。当时，NBA球星纳什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他，在中国，有一些偏远山区的孩子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希望他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来帮助募集善款，资助孩子。由于都在NBA，我又是中国人，纳什邀请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当时并没有很长远的想法，只是考虑一次性捐建一所学校，就在北京举办这场慈善赛来募集建校的资金，那一场比赛我们共募到了1400万元人民币的善款。但这场比赛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当你亲身参与其中的时候，远远比自己单纯捐赠一笔钱要感触深得多。
如何能长期参与其中，让公益不仅是一次性的行为，当时我就想到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基金。成立基金或基金会，让我觉得可以更主动、更有规划地通过自己的想法去改变这个社会。
但当时正值2008北京奥运会前夕，没有空余时间，我打算把成立基金的事再放一放。但就在这一年汶川发生地震，我當时身在美国，就拿出了200万美元，按照美国法律成立了姚明慈善基金会，用于帮助汶川重建。我随后回国，才重新开启了国内基金的成立计划，经过与国内多家慈善组织接触，最终选择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携手，利用2007年慈善赛所募到的善款，在它旗下设立专项公募基金，就是现在的“姚基金”。现在，美国的基金会和国内的“姚基金”都是由我的团队在管理。
问：你对于姚基金今后的发展作何打算？
姚明：我觉得首先要将“姚基金”的质量做起来，建立一套标准，形成有效的质量监控，找到一个有效的、能够复制的可持续模式。之前团队也讨论过社会企业的话题，社会企业产生的所有利润都将投入到基金未来的发展中去，“姚基金”暂时还没有准备好。
问：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你曾批评国内“超过40人的象棋比赛都需要报批”，那么你又如何看待在公益路上遇到的条条框框？
姚明：目前，国家在公益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太健全，个人的慈善公益在成长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烦恼，“姚基金”同样是如此。比如说，“姚基金”每年举办的慈善篮球赛就遇到很多质疑的声音。慈善应该怎样界定？这里面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就很大，我们已经遭遇无数次了。即便我们的募款数额在青基会旗下能够完全公开，也仍然难以打消一些人的疑虑。
我们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简政放权，对于慈善基金的运作和活动能出台一些明确的责任权限和管理方法，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一目了然。这样，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会更轻松、更明确。
问：在“姚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中往往招募了大量的志愿者，你怎样看待志愿者的作用？
姚明：公益更重要的是一种体验，而志愿者则是这种体验中最好的表现形式。与捐助金钱不同，志愿者捐助的更多是时间，当捐出时间做公益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是一样的。而也只有当捐出时间参与到公益活动中，你才可能看到一些真实情况，并感受深刻，这样你能够了解到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我并不是排斥资金和物资的捐赠，只是强调亲身参与公益过程的重要性。
问：2014年“两会”期间，你作为政协委员提出“让体育回归教育”的观点，而姚基金创立的“篮球季”项目也正为全国希望小学孩子们改善体育教育，你是想通过公益来影响政策吗？
姚明：据我们了解，乡村孩子放学后更多地处于闲散状态，不像城里孩子在放学后有课余作业和兴趣班。我们希望让篮球运动丰富乡村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通过比赛让孩子们学会如何在场上竞争以及和队友合作，培养团队意识。这样，孩子们能够学会直面生活中的困难，懂得在困难时候如何与别人交流去赢得帮助。
我们并不是通过“篮球季”来选拔篮球苗子。在他们这个年龄不必看重参与者的技能塑造，更多的是希望培养孩子们的篮球兴趣，让运动成为孩子们的快乐。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篮球季”在全国的开展去帮助一些地方实现政策破冰，以篮球运动作为切入点，让体育回归教育，推进素质教育。
问：你如今在商界、政界、学界和慈善界拥有的头衔很多，你怎样平衡众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跨界合作？
姚明：这就是被动响应公益号召和主动做基金会的区别。现代社会强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但这并不妨碍跨界，跨界合作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特殊奥运会、野生动物救助协会内，我都不是专家，但我认同这些机构的项目，就尽自己的能力参与和帮助他们，这些头衔大多来源于此。但在“篮球季”项目上，因为自己原本就是篮球运动员，所以还是有很大发言权的，当然我们也需要不停地进步。
如果有政府、企业或民间各界找到“姚基金”，我觉得这是双赢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公益项目的管理经验和执行经验，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思想碰撞，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把公益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