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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对《道士塔》作的教学设计。
一问王道士：
因为你的“错步上前”，给中华文化造成怎样的悲剧？
二问余秋雨：
你拦得下斯坦因们劫掠敦煌文物的车队吗？
三问我自己：
“我好恨”，那么，作为我们自己，我最恨什么？
导题
西出阳关，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沿，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它就是敦煌！
敦煌，中国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千年丝路的必经之地，它亲历了十个朝代的繁荣与衰落。敦煌的莫高窟，是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窟内墙上和窟顶的壁画，窟里的佛像和佛经，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灿烂瑰宝。
上个世纪初，由于历史的疏忽、当局的腐败，莫高窟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惨遭劫掠，文物散失他国……
余秋雨的《道士塔》，就是这样一个浩劫的全写真！
我们读过了《道士塔》，那么，我们就一起随了余秋雨先生的笔触，回溯百年前，那个发生在敦煌的“巨大的民族悲剧”。我们真正不忍回眸百年前的敦煌，余秋雨先生借一个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一
让“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的始作俑者是谁？
对！王圆箓！
就是这个王圆箓！他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怎样的悲剧呢？
有谁能来说说这个王圆箓？
1．“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对王道士的盖棺论定，“历史已有记载”。
2．“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余秋雨在谈论王道士的时候，往往是在一个“平台”上将事物的双方“两极”化：“平民”、“农民”、“道士”，却“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前者是低俗，后者是崇高。“两极”化的结果，是将事物分别夸饰到极致，以凸显其荒唐。
3．“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最无知的躯体却要肩起最大的文化重债，同样是“两极”化。
4．“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表示限定某种情况或范围的“只是”，即仅仅是，道出了王道士“错步”必然中的偶然，因为没有王道士，还会有张道士、李道士的！“错步上前”，踩错步点窜上前台，岂非“鬼使神差”？——王圆箓是道士，却当了敦煌这千年“佛教圣地”的家，此一“错步”；一个“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却“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此二错步；对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国宝级的文物交流），本该由官府来经营，却由于当局的昏聩，闹到王道士去播弄，此三“错步”；“无知的躯体”，却要“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此四错步……
他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怎样的悲剧呢？
刷白洞壁——毁损文明
1．道士与佛教圣地
——余秋雨说：“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堂堂，阵容整齐，势力强大；圣地，人们所尊崇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方。“堂堂佛教圣地”与“一个道士”，拉开巨大落差的两极。中国宗教，“和尚”驻锡地——寺庙；“道士”修炼场——道观（或山林）。作为千年佛教圣地的敦煌，其“掌门人”却是一个畏畏缩缩的道士，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从宗教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都是历史最大的误会。
2．老农（自家宅院）与敦煌文物（洞窟）
——当敦煌、当洞窟成了王圆箓的自家的宅院的时候（经营自家宅院的得意忘形与率性而为），他不是在做着自己的事情？与“旁人”何干？——果真如此？
“老农”与“敦煌”，巨大的落差，与“一个道士”同“堂堂佛教圣地”一样，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极”，却居然在王道士身上得到融合。他把敦煌当成了自家的庭院：“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庭院”，“农民做事就讲究个认真”，“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达观地放下了扫把”——好一副典型的农民做派。
这就是王道士的“憨厚”、“达观”：
“憨厚”，朴实厚道。这里，王道士就像老农对待自己庄稼地里的活路一样，尽力尽责、诚心诚意。他似乎是没有一丝“杂念”地在做着他自己的这份“工作”。这便带有了某种喜剧（骨子里却是悲剧）的色彩！
“达观”，什么事都想得开，不为不如意的事情烦恼。石灰的价格、手头的拮据等，不容许王道士做更多的安排。他想得开，因为是自己的事情，他只能点到为止。他认为，即令刷白这几个洞窟，也算是“尽心焉尔矣了”，其他的洞窟，以后再说吧。
3．余秋雨与王道士
所以，余秋雨只能说：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面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惨白。”——“惨白”，常常拿来说景色暗淡、或面容苍白等，这里是说将艺术、将文化、将文明化为了乌有！一个“惨”字，还不仅仅只是形容洞窟“白”得暗淡，更是其情其景的“惨”不忍睹。极言其破坏程度之深、毁损程度之严重！以至于使“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脑中“惨白”，是洞窟“惨白”的必然“留痕”，一方面，现实的场景在脑中留下了“惨白”的影像，一方面，则是内心的创痛，哀伤到“无物”（“惨白”），同时也是对王圆箓的无可奈何，这个毁损了敦煌文明的王圆箓，他本就是一个“惨白”的小人、一个“惨白”的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被毁损的洞窟、连同毁损洞窟的王圆箓，留给我们的就只有“惨白”。
出卖文物——摧残文明
“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把出卖文物当作“最轻松的小买卖”，将敦煌文物等同于“一只鸡”、“一篮青菜”。
“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凸显王道士的愚昧、昏聩，如朦朦然的孩童易被欺骗！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一面是“没有运费”运到省城；一面却是劫掠者越洋运往世界各地、文物盗贼们的京城！
“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贱卖”了文物，还感谢强盗的“布施”！留下来的是耻辱的“两道深深的车辙”（实际是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
敦煌文物被劫掠年代备忘：
1900年5月26日……
1905年10月……
1907年5月……
1908年7月……
1911年10月……
1914年……
……
1900年，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时候，北方正闹着义和团，北京则打进了八国联军；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像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的时候，王道士的家乡，湖北，正爆发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余秋雨说，敦煌文物被疯狂劫掠，“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二
“在王道士手上”的敦煌文物就是这样的被劫掠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而当斯坦因们劫掠敦煌文物的车队碾过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又一步步向我们碾过来的时候：
余秋雨先生拦得下斯坦因们的车队吗？
余秋雨先生说：“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是的，“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是“实干精神”；他们还拿出了“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是“实干精神”。但是，他们的所谓“实干精神”，最终只是“盗贼的行为”！而斯坦因们的所谓“学术”？实际是打着学术旗号进行的疯狂的文化劫掠！我们可以说余秋雨是在反讽，我们也可以说余秋雨的确是在“可以佩服”，但斯坦因们的“学术”，始终改不了他们文化强盗实施疯狂的文化劫掠的事实！
“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余秋雨先生，斯坦因们真是可以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的学者？学问高，就可以留下这笔文化遗产？凭“学问”，就拦得下斯坦因们的车队？余秋雨在自恃高学问吗？中国古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你所面对的外来的“洋盗贼”。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伦敦博物馆，那是怎样的一个屈辱的存放地？试问，为什么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这是痛心疾首的“违心话”！官员糟践，文物就彻底毁损了，而“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毕竟还“物质不灭”啊！指斥当局（官员）的腐朽、昏聩。
不止是余秋雨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他恨得还狠。他们又恨什么呢？
这是一个回环的话题，“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恨什么？一恨，中国的敦煌专家，研究我们自己的敦煌，却要向外国“买来”敦煌文献的胶卷；二恨，“一个过去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三恨，王道士，就是他出卖了敦煌的宝贵的文物（这才有了上面两恨的发生）……
三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面对我们的辉耀着民族智慧之光的璀璨文物被毁损、被劫掠，我们都会从心底发出一声“我好恨”！
敦煌文物就是这样的被毁损、被劫掠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而当斯坦因们劫掠敦煌文物的车队碾过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又一步步向我们碾过来的时候，那么，作为我们自己，我最恨的又是什么？
一恨王道士——王道士虽然渺小、愚昧，但他毕竟是敦煌文物被糟践的始作俑者！
恨他的愚昧、恨他的渺小、恨他的“错步上前”、恨“他不幸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二恨当政者——“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这些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们，可是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做好了吃苦、葬身沙漠，甚至被打、被杀的准备的。而当政者是干什么吃的？煌煌中华文明的精华、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就管在“挂王道士的裤腰带”的钥匙上！那一任一任、一个一个的官僚，就只是在官场上，把敦煌的文物“送来送去”！
“当政者”，他们在干什么？——没有关卡、没有手续、没有保护文物的官邸、没有博物馆长、没有看守和门卫，一连五个“没有”，极言其腐败与腐朽，昏庸与无能。而所有“没有”中对应着的“有”，则全都是“当政者”的职守，全都是“当政者”的最起码的职责。可是，他们却全都是“没有”！那么，有什么呢？只有一个“错步上前”的“肮脏的土道士”王圆箓！
更何况，“当政者”同时又是敦煌文物的“内贼”。
三恨劫掠者——是他们践踏着中华文明，甚至是世界文明！
斯坦因们的谎言：
“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
“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理论，这更是强盗的理论。试想，唐僧取经，是这般巧取豪夺的吗？是这般公然入室为盗贼的吗？是这般鲜廉寡耻、抢了别人的东西，还说是在帮助别人的吗？
四恨我自己——我早生一个世纪，我果真就能剑对剑、战马对战马，跟斯坦因们“决胜负于城下”？早生一个世纪的，不是有“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王圆箓、不是有“稍稍掂出了事情分量”的文官县长、不是有“懂得洞窟价值”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不是更有革命与被革命的革命党与满清的皇上、不是有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我即令是早生一个世纪，我，又能怎样？我真正能阻止强盗们的张狂？
何况，今天我们还要警惕“王圆箓”的借尸还魂（虽然“王圆箓”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下时有发生的哄抢文物、盗卖文物就不说了。近日，一篇名为《顾正红烈士纪念碑被开发商夷为废墟》的帖子被多个论坛相继转载。发帖人称，位于（上海）原棉纺二厂旧址内的顾正红烈士纪念碑已被开发商拆掉，“缅怀烈士的去处成了废墟”。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燃遍上海，席卷全中国。而共产党员顾正红的壮烈牺牲，正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这里，我们该怎样看待“顾正红烈士纪念碑”、“开发商”和“废墟”？这当中可有“王圆箓”等等的影子？
敦煌的劫难过去了，这是中华文明史上最耻辱的一笔。敦煌的屈辱，不会如雨打风吹过、不会如云散风清、雁过也。它会深深地烙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上，警醒着每一个中国人！
是的，回顾百年前的敦煌，我们恨王道士，我们恨当局者，我们更恨那些万劫不复的劫掠者。如果恨能够挽回那失去的一切，我们会永远地深深地恨下去！
走过百年风雨，我们明白，只有恨，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道理是，愚昧就没有尊严、落后就要挨打!
今天，走过余秋雨《道士塔》所诉说的屈辱，敦煌的历史翻到崭新的一页！我们可以昭示世界的是：敦煌是辉煌的中华民族的光焰！敦煌是璀璨的人类智慧的荣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作者通联：湖北教育学院]
一问王道士：
因为你的“错步上前”，给中华文化造成怎样的悲剧？
二问余秋雨：
你拦得下斯坦因们劫掠敦煌文物的车队吗？
三问我自己：
“我好恨”，那么，作为我们自己，我最恨什么？
导题
西出阳关，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沿，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它就是敦煌！
敦煌，中国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千年丝路的必经之地，它亲历了十个朝代的繁荣与衰落。敦煌的莫高窟，是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窟内墙上和窟顶的壁画，窟里的佛像和佛经，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灿烂瑰宝。
上个世纪初，由于历史的疏忽、当局的腐败，莫高窟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惨遭劫掠，文物散失他国……
余秋雨的《道士塔》，就是这样一个浩劫的全写真！
我们读过了《道士塔》，那么，我们就一起随了余秋雨先生的笔触，回溯百年前，那个发生在敦煌的“巨大的民族悲剧”。我们真正不忍回眸百年前的敦煌，余秋雨先生借一个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一
让“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的始作俑者是谁？
对！王圆箓！
就是这个王圆箓！他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怎样的悲剧呢？
有谁能来说说这个王圆箓？
1．“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对王道士的盖棺论定，“历史已有记载”。
2．“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余秋雨在谈论王道士的时候，往往是在一个“平台”上将事物的双方“两极”化：“平民”、“农民”、“道士”，却“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前者是低俗，后者是崇高。“两极”化的结果，是将事物分别夸饰到极致，以凸显其荒唐。
3．“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最无知的躯体却要肩起最大的文化重债，同样是“两极”化。
4．“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表示限定某种情况或范围的“只是”，即仅仅是，道出了王道士“错步”必然中的偶然，因为没有王道士，还会有张道士、李道士的！“错步上前”，踩错步点窜上前台，岂非“鬼使神差”？——王圆箓是道士，却当了敦煌这千年“佛教圣地”的家，此一“错步”；一个“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却“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此二错步；对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国宝级的文物交流），本该由官府来经营，却由于当局的昏聩，闹到王道士去播弄，此三“错步”；“无知的躯体”，却要“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此四错步……
他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怎样的悲剧呢？
刷白洞壁——毁损文明
1．道士与佛教圣地
——余秋雨说：“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堂堂，阵容整齐，势力强大；圣地，人们所尊崇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方。“堂堂佛教圣地”与“一个道士”，拉开巨大落差的两极。中国宗教，“和尚”驻锡地——寺庙；“道士”修炼场——道观（或山林）。作为千年佛教圣地的敦煌，其“掌门人”却是一个畏畏缩缩的道士，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从宗教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都是历史最大的误会。
2．老农（自家宅院）与敦煌文物（洞窟）
——当敦煌、当洞窟成了王圆箓的自家的宅院的时候（经营自家宅院的得意忘形与率性而为），他不是在做着自己的事情？与“旁人”何干？——果真如此？
“老农”与“敦煌”，巨大的落差，与“一个道士”同“堂堂佛教圣地”一样，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极”，却居然在王道士身上得到融合。他把敦煌当成了自家的庭院：“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庭院”，“农民做事就讲究个认真”，“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达观地放下了扫把”——好一副典型的农民做派。
这就是王道士的“憨厚”、“达观”：
“憨厚”，朴实厚道。这里，王道士就像老农对待自己庄稼地里的活路一样，尽力尽责、诚心诚意。他似乎是没有一丝“杂念”地在做着他自己的这份“工作”。这便带有了某种喜剧（骨子里却是悲剧）的色彩！
“达观”，什么事都想得开，不为不如意的事情烦恼。石灰的价格、手头的拮据等，不容许王道士做更多的安排。他想得开，因为是自己的事情，他只能点到为止。他认为，即令刷白这几个洞窟，也算是“尽心焉尔矣了”，其他的洞窟，以后再说吧。
3．余秋雨与王道士
所以，余秋雨只能说：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面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惨白。”——“惨白”，常常拿来说景色暗淡、或面容苍白等，这里是说将艺术、将文化、将文明化为了乌有！一个“惨”字，还不仅仅只是形容洞窟“白”得暗淡，更是其情其景的“惨”不忍睹。极言其破坏程度之深、毁损程度之严重！以至于使“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脑中“惨白”，是洞窟“惨白”的必然“留痕”，一方面，现实的场景在脑中留下了“惨白”的影像，一方面，则是内心的创痛，哀伤到“无物”（“惨白”），同时也是对王圆箓的无可奈何，这个毁损了敦煌文明的王圆箓，他本就是一个“惨白”的小人、一个“惨白”的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被毁损的洞窟、连同毁损洞窟的王圆箓，留给我们的就只有“惨白”。
出卖文物——摧残文明
“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把出卖文物当作“最轻松的小买卖”，将敦煌文物等同于“一只鸡”、“一篮青菜”。
“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凸显王道士的愚昧、昏聩，如朦朦然的孩童易被欺骗！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一面是“没有运费”运到省城；一面却是劫掠者越洋运往世界各地、文物盗贼们的京城！
“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贱卖”了文物，还感谢强盗的“布施”！留下来的是耻辱的“两道深深的车辙”（实际是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
敦煌文物被劫掠年代备忘：
1900年5月26日……
1905年10月……
1907年5月……
1908年7月……
1911年10月……
1914年……
……
1900年，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时候，北方正闹着义和团，北京则打进了八国联军；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像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的时候，王道士的家乡，湖北，正爆发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余秋雨说，敦煌文物被疯狂劫掠，“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二
“在王道士手上”的敦煌文物就是这样的被劫掠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而当斯坦因们劫掠敦煌文物的车队碾过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又一步步向我们碾过来的时候：
余秋雨先生拦得下斯坦因们的车队吗？
余秋雨先生说：“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是的，“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是“实干精神”；他们还拿出了“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是“实干精神”。但是，他们的所谓“实干精神”，最终只是“盗贼的行为”！而斯坦因们的所谓“学术”？实际是打着学术旗号进行的疯狂的文化劫掠！我们可以说余秋雨是在反讽，我们也可以说余秋雨的确是在“可以佩服”，但斯坦因们的“学术”，始终改不了他们文化强盗实施疯狂的文化劫掠的事实！
“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余秋雨先生，斯坦因们真是可以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的学者？学问高，就可以留下这笔文化遗产？凭“学问”，就拦得下斯坦因们的车队？余秋雨在自恃高学问吗？中国古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你所面对的外来的“洋盗贼”。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伦敦博物馆，那是怎样的一个屈辱的存放地？试问，为什么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这是痛心疾首的“违心话”！官员糟践，文物就彻底毁损了，而“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毕竟还“物质不灭”啊！指斥当局（官员）的腐朽、昏聩。
不止是余秋雨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他恨得还狠。他们又恨什么呢？
这是一个回环的话题，“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恨什么？一恨，中国的敦煌专家，研究我们自己的敦煌，却要向外国“买来”敦煌文献的胶卷；二恨，“一个过去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三恨，王道士，就是他出卖了敦煌的宝贵的文物（这才有了上面两恨的发生）……
三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面对我们的辉耀着民族智慧之光的璀璨文物被毁损、被劫掠，我们都会从心底发出一声“我好恨”！
敦煌文物就是这样的被毁损、被劫掠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而当斯坦因们劫掠敦煌文物的车队碾过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又一步步向我们碾过来的时候，那么，作为我们自己，我最恨的又是什么？
一恨王道士——王道士虽然渺小、愚昧，但他毕竟是敦煌文物被糟践的始作俑者！
恨他的愚昧、恨他的渺小、恨他的“错步上前”、恨“他不幸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二恨当政者——“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这些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们，可是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做好了吃苦、葬身沙漠，甚至被打、被杀的准备的。而当政者是干什么吃的？煌煌中华文明的精华、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就管在“挂王道士的裤腰带”的钥匙上！那一任一任、一个一个的官僚，就只是在官场上，把敦煌的文物“送来送去”！
“当政者”，他们在干什么？——没有关卡、没有手续、没有保护文物的官邸、没有博物馆长、没有看守和门卫，一连五个“没有”，极言其腐败与腐朽，昏庸与无能。而所有“没有”中对应着的“有”，则全都是“当政者”的职守，全都是“当政者”的最起码的职责。可是，他们却全都是“没有”！那么，有什么呢？只有一个“错步上前”的“肮脏的土道士”王圆箓！
更何况，“当政者”同时又是敦煌文物的“内贼”。
三恨劫掠者——是他们践踏着中华文明，甚至是世界文明！
斯坦因们的谎言：
“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
“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理论，这更是强盗的理论。试想，唐僧取经，是这般巧取豪夺的吗？是这般公然入室为盗贼的吗？是这般鲜廉寡耻、抢了别人的东西，还说是在帮助别人的吗？
四恨我自己——我早生一个世纪，我果真就能剑对剑、战马对战马，跟斯坦因们“决胜负于城下”？早生一个世纪的，不是有“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王圆箓、不是有“稍稍掂出了事情分量”的文官县长、不是有“懂得洞窟价值”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不是更有革命与被革命的革命党与满清的皇上、不是有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我即令是早生一个世纪，我，又能怎样？我真正能阻止强盗们的张狂？
何况，今天我们还要警惕“王圆箓”的借尸还魂（虽然“王圆箓”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下时有发生的哄抢文物、盗卖文物就不说了。近日，一篇名为《顾正红烈士纪念碑被开发商夷为废墟》的帖子被多个论坛相继转载。发帖人称，位于（上海）原棉纺二厂旧址内的顾正红烈士纪念碑已被开发商拆掉，“缅怀烈士的去处成了废墟”。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燃遍上海，席卷全中国。而共产党员顾正红的壮烈牺牲，正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这里，我们该怎样看待“顾正红烈士纪念碑”、“开发商”和“废墟”？这当中可有“王圆箓”等等的影子？
敦煌的劫难过去了，这是中华文明史上最耻辱的一笔。敦煌的屈辱，不会如雨打风吹过、不会如云散风清、雁过也。它会深深地烙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上，警醒着每一个中国人！
是的，回顾百年前的敦煌，我们恨王道士，我们恨当局者，我们更恨那些万劫不复的劫掠者。如果恨能够挽回那失去的一切，我们会永远地深深地恨下去！
走过百年风雨，我们明白，只有恨，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道理是，愚昧就没有尊严、落后就要挨打!
今天，走过余秋雨《道士塔》所诉说的屈辱，敦煌的历史翻到崭新的一页！我们可以昭示世界的是：敦煌是辉煌的中华民族的光焰！敦煌是璀璨的人类智慧的荣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作者通联：湖北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