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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首个关注、研究、推动并推广中国当代艺术的非营利基金会，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NCAF）致力于在现有的艺术生态系统之中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做一些支持补充性工作。通过严肃地观察艺术、研究艺术，并与艺术机构合作，为推广艺术家的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对此，创始人工兵和执行理事长楠楠用两年内一系列活跃而积极的资助项目和策划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年轻的正在成长之中的基金会。
虽然采访前之前做了很多功课，初次来到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办公空间时，我还是吃了一惊。这个自2014年初成立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资助了15家非营利艺术空间，举办了44场系列讲座的高效团队，却似乎是隐匿在一座普通的写字楼里。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除此之外，在整个办公场域里，既没有浮夸地摆设太多艺术品，也没有任何艺术活动的海报，似乎嗅不到这里任何当代艺术的气息。在我还没回过神儿的空档，执行理事长楠楠已经推门而入，在隔壁的一间小会议室，见到她时，素颜，十分干练的楠楠，以很快地速度整理了一下扎在脑后的马尾，接着又以很快的语速安排了些许其他的工作，随即进入了采访状态，她语速很快，但说话条理清楚。整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也就是楠楠的形象与状态是比较符合预想的。
谈起2014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成立是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艺术界潮起潮落的2l世纪的前十个年头，艺术界对于艺术本体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市场的繁荣和空洞。“以前做一个展览、一个研讨会，你能感觉到大家都是在谈艺术本身，而后来我慢慢发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高度自我重复，很多都被商业和市场所裹挟。”这是作为曾经任职今日美术馆副馆长长达7年之久的楠楠对大环境的感受，在实际运营美术馆的工作中，她也发现在她接触到的资助艺术活动和展览的大名单里，没有一家国内的艺术基金会认真地关注和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楠楠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基金会的出现是必然的。
对于大环境敏锐的观察是一方面，而生活与工作上的平衡问题则是促使楠楠做出这个选择的另一方面。“在美术馆的多年工作已经到了瓶颈期，很多外力因素导致我觉得难有突破，再加上人生到了一个新阶段，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工作节奏来适应新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外因加上自身因素让我希望离开美术馆寻求一些新鲜的有意义的工作。”最后，一个有着实际经验的创始人给了这个基金会最强有力的支持，收藏家王兵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那时也已经有将近十年的运营管理经验。“当时，王兵先生的爱佑慈善基金会已经有非常大的规模了，于是跟我提出做一点不一样的，且有益于艺术生态发展的事情。我们就一拍即合了，规划着做一个专业的当代艺术基金会，在当代艺术走过了30年的时候，关注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当代艺术。”
且不论2014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成立之时，即便是在现在，“基金会”一词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甚至会与各种“基金”互相混淆，而即便是“基金会”领域本身，也有着鱼龙混杂的纷繁面目。之前就有一篇名为《名目繁杂的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文章引起业界的关注，文章指出：“大多数艺术类基金会都打着‘当代艺术’的招牌，但不见得全都与当代艺术有关。”对于这些文不对题的基金会的组织构架和资金流向都有所针砭。由此也验证了楠楠所说的一个现实：“中国的基金会行业起步晚，不完善，专业意识不足，但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对“基金会”的认识不足，楠楠在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一边做基金会，一边做基金会概念的普及和推广。有趣的是，有些初次和北京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打交道的机构抱怨说基金会不够“大气”，却殊不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为了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有意义的资助项目和活动上，自身也是“轻资产”来减少运营实体的开销。对此，楠楠言谈间多了几分苦笑和无奈。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在经营的活动和项目上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积极做事，稳步调整，不得不说，这和楠楠本人在行进之中不断思考转变有关。“基金会成立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资助了‘分泌场”录像局’。也是源于2014年，‘分泌场’的展览让我这个从90年代初就开始看各种当代艺术展览的人又找到了那种久违的鲜活，艺术生命力。以此为例，我感到艺术界某种意义上的回归。”
相对于美术馆肩负着公共教育和审美引导的社会责任，非营利艺术空间可以包容接纳一切正在发生的、尚无盖棺定论的艺术；又不同于画廊，非营利艺术空间也没有被市场和资本所影响，而无需考虑经济回报，可以让艺术的面貌变得更为简单纯粹。正如楠楠一再强调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正是看到了非营利艺术空间在艺术生态体系中所扮演的实验性角色的重要性，才在其核心项目之一“新艺向”中，资助了“望远镜”“录像局”“观察社”“箭厂”“分泌场”“上午艺术空间”“再生空间”“黑桥OFF”等多个非营利艺术空间。“不论是还在寻找自己未来方向的年轻艺术家，还是业已有所作为却希望能够有所突破的成名艺术家，这里都是给予他们不受任何束缚和限制的创作空间，在自由的创作环境下才可能出现伟大的艺术。非营利艺术空间就是一个可以任由艺术家涂鸦、打草稿、进行行业交流的地方。
相比“新艺向”，北京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更为“吸粉”，也更具参与性的项目“新艺见”系列讲座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之后，受到了业界一直好评。同时，这个项目的策划实施也让楠楠自身获得了一些新的收获和感悟：“以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一直认为讲座是展览的一个附属品，后来受到‘新艺见’讲座内容策划负责人常旭阳的启发，才意识到讲座是有其独立价值和必要性的，它除了是一个可以给青年艺术家展示和宣传的平台，也可以是一个生产知识的系统。”
在做了3年讲座活动之后，这一想法充分地被实践和展示了自己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又带给了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工作者更多的困惑和思考。随着近几年来，中国青年艺术家过度地关注、宣传和曝光，面对丰富的创作素材和薄弱的研究阐释机制之间的矛盾，2016年“新艺见+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活动又把目光转向了专注于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和策展人，分享他们近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专注观察和研究的一些课题。与此同时，从项目的覆盖率上来讲，也从北京一地扩展到了上海、广州。“新艺见+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新艺见+外滩美术馆”与“新艺见+时代美术馆”将通过三地联动来搭建一个观点更多元，影响更深广的思想舞台。
而接下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又将会陆续启动对艺术项目和艺术研究出版物的资助项目。在丰富而充满想象力的工作背后，楠楠似乎既感到了无可限量的宽广，又感到了由此带来的困难。“不同于在美术馆那种有规范和界定的工作流程，基金会的工作显然少了很多限制和条条框框，但有时候这种宽广带来的工作上的多样化可能也常会带来选择上的困难，既自由又缺乏参照物，就像要把车倒进没划线的停车位一样。”但听到楠楠向我细数了一下2016年的新活动，我觉得这些困难只能使他们越来越好。
不求经济利益上的回报，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赞许，他们在艺术市场之外，找到了一片大有可为的天地，但由于中国国情，很难直接移植国外业已成熟的艺术基金会模式，所以对于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来说，依旧要刀耕火种地去辛勤开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楠楠说，艺术家、学者能够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做自己想做的和自己该做的就是对新世纪艺术基金会和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你若灿烂，我便美好。”也计这种说法过于情画意，但心情大抵是这样的。
虽然采访前之前做了很多功课，初次来到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办公空间时，我还是吃了一惊。这个自2014年初成立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资助了15家非营利艺术空间，举办了44场系列讲座的高效团队，却似乎是隐匿在一座普通的写字楼里。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除此之外，在整个办公场域里，既没有浮夸地摆设太多艺术品，也没有任何艺术活动的海报，似乎嗅不到这里任何当代艺术的气息。在我还没回过神儿的空档，执行理事长楠楠已经推门而入，在隔壁的一间小会议室，见到她时，素颜，十分干练的楠楠，以很快地速度整理了一下扎在脑后的马尾，接着又以很快的语速安排了些许其他的工作，随即进入了采访状态，她语速很快，但说话条理清楚。整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也就是楠楠的形象与状态是比较符合预想的。
谈起2014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成立是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艺术界潮起潮落的2l世纪的前十个年头，艺术界对于艺术本体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市场的繁荣和空洞。“以前做一个展览、一个研讨会，你能感觉到大家都是在谈艺术本身，而后来我慢慢发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高度自我重复，很多都被商业和市场所裹挟。”这是作为曾经任职今日美术馆副馆长长达7年之久的楠楠对大环境的感受，在实际运营美术馆的工作中，她也发现在她接触到的资助艺术活动和展览的大名单里，没有一家国内的艺术基金会认真地关注和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楠楠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基金会的出现是必然的。
对于大环境敏锐的观察是一方面，而生活与工作上的平衡问题则是促使楠楠做出这个选择的另一方面。“在美术馆的多年工作已经到了瓶颈期，很多外力因素导致我觉得难有突破，再加上人生到了一个新阶段，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工作节奏来适应新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外因加上自身因素让我希望离开美术馆寻求一些新鲜的有意义的工作。”最后，一个有着实际经验的创始人给了这个基金会最强有力的支持，收藏家王兵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那时也已经有将近十年的运营管理经验。“当时，王兵先生的爱佑慈善基金会已经有非常大的规模了，于是跟我提出做一点不一样的，且有益于艺术生态发展的事情。我们就一拍即合了，规划着做一个专业的当代艺术基金会，在当代艺术走过了30年的时候，关注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当代艺术。”
且不论2014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成立之时，即便是在现在，“基金会”一词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甚至会与各种“基金”互相混淆，而即便是“基金会”领域本身，也有着鱼龙混杂的纷繁面目。之前就有一篇名为《名目繁杂的当代艺术基金会》的文章引起业界的关注，文章指出：“大多数艺术类基金会都打着‘当代艺术’的招牌，但不见得全都与当代艺术有关。”对于这些文不对题的基金会的组织构架和资金流向都有所针砭。由此也验证了楠楠所说的一个现实：“中国的基金会行业起步晚，不完善，专业意识不足，但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对“基金会”的认识不足，楠楠在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一边做基金会，一边做基金会概念的普及和推广。有趣的是，有些初次和北京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打交道的机构抱怨说基金会不够“大气”，却殊不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为了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有意义的资助项目和活动上，自身也是“轻资产”来减少运营实体的开销。对此，楠楠言谈间多了几分苦笑和无奈。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在经营的活动和项目上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积极做事，稳步调整，不得不说，这和楠楠本人在行进之中不断思考转变有关。“基金会成立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资助了‘分泌场”录像局’。也是源于2014年，‘分泌场’的展览让我这个从90年代初就开始看各种当代艺术展览的人又找到了那种久违的鲜活，艺术生命力。以此为例，我感到艺术界某种意义上的回归。”
相对于美术馆肩负着公共教育和审美引导的社会责任，非营利艺术空间可以包容接纳一切正在发生的、尚无盖棺定论的艺术；又不同于画廊，非营利艺术空间也没有被市场和资本所影响，而无需考虑经济回报，可以让艺术的面貌变得更为简单纯粹。正如楠楠一再强调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正是看到了非营利艺术空间在艺术生态体系中所扮演的实验性角色的重要性，才在其核心项目之一“新艺向”中，资助了“望远镜”“录像局”“观察社”“箭厂”“分泌场”“上午艺术空间”“再生空间”“黑桥OFF”等多个非营利艺术空间。“不论是还在寻找自己未来方向的年轻艺术家，还是业已有所作为却希望能够有所突破的成名艺术家，这里都是给予他们不受任何束缚和限制的创作空间，在自由的创作环境下才可能出现伟大的艺术。非营利艺术空间就是一个可以任由艺术家涂鸦、打草稿、进行行业交流的地方。
相比“新艺向”，北京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更为“吸粉”，也更具参与性的项目“新艺见”系列讲座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之后，受到了业界一直好评。同时，这个项目的策划实施也让楠楠自身获得了一些新的收获和感悟：“以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一直认为讲座是展览的一个附属品，后来受到‘新艺见’讲座内容策划负责人常旭阳的启发，才意识到讲座是有其独立价值和必要性的，它除了是一个可以给青年艺术家展示和宣传的平台，也可以是一个生产知识的系统。”
在做了3年讲座活动之后，这一想法充分地被实践和展示了自己的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又带给了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工作者更多的困惑和思考。随着近几年来，中国青年艺术家过度地关注、宣传和曝光，面对丰富的创作素材和薄弱的研究阐释机制之间的矛盾，2016年“新艺见+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活动又把目光转向了专注于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和策展人，分享他们近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专注观察和研究的一些课题。与此同时，从项目的覆盖率上来讲，也从北京一地扩展到了上海、广州。“新艺见+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新艺见+外滩美术馆”与“新艺见+时代美术馆”将通过三地联动来搭建一个观点更多元，影响更深广的思想舞台。
而接下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又将会陆续启动对艺术项目和艺术研究出版物的资助项目。在丰富而充满想象力的工作背后，楠楠似乎既感到了无可限量的宽广，又感到了由此带来的困难。“不同于在美术馆那种有规范和界定的工作流程，基金会的工作显然少了很多限制和条条框框，但有时候这种宽广带来的工作上的多样化可能也常会带来选择上的困难，既自由又缺乏参照物，就像要把车倒进没划线的停车位一样。”但听到楠楠向我细数了一下2016年的新活动，我觉得这些困难只能使他们越来越好。
不求经济利益上的回报，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赞许，他们在艺术市场之外，找到了一片大有可为的天地，但由于中国国情，很难直接移植国外业已成熟的艺术基金会模式，所以对于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来说，依旧要刀耕火种地去辛勤开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楠楠说，艺术家、学者能够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做自己想做的和自己该做的就是对新世纪艺术基金会和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你若灿烂，我便美好。”也计这种说法过于情画意，但心情大抵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