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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旭波作品《大院儿》（原载于《牡丹》2019年第3期），荣获首届（2019-2020年）河南文学期刊奖·中篇小说奖。2020年12月6日，受洛宁县文联、洛宁县作协之邀，牡丹文学杂志社与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编辑、评论家十余人赴洛宁，专门为此召开了作品研讨会。现将发言部分摘录如下：
李少咏（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大院儿》的精神辨识度比较高，他将河洛大地一个特殊时期充满诗意与梦想的日常生活与自己唯美婉约的文学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文中原汁原味儿的底层民间生活，活色生香的少年精神寄托与梦想愿景，丰富多彩的风物民俗，一起营造出了一片独特的精神原乡。这里的少年有着自己的梦想与憧憬，大人有着自己的卑微与满足还有乌托邦一般的幻想。它们都可感可触，有形有色，使人生百态与土俗风物都找到了自己赖以寄存的栖息之所。
杨晓红（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旭波是洛阳文学院的签约作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还是不懈努力、坚持创作。这是市评协成立以来，我们首次针对获奖作品开的研讨会。毫无疑问，《大院儿》是一篇佳作，但是佳作也有缺憾，我们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要找到缺憾，针对缺憾进行探讨，让缺憾成为一种鞭策，使作者在激励中不断成长，在鞭策中继续前行，促使他的文学之路走得更远更长。
姚智清（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大院儿》以朴实的语言为我们描绘出20世纪供销社大院的生活画卷，大院里的孩子如引弟、杏花、梨花、改改、峰、战士以及父辈的老陈、老李、陈主任等，共同构成了这幅画卷中最为动人的图像，从而表现出作者对于生命的思考。该小说以内聚焦式第一人物的叙事视角和隐喻式的叙事方式及碎片式的叙事结构，建构起独特的叙事空间，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表现出作者由童年经历所带来的生命体验和深刻思考，这些都是该小说强大艺术魅力的所在。
在小说《大院儿》中，作者用了五个最重要的动物隐喻，即“西虫儿”（麻雀）、“红肚子虫儿”“小白兔”“狼（黑）狗”“牛”。这五个隐喻可以分为两组：“红肚子虫儿”“小白兔”“牛”代表没有生存能力甚至随时被剥夺生存权利的儿童无力阶层，“西虫儿”和“狗”代表有生存能力且有权衡、取舍甚至杀伐决断的成人权力阶层。这种贯穿全篇的动物性隐喻叙事拓展了小说的思想空间，使其具有浓厚的生命意味，表现出生命的困境与挣扎。
在创作谈中，作者在谈论大人常常骗孩子是拣来的这件事时说：“可能是他们也普遍认为自己并非孩子们理想中的亲爹亲娘吧。这种认识，使我有了写这篇小说的冲动。”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创作思考，作者架构了小说的隐喻空间。
《大院儿》以上个世纪一个乡供销社大院儿构架了故事发生的主要时空。“供销社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起设立在城镇、农村的大型商业团体，它与粮管所、食品站统称为国家商贸经营、粮油供应、肉类供应的三大团体，在全国乡村级都有它的独立地盘。”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乡村供销社一头连着城里，一头连着乡下，手里握着支配食品的权力，无疑是众人羡慕的地方。
《大院儿》的故事就发生在乡供销社的大院儿里。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大门一关便自成一个小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大院儿是由一处处房间组成，那就是家：老陈家、老李家、陈主任家、老秦家、“我”家。那么，“家”在这个叙事空间中究竟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小说《大院儿》正是这样一个以“家”来言说的叙事体文本，它用回忆的笔触，以乡供销社大院儿为活动空间，将各家的故事串联起来，由此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母体家园。
《大院儿》的采取的视角是第一人称内聚焦式叙事，这种视角中的“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因而可以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地描写故事、细腻地表达情感和思想，具有較强的真实度、主观性和可信度。
程旭波的小说《大院儿》以内聚焦式的叙事视角和隐喻式的叙事方式以及碎片式的叙事结构，建构起独特的叙事空间。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表现出作者由童年经历所带来的生命体验和对生命本身的深刻思考。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说：“人生不易，而我们都依然坚强地活着”，这也正是小说《大院儿》所传达的主要精神。
贺玉萍（洛阳理工学院教授）：
《大院儿》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孩子在乡供销社大院的童年生活。作者选取大院中几个代表性人物，围绕他们身上发生的典型事件，从儿童视角勾勒出一个特殊时代特定群体的生活图景，揭示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作者以一只小白兔作为线索，串联起各个人物之间故事，形成一个特定的命运共同体，通过人物复杂多变的命运轨迹及个人成长感悟，表达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让人深刻思考个体命运与整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时代特征。小说于童趣之中又带有成人化视角，表现出成长蜕变中两个“我”的对话。在人物对白中融入河南方言，使得作品更真实贴近生活。故事首尾呼应、环环相扣，构成一个闭合环形结构，使故事更加完整，逻辑愈发严密，让人生出时间不可阻挡、历史滚滚向前的唏嘘感。
《大院儿》开头描写了一个麻雀“红肚虫儿”，赋予其非凡意义，让它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暗喻着顽强的、自由的生命意识。具体说来，作者的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原初的生命体验。小说中“我”的生命意识是被一只小麻雀激醒的，从而产生了生命意识初始层次的体验。小说中的麻雀含有对时代人群的暗喻，他们渺小普通，甚至命不由己。小说塑造的“红肚子虫儿”这个特例，在经历危难之后竟意外而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失去自由的麻雀，其命运注定悲惨。麻雀之死，竟是无意中被扣在洋瓷大碗中闷死，死在我的铁杆朋友手中。这种意料之外的结局也大有深意，暗示命运的多变无常，也揭示出一个独立个体，无论生命力如何顽强，失去群体的保护，也注定活不久长。
第二层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生命意识的内涵还包括对生命的关爱，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小说还写到了引弟的觉醒。引弟在自己的婚姻中，顺从了父亲的意志，与相爱的乡政府的秘书小罗分手，招了“蛮子”作上门女婿，生育难产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侥幸活了下来。她得知自己的父亲在生死关头竟然选择了“保小不保大”，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恍惚之中，最后绝然地离家而去，“她带着哭腔说，你们就当我生娃子死了”。在这亲情的决裂背后，实际是她对漠视生命的愤怒呐喊，她最终决绝离去，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尊重生命的自我对漠视生命之现实的一次反抗。 第三层是超越个体的自由意识。自由意识是生命意识中的最高层级。小说揭示了一个道理，要想掌控自己的命运，必须超越个体，达到自由维度。小说中描写的桃花、梨花、杏花、引弟、改改、爱华等女性形象，是特定时代中的人物缩影。这些女性形象多温柔顺从，但是命运多舛，他们的未来往往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梨花被迫中止学业被送回乡下务农;引弟婚恋选择不自由，难产时更被父亲“放弃”;引弟母亲在家中没有话语权;爱华为了照顾弟弟三十多岁才结婚被人嘲笑等等……都反映出当时女性地位的低下，她们毫无选择命运的权利。然而作为儿子的小罗、小李、峰等，也未必比这些女性幸运，他们仍要屈从于“父权”之下，成为父辈意志的牺牲品。
这种命运的复杂多变正说明处在时代大潮中的个体，其命运有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甚至很多时候人们无法预料和左右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处在历史夹缝中的这群人，他们的思想和视角都局限在乡供销社大院这方小天地中，思维被拘束在一个狭窄的观念的空间中无法摆脱，他们一生都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小说不仅揭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之间关系，同时也凸显出大院中人所具有的群体局限性。他们以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经验来理解生活、應对人生，由于目光短浅，只能看到眼前，所以无法成为时代浪潮中的弄潮儿。他们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社会大潮中随波逐流，注定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以惯性思维处理问题、选择人生，结果只能被时代抛弃，从而导致悲剧结局。
在描写儿童视角中的世界时，作者主要突出三点：
一是孩子的天真童趣。二是关于童年的味觉记忆。三是儿童视角的温情叙事。
小说在故事叙事方式上巧费心思，不仅使得首尾呼应，让整个故事显得更为圆满完整，让每个出场人物都能找到“归宿”，而且运用一些巧妙的叙事手法，使得小说叙述在不同视角、不同时空进行切换，从而让整个故事更加立体。
一是独特的叙事视角——双重视角的转换，二是特有的空间形式——供销社大院独特的环境，三是完整的故事结构——闭合式的环线结构。
中国传统小说往往带着历史的、哲学的思辨看待人生。现代的小说喜欢以现实的、情感的思维书写人生。《大院儿》以当代小说惯用的感性思维方式去认识生活，展示命运的不可捉摸，其故事里的人物结局往往出现啼笑皆非的效果，事情总是与当时情感选择相反，所有的人几乎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表面上看，作者试图揭示一个浅显的道理：时代变了，传统观念不适应了。深层表达出来的却是：群体意识的惰性才是人生多舛的根源。趋利避害虽说是人们的一种本能，但过分追求物质势必导致人生道路选择的短视。如果人人心底保留着一份童真，那他的生命将会获得一份真正的自由，感受到一个真正的自我，品味到真正的生命意义。
徐根鹏（洛阳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大院儿》这篇小说，最明显的是作品语言的成功，作者用富有豫西地区特色的语言，平缓流畅地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供销社大院内众多人物的故事。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语言的标志性非常重要，它是读者对作品的第一印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成败。语言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造成了文学作品的多姿多彩，促成了文学事业的繁荣。
婧婷（《大院儿》责任编辑）：
小说以儿童视角讲述故事，这与作者简单平实、幽默可爱的语言风格是契合的。记忆有时可能并不准确，但作者在一点一点朝着自己想象的方向补齐，力图用一种最美好的方式，把人生这段最美好的时光悄悄珍藏。作品质朴中饱含匠心，温暖中透着情怀，每一次阅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王小朋（牡丹文学杂志社主编、市作协副主席）：
《大院儿》这个小说好在以特定地点串联起一组人物群像，表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风貌，有意义，获奖也是实至名归。可惜的是，这样的群像都不是主线人物，所以失之于简单了。如果有一个核心故事将其统领起来，各色人等都在这个核心故事中出现，对主线人物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则会使这个小说层次更丰富，人物更立体。当然，那样的话篇幅也会相应增大，我认为，如果耐心打磨，应该可以成就一部不错的长篇小说。
曲焕平（洛阳市作协副主席、洛宁县文联副主席）：
中篇小说《大院儿》获奖是洛阳市、洛宁县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为洛阳及洛宁争奇斗艳的文学百花园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广大作家今后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各位作家一定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笔耕不辍，不断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唱响文学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创作生产出更多有主题、有内涵、有时代价值的文学作品，为推进洛宁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再立新功。
程旭波（《大院儿》作者）：
感谢各位专家、教授、学者对《大院儿》全面、深入、高屋建瓴的分析点评，我将在今后的创作中吸收学习，不断提高，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洛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光杰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他对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和精彩评论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各位作家在创作中再出精品佳作，向文学的最高峰努力攀登，继续为洛阳文学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 王小朋
李少咏（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大院儿》的精神辨识度比较高，他将河洛大地一个特殊时期充满诗意与梦想的日常生活与自己唯美婉约的文学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文中原汁原味儿的底层民间生活，活色生香的少年精神寄托与梦想愿景，丰富多彩的风物民俗，一起营造出了一片独特的精神原乡。这里的少年有着自己的梦想与憧憬，大人有着自己的卑微与满足还有乌托邦一般的幻想。它们都可感可触，有形有色，使人生百态与土俗风物都找到了自己赖以寄存的栖息之所。
杨晓红（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旭波是洛阳文学院的签约作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还是不懈努力、坚持创作。这是市评协成立以来，我们首次针对获奖作品开的研讨会。毫无疑问，《大院儿》是一篇佳作，但是佳作也有缺憾，我们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要找到缺憾，针对缺憾进行探讨，让缺憾成为一种鞭策，使作者在激励中不断成长，在鞭策中继续前行，促使他的文学之路走得更远更长。
姚智清（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大院儿》以朴实的语言为我们描绘出20世纪供销社大院的生活画卷，大院里的孩子如引弟、杏花、梨花、改改、峰、战士以及父辈的老陈、老李、陈主任等，共同构成了这幅画卷中最为动人的图像，从而表现出作者对于生命的思考。该小说以内聚焦式第一人物的叙事视角和隐喻式的叙事方式及碎片式的叙事结构，建构起独特的叙事空间，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表现出作者由童年经历所带来的生命体验和深刻思考，这些都是该小说强大艺术魅力的所在。
在小说《大院儿》中，作者用了五个最重要的动物隐喻，即“西虫儿”（麻雀）、“红肚子虫儿”“小白兔”“狼（黑）狗”“牛”。这五个隐喻可以分为两组：“红肚子虫儿”“小白兔”“牛”代表没有生存能力甚至随时被剥夺生存权利的儿童无力阶层，“西虫儿”和“狗”代表有生存能力且有权衡、取舍甚至杀伐决断的成人权力阶层。这种贯穿全篇的动物性隐喻叙事拓展了小说的思想空间，使其具有浓厚的生命意味，表现出生命的困境与挣扎。
在创作谈中，作者在谈论大人常常骗孩子是拣来的这件事时说：“可能是他们也普遍认为自己并非孩子们理想中的亲爹亲娘吧。这种认识，使我有了写这篇小说的冲动。”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创作思考，作者架构了小说的隐喻空间。
《大院儿》以上个世纪一个乡供销社大院儿构架了故事发生的主要时空。“供销社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起设立在城镇、农村的大型商业团体，它与粮管所、食品站统称为国家商贸经营、粮油供应、肉类供应的三大团体，在全国乡村级都有它的独立地盘。”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乡村供销社一头连着城里，一头连着乡下，手里握着支配食品的权力，无疑是众人羡慕的地方。
《大院儿》的故事就发生在乡供销社的大院儿里。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大门一关便自成一个小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大院儿是由一处处房间组成，那就是家：老陈家、老李家、陈主任家、老秦家、“我”家。那么，“家”在这个叙事空间中究竟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小说《大院儿》正是这样一个以“家”来言说的叙事体文本，它用回忆的笔触，以乡供销社大院儿为活动空间，将各家的故事串联起来，由此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母体家园。
《大院儿》的采取的视角是第一人称内聚焦式叙事，这种视角中的“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因而可以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地描写故事、细腻地表达情感和思想，具有較强的真实度、主观性和可信度。
程旭波的小说《大院儿》以内聚焦式的叙事视角和隐喻式的叙事方式以及碎片式的叙事结构，建构起独特的叙事空间。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表现出作者由童年经历所带来的生命体验和对生命本身的深刻思考。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说：“人生不易，而我们都依然坚强地活着”，这也正是小说《大院儿》所传达的主要精神。
贺玉萍（洛阳理工学院教授）：
《大院儿》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孩子在乡供销社大院的童年生活。作者选取大院中几个代表性人物，围绕他们身上发生的典型事件，从儿童视角勾勒出一个特殊时代特定群体的生活图景，揭示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作者以一只小白兔作为线索，串联起各个人物之间故事，形成一个特定的命运共同体，通过人物复杂多变的命运轨迹及个人成长感悟，表达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识，让人深刻思考个体命运与整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时代特征。小说于童趣之中又带有成人化视角，表现出成长蜕变中两个“我”的对话。在人物对白中融入河南方言，使得作品更真实贴近生活。故事首尾呼应、环环相扣，构成一个闭合环形结构，使故事更加完整，逻辑愈发严密，让人生出时间不可阻挡、历史滚滚向前的唏嘘感。
《大院儿》开头描写了一个麻雀“红肚虫儿”，赋予其非凡意义，让它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暗喻着顽强的、自由的生命意识。具体说来，作者的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原初的生命体验。小说中“我”的生命意识是被一只小麻雀激醒的，从而产生了生命意识初始层次的体验。小说中的麻雀含有对时代人群的暗喻，他们渺小普通，甚至命不由己。小说塑造的“红肚子虫儿”这个特例，在经历危难之后竟意外而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失去自由的麻雀，其命运注定悲惨。麻雀之死，竟是无意中被扣在洋瓷大碗中闷死，死在我的铁杆朋友手中。这种意料之外的结局也大有深意，暗示命运的多变无常，也揭示出一个独立个体，无论生命力如何顽强，失去群体的保护，也注定活不久长。
第二层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生命意识的内涵还包括对生命的关爱，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小说还写到了引弟的觉醒。引弟在自己的婚姻中，顺从了父亲的意志，与相爱的乡政府的秘书小罗分手，招了“蛮子”作上门女婿，生育难产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侥幸活了下来。她得知自己的父亲在生死关头竟然选择了“保小不保大”，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恍惚之中，最后绝然地离家而去，“她带着哭腔说，你们就当我生娃子死了”。在这亲情的决裂背后，实际是她对漠视生命的愤怒呐喊，她最终决绝离去，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尊重生命的自我对漠视生命之现实的一次反抗。 第三层是超越个体的自由意识。自由意识是生命意识中的最高层级。小说揭示了一个道理，要想掌控自己的命运，必须超越个体，达到自由维度。小说中描写的桃花、梨花、杏花、引弟、改改、爱华等女性形象，是特定时代中的人物缩影。这些女性形象多温柔顺从，但是命运多舛，他们的未来往往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梨花被迫中止学业被送回乡下务农;引弟婚恋选择不自由，难产时更被父亲“放弃”;引弟母亲在家中没有话语权;爱华为了照顾弟弟三十多岁才结婚被人嘲笑等等……都反映出当时女性地位的低下，她们毫无选择命运的权利。然而作为儿子的小罗、小李、峰等，也未必比这些女性幸运，他们仍要屈从于“父权”之下，成为父辈意志的牺牲品。
这种命运的复杂多变正说明处在时代大潮中的个体，其命运有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甚至很多时候人们无法预料和左右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处在历史夹缝中的这群人，他们的思想和视角都局限在乡供销社大院这方小天地中，思维被拘束在一个狭窄的观念的空间中无法摆脱，他们一生都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小说不仅揭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之间关系，同时也凸显出大院中人所具有的群体局限性。他们以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经验来理解生活、應对人生，由于目光短浅，只能看到眼前，所以无法成为时代浪潮中的弄潮儿。他们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社会大潮中随波逐流，注定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以惯性思维处理问题、选择人生，结果只能被时代抛弃，从而导致悲剧结局。
在描写儿童视角中的世界时，作者主要突出三点：
一是孩子的天真童趣。二是关于童年的味觉记忆。三是儿童视角的温情叙事。
小说在故事叙事方式上巧费心思，不仅使得首尾呼应，让整个故事显得更为圆满完整，让每个出场人物都能找到“归宿”，而且运用一些巧妙的叙事手法，使得小说叙述在不同视角、不同时空进行切换，从而让整个故事更加立体。
一是独特的叙事视角——双重视角的转换，二是特有的空间形式——供销社大院独特的环境，三是完整的故事结构——闭合式的环线结构。
中国传统小说往往带着历史的、哲学的思辨看待人生。现代的小说喜欢以现实的、情感的思维书写人生。《大院儿》以当代小说惯用的感性思维方式去认识生活，展示命运的不可捉摸，其故事里的人物结局往往出现啼笑皆非的效果，事情总是与当时情感选择相反，所有的人几乎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表面上看，作者试图揭示一个浅显的道理：时代变了，传统观念不适应了。深层表达出来的却是：群体意识的惰性才是人生多舛的根源。趋利避害虽说是人们的一种本能，但过分追求物质势必导致人生道路选择的短视。如果人人心底保留着一份童真，那他的生命将会获得一份真正的自由，感受到一个真正的自我，品味到真正的生命意义。
徐根鹏（洛阳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洛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大院儿》这篇小说，最明显的是作品语言的成功，作者用富有豫西地区特色的语言，平缓流畅地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供销社大院内众多人物的故事。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语言的标志性非常重要，它是读者对作品的第一印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成败。语言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造成了文学作品的多姿多彩，促成了文学事业的繁荣。
婧婷（《大院儿》责任编辑）：
小说以儿童视角讲述故事，这与作者简单平实、幽默可爱的语言风格是契合的。记忆有时可能并不准确，但作者在一点一点朝着自己想象的方向补齐，力图用一种最美好的方式，把人生这段最美好的时光悄悄珍藏。作品质朴中饱含匠心，温暖中透着情怀，每一次阅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王小朋（牡丹文学杂志社主编、市作协副主席）：
《大院儿》这个小说好在以特定地点串联起一组人物群像，表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风貌，有意义，获奖也是实至名归。可惜的是，这样的群像都不是主线人物，所以失之于简单了。如果有一个核心故事将其统领起来，各色人等都在这个核心故事中出现，对主线人物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则会使这个小说层次更丰富，人物更立体。当然，那样的话篇幅也会相应增大，我认为，如果耐心打磨，应该可以成就一部不错的长篇小说。
曲焕平（洛阳市作协副主席、洛宁县文联副主席）：
中篇小说《大院儿》获奖是洛阳市、洛宁县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为洛阳及洛宁争奇斗艳的文学百花园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广大作家今后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各位作家一定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笔耕不辍，不断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唱响文学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创作生产出更多有主题、有内涵、有时代价值的文学作品，为推进洛宁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再立新功。
程旭波（《大院儿》作者）：
感谢各位专家、教授、学者对《大院儿》全面、深入、高屋建瓴的分析点评，我将在今后的创作中吸收学习，不断提高，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洛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光杰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他对本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和精彩评论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各位作家在创作中再出精品佳作，向文学的最高峰努力攀登，继续为洛阳文学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