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抵达北京访问。这是两国新一届政府就职以来，继美国总统特别代表雅各布·卢3月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又一次高层会晤。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会见了克里，外交部长王毅与克里举行了会谈。如此密集的高层会晤安排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又凸显了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与决心。
　　在会晤中，习近平主席表示：“当前的中美关系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希望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处分歧矛盾，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克里表示：“世界正在经历重大发展变化。美方站在战略高度，以更宽阔视野和更长远眼光定位美中关系。美方愿同中方一道，按照两国元首的要求，加强高层交往，加深对话、互信、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为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强劲生命力。”从中美双方的表态我们不难发现：中美两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改变，双方既有共同利益驱动，又需要携手解决共同挑战，这些都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之源。
　　时代驱动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改变，其基本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继续以冷战思维、零和思维看待当前的世界无异于“刻舟求剑”。
　　政治多极化早在冷战时代就已拉开序幕，它是后起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自然产物。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它意味着国际体系面临转型和新一轮权力分配。当前，虽然美国“一超”地位下降，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也是金砖机制的重要参与者，但并非这一机制的领导者。这种情况意味着当前的国际格局不能被简化为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大国崛起冲击既有大国，在多极化时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将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合作而非对抗。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美苏冷战时代，制约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是“核威慑平衡”，如今，经济相互依存又给大国间和平加上了一道保险——“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抗无法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彼此理解，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化解冲突的惟一出路。
　　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中惟一绵延至今的文明，其文化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和融合，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它实际上是一个对各种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过程。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样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强调的那样——“我们的多元文化遗产是一个优势而非劣势。我们国家里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有犹太教徒也有印度教徒，同时也有无神论者，我们民族的成长受到许多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我们吸取了地球上所有角落的文化营养”。中美都是自信的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其他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中美两国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
　　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如今，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越来越多的网络终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人或事物，并与之保持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被拉进，民众之间的思想交流与观念共享也前所未有地顺畅。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的方向发展。
　　利益驱动
　　中美经贸联系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今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2001年至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累计为美国增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廉价的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截至2011年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两国双向协议投资总规模已接近1700亿美元，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长，目前已在美设立直接投资企业1600多家，覆盖多个领域。中美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随着美国再工业化不断推进，中国内需市场的不断拓展，未来，中美有望建立更加平衡的新型贸易互惠关系。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的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如果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在地区层面，中美双方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可以实现互补性合作，包括全球公地共同开发、危机事件共同管控、弱小国家共同帮扶等。在亚太地区，双方也有维护区域稳定、经济上能够实现合作共赢的诉求。在全球问题上，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同迎接纷繁复杂的热点问题的挑战，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机制驱动
　　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沟通与合作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两军交流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第二是两军交流机制。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对话和沟通，还开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以及军事院校之间、退役将领之间等多层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第三是地方交流机制。近年来，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地方交流迸发出巨大能量。两轮下来，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地方合作的热潮，结出了积极硕果。美国的50个州中有47个州在过去十年对华出口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以湖南省为例，对话交流机制正式启动以来，湖南的三一重工、湘电集团等企业在美国投资办厂，展示了良好的成长性，美国的花旗银行、霍尼韦尔等16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湖南设立了企业或分支机构。这股民间和地方的力量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建交以来，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最初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截至2011年，中国已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国际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目前，中国有约3亿人掌握或正在学习英文；美国有10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40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20多万人学习汉语。两国教育机构合作还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300多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与合作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