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雷平阳的诗，总感觉其有一种讲故事的味道，其中充满了隐形的“寓言”以及他透过“故事”对灵魂的开示。当然，他的这种诗性“故事”，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文学。首先是“故事”的开放性无比强大，诗歌的“身体”中隐约只见些嶙峋的筋骨或者浮动的血脉，而巨大的“故事”本体则被隐藏于诗的背后，或者被消解于诗的意味当中；其次，其之所以有意讲述“故事”乃在于突出诗的闪光，意欲借“故事”来实现一种例外的“梦想”。因此，从“故事”的角度而言，这不是纯粹的“故事体”，它带有一部分故事的性质，但却以诗性为旨归，它最终的本质是“诗的”。故而从诗的角度而言，不妨将之称为“故事体”写作。雷平阳的这类写作与其早年从事小说写作有莫大关系。不过，他正是凭恃这一独特的建构机制将诗与故事进行了有效互征，并且通过互征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诗意生成理路。
　　先以《相信》一诗来看，诗人开篇即示意这是在探讨一种“奇遇”。严格而言，“奇遇”本身就是故事之一种，只不过雷平阳的这一“奇遇”是透过对自然物（菩提叶）的想象和观照来加以实现的。如果说此诗的“故事”意味尚不明显，那么《厨子》和《绿骨头》则显然大具故事之形。尽管《厨子》中的叙事主体“我”为第一人称，削弱了作为故事的意味。但不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本能地觉察到这是一个美妙的“故事”：“我”有一个美丽的前身——“寺庙里的厨子”，但现在的我却是“饥寒交迫”，正“赶着一匹瘦马/拉着一辆空车/去山腰的寺庙偷运供品和云朵”。在现实的世界里，瘦马空车这样的意象本就构成一种诗意想象，更何况“去山腰的寺庙偷运供品和云朵”这样的“奇事”也只能与“故事”榫接在一起。相较而言，《绿骨头》的“故事”意味更加浓厚，这个骨头被染绿、一袭红衣、在白雾中开着割草机的人，俨然就像西方寓言或者童话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的身上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仍然不会被厨子和割草人的故事所牵制，我们的愉悦在于，厨子“去山腰的寺庙偷运供品和云朵”这一行为以及“绿骨头”这一意象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想象和“不知所终”的丰饶。
　　雷平阳的诗歌既注重“故事”的畅达，也注重“故事”背后的开示。哪怕是很简练的诗歌也是如此。比如他的《蚂蚁》一诗，简短到只有7句51个字，但是粗具规模的“故事”及其所传达出来的意蕴却无限宽广。作者透过蚂蚁的视角看庞然大物、看落日世界，并且透过“身体”的“内含”来揭示对生存“恐惧”的意义。这是一种以小驭大的技艺，这种“开示”的潜能是巨大的。《人们为之胆寒》也是一首寒意凛然的诗篇，诗人借助“乌有乡的一批疯马被猎杀”这一事件来深究人性的幽暗，把善与恶、真与伪之间的张力经营得阔大而又深具震颤力。《闪电》与《来历》二诗也颇具神示，《闪电》中的马是一匹带有什么象征意味的马？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破坏力量，而“终于看见”的表述则代表了一种“释然”，到底是复仇实现的释然？还是对旧有传统破坏实现的释然？还是另有深解？非常值得沉思与玩味。《来历》则借“一只白鹭”来诠释自身的“由来”。在诗中，“白鹭”这一意象仿佛自由之谓，然而“鱼笼”的羁押又使人徒增浩叹。
　　新世纪以来，在诗歌中“讲故事”似乎成为了一个潜在的潮流，但不同的写作者对于这一类型写作的实践各有其取材的路径。雷平阳诗歌的“故事”机制在于他只凸显故事的一鳞半爪，然后让人去琢磨和玩味故事之外的寓意。而更为难得的是，他对故事的处理巧妙得当，读者并不会因为其中流淌着“故事”而被情节牵着走，这是一种难度很高的“轻”之处理，故事的侧面或者脉络只平缓地驰行，而当其意欲开示的纤旨顺势而出的时候，读者又自然地滑入到诗意的曲致当中。当然，最后必须要指出的是，雷平阳的“故事”并非虚构与捏造，他是在记录自己“灵魂的阅历”。也正是因为此，他在短短的叙事诗上，“花掉的心力和时间往往比写一个短篇小说还多。琐碎的场景、细小的结构、可大可小的布局、时隐时现的隐喻、可有可无的意象、阴魂不散的精神背景和现代感，以诗呈现它们，往往一个字也不能出错，一个细节也不能没有来历，就连虚构和夸张也需要证据。”其诗歌写作的态度是令人敬畏的。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