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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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导演陈凯歌的自传之第一部,从他1965年13岁考上北京四中时写起,直至1971年在云南建设兵团结束插队生活时止。在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共和国同龄人的成长的痕迹,在时代的激流中,他经过了怎样的冲刷扭曲洗礼,从一叶浮萍变成了一颗种子。本文摘编自该书,标题有改动。
  
  1965年,我13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13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13岁时特别留下印象的事:我在夏季的末尾考上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我跟在邮递员的自行车后面飞跑,他手上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我穿过锯木厂的电锯声、一个公共厕所和一大丛美人蕉,在家门口的石影壁前追上了他。我一直感激他,不仅我相信正是他把运气带给了我,而且为了他把快乐带给别人时的快乐。从走进教室的第一天算起,我只在这座学校正式待了10个月。这个,是他和我都没有想到的。
  
  铸 剑
  
  这一年9月1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1800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90%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20%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1965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3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爱,与其说是一种感情,毋宁说是一种习惯。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毛泽东是一个胖子,对他来说,一切世俗的标准完全没有意义,他正是他应该是的样子。在我准备中学考试时,语文教师们曾经综合历年的考题进行测验,帮助我们接近可能的作文题目。但当年的试题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它直接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在我一年的中学生活中,许多个星期天都坐在教室中,在班主任的注视下一篇篇地朗读已经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泽东选集》,讨论“革命”、“阶级”、“专政”之类的问题,并且深信“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样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遍布中学的校园。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刺 痛
  
  当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因时代而异。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的。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35岁或55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1957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春。
  
  看望
  
  到了5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10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两个月以后,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8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得到的回答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5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10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选 择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在20世纪初先后成立、初为兄弟、后为仇敌的政党,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从1927年到1949年22年内,两党之间发生过的多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冤仇和宿怨,也是几代人都洗不清的。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一般成员如我父亲是几乎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国民党退走台湾之后,共产党对其一般成员大体不究,而且区别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对在抗日期间加入的国民党员,更视作一般问题,虽记入档案,但不致影响这些人的生活。像父亲这样又参加革命的人,更当别论。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孩子来说,中国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没有国民党,我们就无从领会共产党的伟大,没有国民党,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暗、暴虐和苦难。国民党是万恶之源。而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拼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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