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因为是北方人，地方戏中我比较喜欢豫剧和评剧。说喜欢其实已经有很多年没机会看或听了，只不过是凭记忆哼哼两句残缺不全的唱段，比如评剧《夺印》中何书记的那段“水乡三月风光好，风车吱吱把臂摇……”去年偶然在国内书店里发现有豫剧《朝阳沟》的盒儿带，于是喜出望外，赶紧买回去听。一曲“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看不完数不尽胜利的消息。农村是青年人广阔天地，千条路我不走，选定山区……”(银环唱)，激动得我差点儿掉泪。这种“过剩反应”，三十岁以下的人怕是难以理解，恐怕还得嘲笑我一番。
　　遗憾的是也许是因为学了几年社会学，如今又在大学里靠教社会学吃饭的缘故，听戏的动机大不如少年时代纯净了。最近虔诚地重温了几遍《朝阳沟》，可没过多久竟开始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考察起这出现代豫剧的经典来。尽管自己至今不认为社会学是门儿多有用的学问，但毕竟操练了几年，积成了一种职业病，看到、听到什么都爱拿社会学那点儿概念往上瞎套。这一听《朝阳沟》，居然就想到了“社会流动”、“城市化”之类，是不是有点儿亵渎艺术？
　　不过少年时听戏的纯真是因为涉世不深，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涉世，对人生的种种艰难没有切身体会，所以自然缺乏问题意识。到后来自己也去农村插了队，其间被派到建筑公司当了壮工，以至再到后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郊区当了几个月中学老师，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我这点儿人生经历跟那些受过血与火的洗礼，以至脱胎换骨的父兄辈相比实在不好意思，但毕竟从中认识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种种类别的存在，也切身体会到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时会是一种什么处境。
　　把《朝阳沟》的主要唱段和道白大致缕上一遍，你就会发现当时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东西，今天看来是漏洞百出，软弱无力。上文提到的银环那段唱，一开场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银环上山下乡的决心。但仔细想一想，银环是根据什么下定了“千条路我不走，选定农村”这样的决心呢。作为已经“还俗”了的今天的人，以银环所处的环境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可以构成她放弃城市去农村的唯一现实的动力是其未婚夫栓宝的存在。剧中人物是虚构的，无法细究栓宝本人的户口问题。但根据其学历、家庭情况和过去的户口及就业制度可以推定他毕业后难以留城，因为他家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银环要想继续维持和栓宝的关系，只有和未婚夫一起去农村。这是作为现在的观众(或听众)可以想到的唯一现实的理由，除此之外在剧中几乎看不到任何银环个人的考虑。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青年人人皆有之的追求进步、不甘落后的性格。在当时年轻人去农村就是进步，正像银环唱的“同学们走了一批又一批……”，银环当然不甘落后。
　　然而尽管现在看来银环的选择理由不充分，但剧中的银环却是按照剧中的逻辑坚定了信心，并且背着她妈跟栓宝“私奔”了的。看来是栓宝的一番说服教育对银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剧中栓宝有段唱，其中用来说服银环的理由在我们这个社会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很典型的，可以说是一种经典式的说服教育法。栓宝唱到：“我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记着我叫你看刘胡兰。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咱两个抱定有共同志愿，要决心作一个有志青年。你说过，党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
　　很难用一种精确的实验来证明这样的说服教育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个人的条件、某时某地的心理状态是千差万别的，特别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某些宣传教育会产生奇迹式的效果。可以说学习英雄、响应党的号召是当时很多青年去农村的主要动力甚至是唯一的动力。对青年人来说，这样的“冲动”有可贵的一面，但也不能否认单纯响应号召的行为是带有相当的盲目性的。结果也证明，当时激励了很多人的宣传教育并没有产生持续的效果。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教育，有多少城市青年留在农村了呢？作为关系到个人前途的问题，还是需要充分的独立思考的，否则很容易“幻灭”。
　　我们现在所说的“四化”，核心意思实际上是产业化。产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第一产业就业者即农民的减少以及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者人数的增加，即农业比重的缩小，同时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大。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发展正常的话，就不会出现不得不动员城市人口去农村的事情。事实上当时动员城市青年去农村，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解决不了这些人在城市就业的问题。这不是人生观、职业观之类的观念问题，而是实打实的社会问题。
　　“缩小三大差别”是《朝阳沟》另一个主题，这在剧中通过朝阳沟的老支书之口作了充分的阐释。老支书有这样一段道白：“不错，眼下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和城里比起来农村是苦一点儿。咱是看着这些差别存在下去，还是努力改变它，缩小它，最后彻底消灭它呢？”这话表面上看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联系剧情和当时的作法看，就有疑问了。
　　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应当是我们社会的目标。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说明白一点儿，是通过让城市人变成农村人，还是通过让农村人变成城市人？从别的国家的经验和近年来我们社会的变化来看，主要是通过后者，即通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广义的城市)或农村本身的城市化来实现的。如今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富裕化(工农、城乡差别的缩小甚至消灭)，恰恰是通过部分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当工人(离土)或去城镇打工、经商(离乡)，而不是大量城市人口进入农村来实现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人下乡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如乡镇企业聘请科技人员指导或城市人去农村打工、就业等等。但这与过去的上山下乡或下放完全是两回事。这只不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自发自愿的交换：农村人得到技术、知识或劳动力，城市人得到应得的报酬和自我实现。这种下乡并不带有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色彩，更不像过去的下放、接受再教育那样带有强制或半强制性。
　　哪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种种失误或错误，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集体的。人们常常爱说某些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其实既然发生了，恐怕就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在那些事成为过去之后不应该轻易放过它们，不能似乎人人都明白又都讲不出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