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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一)
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20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水泥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据说曾出现在某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K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们儿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暴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我们班同学L把它谱成歌曲,流传甚广。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是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去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个疯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学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T的遭遇。他生性腼腆,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T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把这些玩意儿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見,内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一)
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20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水泥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据说曾出现在某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K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们儿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暴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我们班同学L把它谱成歌曲,流传甚广。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是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去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个疯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学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T的遭遇。他生性腼腆,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T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把这些玩意儿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見,内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