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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扬子晚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有些“孤陋寡闻”的人瞠目结舌:记者全程暗访南京某街道处理商贩被扣物品的执法过程,结果发现城管协管员自定罚款金额,不仅可以“议价”,可高可低,还不提供行政执法定额罚款专用收据。
生物学中说,当蚜虫受到敌害侵袭时,便会从腹管中放出微量化学物质,警告同伴离开。这则消息好像也充满了“告警信息素”,“告警”了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有些地方的吏警在执法的过程中,经常以个人的情绪来施行惩罚,“要票的三百,不要票的一百。”“不要票”当然成了老百姓无奈之中最合算的选择。而却很少有人敢于当面抵制说“交警‘议价’‘议’到私人腰包里,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
我退休以前在外地采访,国道上经常有穿迷彩服挎着冲锋抢拦截长途夜班车实施“罚款”的,车老板递香烟送钞票——“不要收据,不要收据!”一车子的乘客装沉睡,待喘匀大气,惊魂安定,才敢丈愤填膺。鲁迅说国学大师王国维“老实得像火腿一样”,以前,中国的老百姓还有比火腿、咸鸡、风鹅更木讷更拘谨的。
现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还是怕见穿制服的,即使不穿制服,只要袖管上有个红箍套,人们便不辨真假肃然起敬了。这些地方的官场、准官场和市场一旦界线暧昧不清,“执法”与“执罚”音近义同,“执罚”时的“合法恩惠”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议价罚款”自然就算不上是新闻了。老百姓戏谑:从俯首帖耳到敢于讨价还价,可以影响到“执法者”的成本和收益,这难道不是一大“进步”?而人家从“铁口直断”到法外开恩,岂不是一大“善行”? “议价罚款”就这样毫不留情地腐蚀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在畸形的“两厢情愿”中渐行渐远。
在好多城市,不约而同的规定是:“城管”“必须是国家正式职工”,而“城管协管员”却并不“正式”且更不具备执法权。这种“非官身而做官事”的编外人员,与古代的“白役”,也许有些相同。据说,在北京的步军统领衙门,他们被称为“圆扁子”(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在地方上,如汉口,人们称“白役”是“四百二”,因为他们花了“四百廿钱挂名充作差役”(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五)。有专家以为:历代兴衷,都与“白役”这个不可小觑的社会集团有着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役’兴则社稷衷。所以,《大清律例》对使用“白役”的处理是相当严厉的——“凡正身衙役违禁私带白役者,井杖一百,革役。”字面上是不可通融的,而实际操作却灵活多变。使用“白役”是一部纵贯古今从不断档的特大型连续剧,只不过是经常换了些导演和演员而已,而“城管”使用“协管”仅仅是其中短短精彩的一集。
聘用“协管”来“执法”,其实是很聪明的措施,正式的“城管”干多干少都一樣,追求既轻松惬意又能规避责任的途径,就是增加热情的帮手,于是,“协管”手中“承包”或 “批发”来的执法权,自然难免要被“自由裁量”而被滥用,用自己的“人格”表现出这种权力秩序。给“白役”相当权力的“正身”肯定能得到回报,不必取决于人家的“良心”和收成多少,一纸文件便可迅捷地替换更识趣的“白役”。马克思说:“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这句话击中了体制的哪一块软肋?
“议价罚款”客客气气地恶化了脆弱的社会生态,被任意罚款的在特定场合虽然忍气吞声,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而在潜意识里已经认同了这种荒谬的勒索,于是,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里,聘任更多更伶俐的“白役”,最大限度地牟取利益,搞突然袭击的“运动”,以人家猝不及防的狼狈取乐。这种报复性的彼此践踏尊严的恶性循环,如果充溢了整个国家,那么,就好像一辆老是处于“怠速状态”的破汽车,发动机“出工不出力”,看似闹猛,汽车纹丝不动——汽油燃烧产生的机械功都用在零部件的摩擦上了。
编辑:盛汉卿
生物学中说,当蚜虫受到敌害侵袭时,便会从腹管中放出微量化学物质,警告同伴离开。这则消息好像也充满了“告警信息素”,“告警”了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有些地方的吏警在执法的过程中,经常以个人的情绪来施行惩罚,“要票的三百,不要票的一百。”“不要票”当然成了老百姓无奈之中最合算的选择。而却很少有人敢于当面抵制说“交警‘议价’‘议’到私人腰包里,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
我退休以前在外地采访,国道上经常有穿迷彩服挎着冲锋抢拦截长途夜班车实施“罚款”的,车老板递香烟送钞票——“不要收据,不要收据!”一车子的乘客装沉睡,待喘匀大气,惊魂安定,才敢丈愤填膺。鲁迅说国学大师王国维“老实得像火腿一样”,以前,中国的老百姓还有比火腿、咸鸡、风鹅更木讷更拘谨的。
现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还是怕见穿制服的,即使不穿制服,只要袖管上有个红箍套,人们便不辨真假肃然起敬了。这些地方的官场、准官场和市场一旦界线暧昧不清,“执法”与“执罚”音近义同,“执罚”时的“合法恩惠”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议价罚款”自然就算不上是新闻了。老百姓戏谑:从俯首帖耳到敢于讨价还价,可以影响到“执法者”的成本和收益,这难道不是一大“进步”?而人家从“铁口直断”到法外开恩,岂不是一大“善行”? “议价罚款”就这样毫不留情地腐蚀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在畸形的“两厢情愿”中渐行渐远。
在好多城市,不约而同的规定是:“城管”“必须是国家正式职工”,而“城管协管员”却并不“正式”且更不具备执法权。这种“非官身而做官事”的编外人员,与古代的“白役”,也许有些相同。据说,在北京的步军统领衙门,他们被称为“圆扁子”(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在地方上,如汉口,人们称“白役”是“四百二”,因为他们花了“四百廿钱挂名充作差役”(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五)。有专家以为:历代兴衷,都与“白役”这个不可小觑的社会集团有着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役’兴则社稷衷。所以,《大清律例》对使用“白役”的处理是相当严厉的——“凡正身衙役违禁私带白役者,井杖一百,革役。”字面上是不可通融的,而实际操作却灵活多变。使用“白役”是一部纵贯古今从不断档的特大型连续剧,只不过是经常换了些导演和演员而已,而“城管”使用“协管”仅仅是其中短短精彩的一集。
聘用“协管”来“执法”,其实是很聪明的措施,正式的“城管”干多干少都一樣,追求既轻松惬意又能规避责任的途径,就是增加热情的帮手,于是,“协管”手中“承包”或 “批发”来的执法权,自然难免要被“自由裁量”而被滥用,用自己的“人格”表现出这种权力秩序。给“白役”相当权力的“正身”肯定能得到回报,不必取决于人家的“良心”和收成多少,一纸文件便可迅捷地替换更识趣的“白役”。马克思说:“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这句话击中了体制的哪一块软肋?
“议价罚款”客客气气地恶化了脆弱的社会生态,被任意罚款的在特定场合虽然忍气吞声,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而在潜意识里已经认同了这种荒谬的勒索,于是,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里,聘任更多更伶俐的“白役”,最大限度地牟取利益,搞突然袭击的“运动”,以人家猝不及防的狼狈取乐。这种报复性的彼此践踏尊严的恶性循环,如果充溢了整个国家,那么,就好像一辆老是处于“怠速状态”的破汽车,发动机“出工不出力”,看似闹猛,汽车纹丝不动——汽油燃烧产生的机械功都用在零部件的摩擦上了。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