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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篇名著《老人与海》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曾于1941年3月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战地记者和小说家访问了中国。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遍地，中国的抗战处于最严重的关头。
1941年2月，42岁的海明威偕同他的新婚妻子玛莎·盖尔荷恩应纽约《午报》主编英格苏尔之请，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经夏威夷、香港、韶关、桂林到达重庆，考察中国对日作战及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动向。
在香港，海明威夫妇逗留了一个月。他们同各方人士进行交往，以了解中国战局。其间，有一位在香港的英国将军莫里斯·柯恩与海明威来往较多。此人曾当过孙中山的警卫，会说广东话，是个“中国通”。他向海明威介绍了不少关于中国政界和军界的情况。由于他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海明威夫妇对蒋介石的印象。
在韶关，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会见了他。海明威夫妇亲往前线参观访问，经过一个月的考察体验，他们认为：这个部队有很强的防御能力，士兵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很差，但很能吃苦。
海明威夫妇到重庆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夫妇首先设便宴款待。宴席菜肴之丰盛，令客人瞠目结舌。孔夫人的穿金戴银，令盖尔荷恩大吃一惊。那时，中国抗战已有4年，沿海被日军封锁，物力艰难，军民难以温饱。国家如此的穷困，而财政部长却是如此的豪阔。对此，海明威夫妇甚为反感。
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接待了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后，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由宋美龄当翻译，国民党高级官员也纷纷到场。蒋介石为了给海明威夫妇一种特别的“荣誉”，他在与海明威谈话时，连假牙都没有戴。
在交谈中，蒋介石问海明威对西方报刊上刊登的有关中共的文章有些什么想法。海明威回答自己没有看过这些文章，无从谈起。接着，蒋介石便向海明威夫妇游说：“共产党人是精明的宣传家，但没有什么战斗力。中共没有军事实力，政府也没有必要诉诸武力对付他们。要是中共制造事端，妨碍抗战，一旦出现纪律问题，政府就要稍稍采取措施来处置他们。中国的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中共在美国大肆宣传，使得美国相信中共是抗战所不可缺少的。相反，中共正在妨碍中国的军队。”宋美龄也插话说：“我收到美国的信件，说新四军根据命令撤退时，国民党军在它背后开了枪。”蒋介石则断然说：“这不是真的，我们的士兵从来没有向新四军开过枪。倒是共产党只要有可能就缴国民党军队的枪，来扩充其武器和地盘。”宋美龄又补充说：“我们不想消灭他们。”
前述谈话内容，蒋介石夫妇至少重复了4次。尽管蒋介石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皖南事变”，企图让海明威夫妇听信他的，但正如盖尔荷恩的评价：“蒋氏夫妇口若悬河地向我们作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
与周恩来的秘密会见，则是海明威中国之行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4月中旬的一天，玛莎正在重庆的菜市场参观，一位高个子金发女士悄悄走近她，低声问她和她的丈夫是否想见见周恩来。玛莎当时不知道周恩来是谁，便回答说她得问问海明威才能决定。她匆匆返回住处，对海明威谈起此事。海明威一听，非常高兴，他回想着：“对啦！周恩来是乔伊斯·伊文思的好朋友。”当即表示愿意和周恩来会面。玛莎随即返回菜市场，将海明威的口信转告给那位金发女士。后来得知，这位金发女士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先到街上散步，在确信甩掉了盯梢的密探后便赶到菜市场，与那位金发女士会面。那位女士带着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避开一切可能的跟踪，最后，坐上人力车，用布帘盖住车斗跑了不近的一段路。终于，他们顺利来到一处住所，走进一间墙壁粉刷得很白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热情地迎接他们的到来。
周恩来和海明威夫妇之间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宾主双方谈笑风生，毫不拘束，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后来，玛莎回忆说，他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觉得与一位中国人相处就像在家里一样，十分愉快。当时，海明威向周恩来介绍了他所看到的广东的情况，而周恩来则着重谈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及中共坚定不移的抗日方针，并针对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写了两个纪要交给海明威。后来，海明威将这两个纪要带回美国，将纪要的内容告知他在美国财政部任要职的朋友摩根，希望美国政府中的决策人士能及时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并以此作为判断中国未来走向时的参考。
尽管双方接触的时间很短，但周恩来仍给海明威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明威认为，周恩来是一位非常英俊而聪明的人，他在遍布国民党特务和密探的重庆进行了出色的工作，同各国驻重庆的外交使节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向他们及时宣传中共的观点，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同时，在重庆，周恩来是能够接近蒋介石的持相反观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玛莎则回忆说：周恩来先生衣着俭朴，坐在他那空荡荡的地下室里，但他是个伟大人物。我们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真正的好人。他极可能是个胜利者，假如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玛莎很想把周恩来跟他俩的谈话传给后人，可惜未能办到，因为交谈时，他俩被这样一位令人神往的巨人所深深吸引，以致由于内心太激动而忘了作记录。
几个月后，海明威夫妇回到美国，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海明威说：“中国军队有300个师……其中有3个师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3个师防守的地区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他们进行了十分出色的战斗。”之后，海明威写了6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苏日签订条约》、《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中国空军急需加强》、《中国加紧修建机场》等。同时，海明威还写给美国政府一份关于国共关系紧张的详细报告。后来在华盛顿，人们问起有关中国的问题，他俩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共产党将接管中国。所以，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玛莎看到当年在重庆秘密会见过他们的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长时，她和海明威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俩早就预言，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一定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
（责编 晓舟）
1941年2月，42岁的海明威偕同他的新婚妻子玛莎·盖尔荷恩应纽约《午报》主编英格苏尔之请，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经夏威夷、香港、韶关、桂林到达重庆，考察中国对日作战及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动向。
在香港，海明威夫妇逗留了一个月。他们同各方人士进行交往，以了解中国战局。其间，有一位在香港的英国将军莫里斯·柯恩与海明威来往较多。此人曾当过孙中山的警卫，会说广东话，是个“中国通”。他向海明威介绍了不少关于中国政界和军界的情况。由于他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海明威夫妇对蒋介石的印象。
在韶关，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会见了他。海明威夫妇亲往前线参观访问，经过一个月的考察体验，他们认为：这个部队有很强的防御能力，士兵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很差，但很能吃苦。
海明威夫妇到重庆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夫妇首先设便宴款待。宴席菜肴之丰盛，令客人瞠目结舌。孔夫人的穿金戴银，令盖尔荷恩大吃一惊。那时，中国抗战已有4年，沿海被日军封锁，物力艰难，军民难以温饱。国家如此的穷困，而财政部长却是如此的豪阔。对此，海明威夫妇甚为反感。
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接待了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后，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由宋美龄当翻译，国民党高级官员也纷纷到场。蒋介石为了给海明威夫妇一种特别的“荣誉”，他在与海明威谈话时，连假牙都没有戴。
在交谈中，蒋介石问海明威对西方报刊上刊登的有关中共的文章有些什么想法。海明威回答自己没有看过这些文章，无从谈起。接着，蒋介石便向海明威夫妇游说：“共产党人是精明的宣传家，但没有什么战斗力。中共没有军事实力，政府也没有必要诉诸武力对付他们。要是中共制造事端，妨碍抗战，一旦出现纪律问题，政府就要稍稍采取措施来处置他们。中国的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中共在美国大肆宣传，使得美国相信中共是抗战所不可缺少的。相反，中共正在妨碍中国的军队。”宋美龄也插话说：“我收到美国的信件，说新四军根据命令撤退时，国民党军在它背后开了枪。”蒋介石则断然说：“这不是真的，我们的士兵从来没有向新四军开过枪。倒是共产党只要有可能就缴国民党军队的枪，来扩充其武器和地盘。”宋美龄又补充说：“我们不想消灭他们。”
前述谈话内容，蒋介石夫妇至少重复了4次。尽管蒋介石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皖南事变”，企图让海明威夫妇听信他的，但正如盖尔荷恩的评价：“蒋氏夫妇口若悬河地向我们作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
与周恩来的秘密会见，则是海明威中国之行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4月中旬的一天，玛莎正在重庆的菜市场参观，一位高个子金发女士悄悄走近她，低声问她和她的丈夫是否想见见周恩来。玛莎当时不知道周恩来是谁，便回答说她得问问海明威才能决定。她匆匆返回住处，对海明威谈起此事。海明威一听，非常高兴，他回想着：“对啦！周恩来是乔伊斯·伊文思的好朋友。”当即表示愿意和周恩来会面。玛莎随即返回菜市场，将海明威的口信转告给那位金发女士。后来得知，这位金发女士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先到街上散步，在确信甩掉了盯梢的密探后便赶到菜市场，与那位金发女士会面。那位女士带着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避开一切可能的跟踪，最后，坐上人力车，用布帘盖住车斗跑了不近的一段路。终于，他们顺利来到一处住所，走进一间墙壁粉刷得很白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热情地迎接他们的到来。
周恩来和海明威夫妇之间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宾主双方谈笑风生，毫不拘束，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后来，玛莎回忆说，他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觉得与一位中国人相处就像在家里一样，十分愉快。当时，海明威向周恩来介绍了他所看到的广东的情况，而周恩来则着重谈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及中共坚定不移的抗日方针，并针对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写了两个纪要交给海明威。后来，海明威将这两个纪要带回美国，将纪要的内容告知他在美国财政部任要职的朋友摩根，希望美国政府中的决策人士能及时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并以此作为判断中国未来走向时的参考。
尽管双方接触的时间很短，但周恩来仍给海明威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明威认为，周恩来是一位非常英俊而聪明的人，他在遍布国民党特务和密探的重庆进行了出色的工作，同各国驻重庆的外交使节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向他们及时宣传中共的观点，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同时，在重庆，周恩来是能够接近蒋介石的持相反观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玛莎则回忆说：周恩来先生衣着俭朴，坐在他那空荡荡的地下室里，但他是个伟大人物。我们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真正的好人。他极可能是个胜利者，假如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玛莎很想把周恩来跟他俩的谈话传给后人，可惜未能办到，因为交谈时，他俩被这样一位令人神往的巨人所深深吸引，以致由于内心太激动而忘了作记录。
几个月后，海明威夫妇回到美国，在纽约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海明威说：“中国军队有300个师……其中有3个师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3个师防守的地区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他们进行了十分出色的战斗。”之后，海明威写了6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苏日签订条约》、《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中国空军急需加强》、《中国加紧修建机场》等。同时，海明威还写给美国政府一份关于国共关系紧张的详细报告。后来在华盛顿，人们问起有关中国的问题，他俩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共产党将接管中国。所以，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玛莎看到当年在重庆秘密会见过他们的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长时，她和海明威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俩早就预言，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一定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
（责编 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