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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天安门管理处向北京市委紧急报告称：“天安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广大革命群众的地方……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我们意见，要下定决心，采取治本的办法，对城楼进行重新翻建。”
整个工程极为保密
1968年3月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城建组召开会议，决定调集最好的技术力量组成检查组，于3月11日至23日对城楼的主要承重构架进行全面检查。
此后，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工程经周总理亲自批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五建”之所以能进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视野，与木工师傅姚来泉不无关系。姚来泉是8级木工，他与天安门似有一种天定的缘分，因为在此之前，天安门每年搞国庆大游行，那些彩车的模型就是他领衔制作的。姚师傅在这一领域素负盛名。1969年国庆20周年大游行，姚师傅制作了一个最大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模型车，后来曾先后出现在邮票、日历和香烟盒上。
接受任务后，“五建”选派了一批“根正苗红”、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施工队伍按军队编制管理，组成了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5个施工队，施工人员总计约500人。
为保证施工过程的绝对安全，有关部门还调派了北京卫戍区两个连的解放军战士加入工人队伍，参与施工，防止坏人破坏。整个工程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员不得透露内情，对家人也要守口如瓶。
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为了确保工程秘密进行，整个天安门城楼必须要用苇席严密遮盖起来。
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2米，要将这个庞然大物整个罩起来，为它做“世纪手术”，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果用钢管搭架，需一个月。工期紧任务重，架子工人突破以往的传统方法，用数根杉篙绑在一起，层层连接，用苇席搭起一个天棚，将城楼包裹得严严实实，留出送料的循环马道。不到10天便搭好“天棚”，其跨度之大，在当时资料上绝无仅有，堪称世界之最。
同时，冬季施工需要保温，技术人员又想出一个办法，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当时公园已不对外开放）。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苇篙四周铺设几层取暖管，尽管隆冬，但棚里温度却在零度以上，昼夜通明。
拆城楼前首先要进行测量，五建公司选派了懂经纬仪的木工姚来泉配合测量局的技术人员一同工作。他们将城楼所有的斗、拱、柱及端门等，一一进行了精确的测量。之后，凡拆下的每一件木构件，都拍成照片，按顺序编号，然后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按照图纸进行木构件加工。
由于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配合默契，拆旧城楼仅用了7天时间。姚师傅回忆说：“那时连家人都不知我在哪儿干活，测量的数据不准和任何人说，这可是政治任务啊。”
后来将测量的数据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施工方案颇具政治色彩
1968年8月，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工交城建组就提出：“天安门城楼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检阅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庄严场所。因此，建筑结构必须确保安全，翻修工程必须按期完成。”
在设计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考虑到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时，要从城楼前廊下三步台阶才能走到正中的检阅位置，就准备将前廊台地面坡度适当加大，同时把廊前城台地面适当提高，使这三步台阶变为一步台阶。后来觉得留下这一步台阶也不便，干脆将前廊台向前推至女儿墙的扶手处，取消了台阶，栏板移至扶手位置，不顾及后排人能否观礼。
由于以往天安门城楼照明灯具条件差，光亮度不足，不能反映毛主席接见革命群众和外宾时的全景。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提出，为了在电影、电视中表现出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要适当增加碘钨灯，电气回路增加至12个，容量增加近4万瓦。
天安门城台前檐女儿墙距检阅扶手仅有50厘米，摄影记者在此进行拍照，由于距离太近，拍摄领袖人物的照片比例不合适。同时空间窄狭，记者转身行走很困难。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图像完美，拟将50厘米厚的女儿墙减为30厘米，以增大女儿墙与扶手间的宽度，改善摄影条件。
还有人提出，当毛主席由城楼走向前廊城台时，由于通往城台的台阶窄小，两墙栏板又高，记者不能从两侧拍照，都挤堵在正面，影响主席和广场革命群众间的视线。因此又建议拟将靠台阶两端栏板的长度适当改小，台阶内移20厘米。
这些施工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已达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譬如毛泽东常用的休息室，原来安装日光灯，就因为担心日光灯容易出毛病，届时影响毛泽东的安全和使用，技术人员衡量再三，决定采用更稳妥的小花灯。原来大厅内纵横交错的明设电线全部改为暗装，易渗水结冻的水暖管道变成暗沟，电热开水炉由后廊移到槛墙内……这些不起眼的小措施都是从根子上消除不安全的隐患，显现出了当时人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重大问题由周总理审定
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都关心着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为了保持天安门城楼的原面貌，一些重大问题，都是由周总理亲自审定。
例如，在施工当中，当时的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曾要求把老檐、小檐下面的木制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使工程指挥部很为难，于是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总理表示：照原来的木斗拱样式制作。
又如，天安门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但在重建时，对于图案和彩画的处理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古建筑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另一种意见是，传统的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新中国的天安门应具有革命意义，要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等图案来代替。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结果便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并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大丽花和玺”，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
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自1969年12月15日开工，到1970年五一前竣工，整个工期112天，全部木柱木梁皆为整体木材，多为进口。这项工程仅琉璃瓦就制作了近100种规格，10万余件油漆彩绘，磨砖对缝，都是当时高水平的技术活。
据统计，有中央和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参与，每个工种、每道工序之间不准互相打听。整个现场施工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举世罕见。
挂国徽要派可靠的人
天安门城楼竣工前夕，悬挂国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悬挂之前，周总理特别指示：挂国徽要派可靠的人。
这项任务又落在了姚来泉的肩上。悬挂前，周总理特意把姚来泉等人叫去，给他们交了个底。周总理严肃地说，天安门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国徽必须要挂得正，绝对不能有一点偏差。否则，外国人来了，说你们连国徽都挂不正，这就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了。
国徽是由北京雕刻厂制作的，直径1.7米，需8个人抬。姚师傅检查时发现，国徽背后有铅笔写的抬国徽的人名和日期。根据领导指示：国徽不能有任何痕迹，于是他用细砂纸打磨掉了字迹。随后，国徽被左右两个滑轮吊到固定位置。按要求，国徽的位置要对准北京的中轴线，而且一丝一毫也不能偏离。
此时，技术人员站在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用经纬仪对准天安门城楼，准确地说，经纬仪中的线要和国徽上细如发丝的中心线重合。姚师傅则根据对方左右手示意的两面黄旗，不断地调整着国徽的位置，这样，整整用了一个上午才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
天安门城楼被神秘大棚密封后的第110天的深夜，几万根杉篙，近3000立方米席棚和脚手架被拆除了。
清晨，一座崭新的天安门城楼迎着朝霞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据《人民政协报》）
整个工程极为保密
1968年3月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城建组召开会议，决定调集最好的技术力量组成检查组，于3月11日至23日对城楼的主要承重构架进行全面检查。
此后，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工程经周总理亲自批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五建”之所以能进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视野，与木工师傅姚来泉不无关系。姚来泉是8级木工，他与天安门似有一种天定的缘分，因为在此之前，天安门每年搞国庆大游行，那些彩车的模型就是他领衔制作的。姚师傅在这一领域素负盛名。1969年国庆20周年大游行，姚师傅制作了一个最大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模型车，后来曾先后出现在邮票、日历和香烟盒上。
接受任务后，“五建”选派了一批“根正苗红”、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施工队伍按军队编制管理，组成了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5个施工队，施工人员总计约500人。
为保证施工过程的绝对安全，有关部门还调派了北京卫戍区两个连的解放军战士加入工人队伍，参与施工，防止坏人破坏。整个工程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员不得透露内情，对家人也要守口如瓶。
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为了确保工程秘密进行，整个天安门城楼必须要用苇席严密遮盖起来。
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2米，要将这个庞然大物整个罩起来，为它做“世纪手术”，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果用钢管搭架，需一个月。工期紧任务重，架子工人突破以往的传统方法，用数根杉篙绑在一起，层层连接，用苇席搭起一个天棚，将城楼包裹得严严实实，留出送料的循环马道。不到10天便搭好“天棚”，其跨度之大，在当时资料上绝无仅有，堪称世界之最。
同时，冬季施工需要保温，技术人员又想出一个办法，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当时公园已不对外开放）。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苇篙四周铺设几层取暖管，尽管隆冬，但棚里温度却在零度以上，昼夜通明。
拆城楼前首先要进行测量，五建公司选派了懂经纬仪的木工姚来泉配合测量局的技术人员一同工作。他们将城楼所有的斗、拱、柱及端门等，一一进行了精确的测量。之后，凡拆下的每一件木构件，都拍成照片，按顺序编号，然后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按照图纸进行木构件加工。
由于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配合默契，拆旧城楼仅用了7天时间。姚师傅回忆说：“那时连家人都不知我在哪儿干活，测量的数据不准和任何人说，这可是政治任务啊。”
后来将测量的数据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施工方案颇具政治色彩
1968年8月，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工交城建组就提出：“天安门城楼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检阅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庄严场所。因此，建筑结构必须确保安全，翻修工程必须按期完成。”
在设计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考虑到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时，要从城楼前廊下三步台阶才能走到正中的检阅位置，就准备将前廊台地面坡度适当加大，同时把廊前城台地面适当提高，使这三步台阶变为一步台阶。后来觉得留下这一步台阶也不便，干脆将前廊台向前推至女儿墙的扶手处，取消了台阶，栏板移至扶手位置，不顾及后排人能否观礼。
由于以往天安门城楼照明灯具条件差，光亮度不足，不能反映毛主席接见革命群众和外宾时的全景。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提出，为了在电影、电视中表现出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要适当增加碘钨灯，电气回路增加至12个，容量增加近4万瓦。
天安门城台前檐女儿墙距检阅扶手仅有50厘米，摄影记者在此进行拍照，由于距离太近，拍摄领袖人物的照片比例不合适。同时空间窄狭，记者转身行走很困难。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图像完美，拟将50厘米厚的女儿墙减为30厘米，以增大女儿墙与扶手间的宽度，改善摄影条件。
还有人提出，当毛主席由城楼走向前廊城台时，由于通往城台的台阶窄小，两墙栏板又高，记者不能从两侧拍照，都挤堵在正面，影响主席和广场革命群众间的视线。因此又建议拟将靠台阶两端栏板的长度适当改小，台阶内移20厘米。
这些施工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已达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譬如毛泽东常用的休息室，原来安装日光灯，就因为担心日光灯容易出毛病，届时影响毛泽东的安全和使用，技术人员衡量再三，决定采用更稳妥的小花灯。原来大厅内纵横交错的明设电线全部改为暗装，易渗水结冻的水暖管道变成暗沟，电热开水炉由后廊移到槛墙内……这些不起眼的小措施都是从根子上消除不安全的隐患，显现出了当时人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重大问题由周总理审定
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都关心着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为了保持天安门城楼的原面貌，一些重大问题，都是由周总理亲自审定。
例如，在施工当中，当时的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曾要求把老檐、小檐下面的木制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使工程指挥部很为难，于是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总理表示：照原来的木斗拱样式制作。
又如，天安门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但在重建时，对于图案和彩画的处理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古建筑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另一种意见是，传统的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新中国的天安门应具有革命意义，要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等图案来代替。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结果便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并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大丽花和玺”，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
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自1969年12月15日开工，到1970年五一前竣工，整个工期112天，全部木柱木梁皆为整体木材，多为进口。这项工程仅琉璃瓦就制作了近100种规格，10万余件油漆彩绘，磨砖对缝，都是当时高水平的技术活。
据统计，有中央和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参与，每个工种、每道工序之间不准互相打听。整个现场施工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举世罕见。
挂国徽要派可靠的人
天安门城楼竣工前夕，悬挂国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悬挂之前，周总理特别指示：挂国徽要派可靠的人。
这项任务又落在了姚来泉的肩上。悬挂前，周总理特意把姚来泉等人叫去，给他们交了个底。周总理严肃地说，天安门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国徽必须要挂得正，绝对不能有一点偏差。否则，外国人来了，说你们连国徽都挂不正，这就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了。
国徽是由北京雕刻厂制作的，直径1.7米，需8个人抬。姚师傅检查时发现，国徽背后有铅笔写的抬国徽的人名和日期。根据领导指示：国徽不能有任何痕迹，于是他用细砂纸打磨掉了字迹。随后，国徽被左右两个滑轮吊到固定位置。按要求，国徽的位置要对准北京的中轴线，而且一丝一毫也不能偏离。
此时，技术人员站在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用经纬仪对准天安门城楼，准确地说，经纬仪中的线要和国徽上细如发丝的中心线重合。姚师傅则根据对方左右手示意的两面黄旗，不断地调整着国徽的位置，这样，整整用了一个上午才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
天安门城楼被神秘大棚密封后的第110天的深夜，几万根杉篙，近3000立方米席棚和脚手架被拆除了。
清晨，一座崭新的天安门城楼迎着朝霞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