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由大卫·芬奇导演的影片《龙文身的女孩》，再看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的长篇小说“千禧年”三部曲，使网络时代、“读图时代”的读者骤然有一种久违的阅读热情。虽然影片中饰演男主人公布隆维斯特的“○○七”扮演者丹尼尔·克雷格，已经改变他过去谍海英雄的神勇形象，成功地扮演了《千禧年》杂志社记者这样的普通人，但神秘的电脑黑客，扑朔迷离的杀人案，具有强烈感官刺激的性侵犯与杀戮场景，以及善恶有报、令人酣畅淋漓的故事结局，依然演绎了好莱坞电影的一贯模式。

　　好的故事，不一定是好的历史。读“千禧年”三部曲收获之一，便是三部作品层层递进，力图再现二战结束、冷战背景下的欧洲社会生活。作品追随《千禧年》杂志社记者布隆维斯特、密尔顿安保公司调查员莉丝·莎兰德的足迹，揭示在现代新闻、司法、精神病专家、家族企业等光鲜亮丽外表下的罪恶，最后直捣“蜂窝”，即问题核心：通过对莎兰德身世的揭秘，发掘出原来潜伏于政府高层内部，后来处于失控状态、疯狂的“小组”成员在冷战意识形态掩护下，对无辜的社会小人物犯下的罪行。《龙文身的女孩》所描写的只是这条历史线索的起点，接下来的两部作品《玩火的女孩》和《直捣蜂窝的女孩》，则通过详细交待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揭示社会生活突发事变中隐含的历史维度。这大概是人们无法苛责电影的理由：那么多充满历史意蕴的细节，无法通过一百五十八分钟片长一一展示；也是这部文字版小说吸引我的缘故：现代小说的先锋特质没有伴随二十世纪的“终结”而“历史终结”，“千禧年”三部曲明显地突破了以往先锋小说强调魔幻、潜意识的叙述样态，或者说，它一点也不重复那些已经形成叙事套路、不再先锋的“先锋小说”。在新的叙事格局中，拉森带领读者不断穿越新闻、司法和政府高层等不同领域的边界，并在这些隶属于现代社会范畴、频繁而具体的跨界穿行中，怀疑、反思关于社会可以“终结于”某种现代制度的既定结论。正如葡萄牙作家佩索阿上世纪三十年代谈到的现代写作的意义：一种美的直观效果，总是给人好的感觉，但这种状态“对于我来说既好也不好，因此使我感到更好”；因为“前者使你生存，后者则使你思想。我总相信，思想比生存更好”。
　　说“千禧年”三部曲是风靡欧洲的通俗小说，并不妨碍其先锋性质为低迷的小说现状带来勃勃生机。如果我们不把小说放进“大众”还是“精英”、“通俗”还是“高雅”的评判模式中进行等级划分，这部小说的通俗外观，实际建立在一种精致的“临界状态”的基础上。这种“临界状态”，正是今日先锋艺术的重要理念。就像人们在互联网上“在线”与“离线”，“两种状态之间的切换、同构与共存，隐喻一代青年艺术家置身其中的各个层面上的多重性，以及他们自身状态的临界性”。在此基础上，现代艺术实践“早已开始了对这些制度及其现实状况的反思”，并“敏感地处于各种媒介类型与方法脉络重叠的临界地带”。（北京七九八文化创意产业园，尤伦斯现代艺术展，《ON/ OFF》前言，2013年3月）
　　二○一○年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说得好：正如欧洲史上“所有文学作品中伟大的复仇故事一样”，拉森的三部曲“让我们觉得在这个残缺的充满谎言的世界上，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也许它们就保存在城市的芸芸众生中”？！三部曲所有主要人物都属“城市的芸芸众生”，而且是有各种性格或人生缺陷、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绝非具有“神圣的天赋”的卡里斯马式人物。他们的确为社会提供了“一些珍贵的东西”，但那一切都仅仅是为了维护自我生存权力的底线而苦苦挣扎的结果。如果说它是犯罪小说，那么作品自始至终都在不断地追问：谁是真正的罪犯？小人物犯罪的起因往往是上层人物不法犯罪的证据。作品开篇介绍，《千禧年》杂志社能在竞争激烈的出版界脱颖而出，完全有赖于布隆维斯特这样的撰稿人，他具有从事记者工作异常敏锐、迅捷的调查、分析综合与写作能力。但是他对大投机家温纳斯壮经济案的报道，却中了温纳斯壮的圈套，由于轻信假证人的虚假材料而彻底败北，被告上法庭，并被判坐牢三个月加上十五万克朗的损害赔偿。正在布隆维斯特官司缠身的时刻，八十二岁的范耶尔家族企业老掌门人范耶尔·亨利慧眼识人，请布隆维斯特调查家族内部四十多年前的少女失踪案，他不仅提供丰厚的报酬，还有最让布隆维斯特动心的“底牌”—亨利拥有击败温纳斯壮的贪腐证据。在此之前，亨利为了解布隆维斯特能否担此重任，曾委托密尔顿安保公司聘请调查员莉丝·莎兰德以黑客手段收集布隆维斯特详尽的个人信息。于是，这两个现实生活中各有不幸、各有缺陷的人物便出现在读者视线中。
　　“芸芸众生”与社会政治权力高层所处位置不同，站在这一特殊角度，拉森对社会生活的反思，比以往的宏大叙事更冷静、更现实，也更不留情面。随着对海莉失踪案的深入调查，范耶尔家族内部的反犹分子马丁父子等人残害犹太少女罪行的内幕被逐渐揭开。二战期间，范耶尔家族成员中有多名纳粹分子，亨利不是纳粹，而且不惜与家族对立，搭救犹太少女海蒂，并与海蒂成婚。但亨利也绝非“辛德勒”，小说通过亨利的自我陈述，使读者看到人物表白与其历史经验的矛盾状态，这种描写比非白即黑的人物塑造更具普遍意义上的真实内涵。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岁的亨利被公司派到德国汉堡，与德国纳粹党员罗巴哈一起打理范耶尔家族的生意：“他和我一样不是纳粹，但为了方便起见入了党。他的党证为范耶尔企业开启大门、制造生意机会，而做生意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他们的火车制造货车厢—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们的车厢有没有去过波兰。”海蒂是罗巴哈与犹太情妇的私生女，并在纳粹灭亡前夕，由罗巴哈托付给亨利带回瑞典，海蒂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病逝，亨利没有子嗣，也未再娶。为找到家族继承人海莉，或者报复杀害海莉的凶手，亨利必须向布隆维斯特袒露家族的核心机密，但这一切无关个人道德反省，而是出于现实利害的选择。小说叙述风格坦诚，毫不掩饰个人、家族对历史的不可超越性。因此，即便亨利不是戈弗里（亨利的侄子）之类的纳粹，也不值得赞美，反之，小说中作为被书写者的亨利，甚至都没得到以往二战作品中对这类人物的原谅。虽然亨利与他的纳粹哥哥们明显不同—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主修经济学，成为家族企业继承人—但他做生意的天赋连同家族企业的发展，恰恰是在希特勒当政时期，家族制造业与希特勒的军需物品有密切联系，范耶尔家族抓住了发财的好时机。与此同时，这些不问政治的生意人手上，也沾着犹太人的血。与直接杀人者相比，亨利与戈弗里、马丁父子的不同，只不过是承担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的区别。 　　马丁开始与父亲戈弗里一起杀害犹太女子，戈弗里死后，直到二○○○年，马丁还在继续这种杀人游戏，主要杀害移民或俄国来的“妓女”，由种族仇视、虐杀演变为一种变态的嗜好。这些真相是小说家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小说里的公众其实只知道一半真相，另一半却由于种种原因被遮掩起来。比如当布隆维斯特为亨利找回海莉后，她对外宣布的结果是四十多年前“她因为与家人处不来才离家”（而不是发现父兄杀人真相逃生）；马丁也只是偶遇车祸致死，他与戈里弗的丑闻连同那间恐怖的酷刑房，以及布隆维斯特几乎被马丁残杀的事实，都一起成为永久的秘密。为了范耶尔企业数千名职工的生计，也为了海莉作为受害者的声誉，“曾经抨击同侪未能报道真相”的布隆维斯特，也不得不“坐在这里讨论—甚至可以说协商—他所听说过的最可怕的掩饰行为”，“他沉默不语，呆坐许久，之后终于点头答应”。历史真相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拉森的小说将真相以及不得不掩盖真相的现实一并展示于读者。
　　小说家是不同领域和空间的穿越者，他把一个个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人物凸现出来，形成一种环环紧扣的逻辑关系。通过描写不同职业、在不同社会空间生活的人物，小说编织起现代社会生活巨大的网络，人物也由此成为作品整体结构的枢纽。或者说，小说对人物的展示不是孤立的，作家不是为写人物而写人物，而是使人物成为不可或缺的结构因素。比如莎兰德的监护人毕尔曼律师，虽然在小说中篇幅有限，却是启动第二、三部小说情节的关键人物，他对受监护人莎兰德有野蛮的性侵犯行为，遭报复后，一心要置莎兰德于死地。他最先发现莎兰德在监护局档案中的不利证据，发现不利证据竟然来自他过去在国安局的同事毕约克，于是终于从冷战时期“阵营”找到“战友”，并开始向这些人求助。毕尔曼报复莎兰德开启了两条线索，一是扎拉千科、尼德曼以及围绕他们贩卖毒品、武器和“引进波罗的海妓女”的黑社会团伙，并由此追溯到国安局表面已经撤销的冷战机构“特别行动小组”，这个机构的核心成员古尔博、克林顿依然像“影子”似的存在，以保护扎拉千科为唯一职责；一是以《千禧年》杂志对妓女行业中残害妇女案件的调查为线索，调查残害妇女案件是莎兰德感兴趣的题目，她刚刚结束范耶尔家族少女失踪案调查，随即被卷入记者达格和女友米亚遇害案。而且案件逐渐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其中警方、新闻、司法、社会安保部门和政府高层都被调动起来，构成一幅瑞典现实生活的立体画面。由于有这样严密的整体结构，这部长达一千六百多页的三部曲小说，人物数十个，头绪繁多，情节发展遍及瑞典大小城市，甚至抵达西印度群岛国家格林纳达，但每个人物和事件都像法庭调查结案，有头有尾、严谨有序，经得起推敲。
　　结构化小说与“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小说模式不同，更强调结构的制约作用对人物的影响。人物命运悲喜剧被嵌进一定的历史话语中，使读者在领略人性悲欢离合的同时，解码其背后的历史推手。古尔博、克林顿是扎拉千科的后台，也是加害莎兰德、布隆维斯特、达格、米亚等人的指挥和间接凶手。他们在二○○○年后依然坚持冷战时期的政治观念，固然有其性格固执守旧的一面，但他们本人并不是毕约克、毕尔曼和精神病学专家泰勒波利安之类的具有凌虐女性劣迹的“坏人”。他们的问题在于，冷战意识形态使他们在国安局内部结成一个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唯一工作，就是保护叛逃瑞典的苏联“顶尖级情报人员”扎拉千科。也许扎拉千科本来就是个流氓无赖；也许受到保护的扎拉千科愈加为所欲为；也许两种因素都有。扎拉千科来瑞典以后酗酒、贩毒、倒卖军火和女人、教唆杀人，并不断殴打妻子（一个原来他看中的瑞典女孩），使她死于大脑慢性出血。他女儿莎兰德要揭发他的罪恶，就被当作精神病人，受到最野蛮的虐待。为掩盖扎拉千科的违法行为，或者为掩盖任何可能牵涉到扎拉千科的人和事，他们指使人盗窃、销毁证据，威胁甚至杀害证人。冷战结束十多年后，这个利益集团却名亡实存，制造出一系列与这个集团成员相关的无辜小人物的悲剧，而悲剧承受者多是移民或移民后裔中的女性。在此意义上说，一种脱离法律制约的政治决策会演变成伤害无辜的杀人机器。
　　拉森的小说必然涉及瑞典政府高层的司法机构，主张恢复莎兰德公民权利的重要政府官员、国安局宪法保障组负责人托斯登·艾柯林特警司的想法也许代表了小说家的希望：现代司法制度必须在保卫宪法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如果瑞典有宪法法庭，那么莎兰德的律师便可立即控告瑞典政府剥夺她的宪法权利。接着法庭可以下令调集所有数据，也可以传唤包括首相在内的任何人来作证，直到事情解决为止。”小说在这一点上有一些进展，莫妮卡·费格劳拉巡官已经作为新成立的宪法保障组行动队成员开始履行职责，但与小说一贯委婉曲折的表述一致，依然有许多难题摆在执法者面前。
　　小说家斯蒂格·拉森（1954- 2004）在小说第一部《龙文身的女孩》出版前一年病逝，没看到“千禧年”系列三部曲“轰动全球出版界”的盛况，也无法领取他两度获得的北欧最佳犯罪小说“玻璃钥匙”奖，的确令人深感遗憾。但重点是小说家已经完成的作品，在当下有关民主法制社会的探讨中占据先机，并映现出作家“积极捍卫社会正义，不求个人名利”的人格形象。与之相比，获奖和“盛况”不过是一些点缀，应该不那么重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