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这个年龄段的友人说起阅读，不少人都有个共同经历，就是读过糊在屋顶和墙上的报纸。几十年过去了，有些标题我至今还记得很牢，比如《热烈欢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民族团结政府当时就在北京，离人民大会堂没多远，但那也是国与国之间的访问。
　　那张报纸贴在房东家山墙上，不光我看，串门来的社员也看。有一位基本没念过书，但爱“讲用”，是生产队“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他问宾努是谁，我说就是新闻纪录片里西哈努克身后总点头的。他记住了，“讲用”会上，新编两句：“祖国山河红烂漫，外国首相点头赞。”生产队长说，行啊，你挺有水平呀。让他去大队讲，讲完管一顿高粱米粥。
　　尝到甜头，再到别人家串门，他就愈发留神墙上的旧报纸。后来，去公社讲，又添新词：“大庆铁人王进喜，石油成河流千里！”讲完，吃了高粱米干饭。后来升格，准备去县里讲，试讲时再添两句：“十大元帅彭德怀，能打胜仗最厉害。”好家伙，立马给撵下台。狼狈归来，拉我到他家仓房，指着棚顶说：“报纸上写得清楚嘛！”我仰脖子一看，就明白大半，说你看那是哪年的报纸。他踩凳子上去看，喊：“我的娘，1956年！这是我爷活的时候糊的，这多误事，县里白面馒头吃不上了！”
　　过去，平房屋内有顶棚及墙壁能抹白灰的，就属于今日的精装修了，一般都是糊旧报纸。那时城里个人订报的也少，都是从机关单位弄，积少成多，到年底扫了房，撕去太烂的，再糊一层。农村更是如此，能糊上报纸的都不是一般人家，起码跟大队干部有特殊关系，或者有亲属在公社乃至县里工作。“文革”开始后，政治敏感，需要精选，有伟人像的不行，万一贴得不正，是不敬重；贴倒了，糊里面，更是找麻烦。所以，用头版，也得用照片少的；文艺版也得注意插图，有头像得格外小心。
　　报纸刚糊到屋顶和墙上，是湿的，字迹不清，干了以后，字就清晰了。坐炕上躺炕上，大小标题一目了然。但有的是倒的、横的，想看清，人就得倒着横着躺。墙上的还好，屋顶上的得站炕上看。上世纪80年代，有武侠连载了，有一个年轻朋友说，小时候放年假，他晚上光腚举油灯看屋顶上的《七剑下天山》，把顶棚都给燎着了，挨他爹好一顿揍。
　　说来，这都是早年特别是山沟里书少看书难的现象。包括我们知青，说是“知识青年”，刚开始不论到谁那儿去，除了毛选，别的书都没有。这时，阅读就成了一种“饥渴”，见到有字的就想看，尤其是你一个人时，忽然会觉得，墙上头上的文字都有了灵性，变得非常亲切。不在乎那一条消息有多少内容，重要的是能引发联想，讓思想飞出草房，飞出深山……
　　在乡下，我有阵子着魔一样，到一个生地方，不怕房子脏破，只要见到墙上贴着发黄的旧报，就要仔细看。而且，总会有些新的发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大跃进年代的漫画、诗歌，就是在大车店看到的残角片字。后来放开了，有了寻觅的线索，非得找到原文看全了，才心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