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SARS向人们昭示了伦理的两难困境，生命中原来有着我们所不能承受的真实。从4月20日开始全面公布非典的信息之后，即人们开始能够获得真实之际，人们的非理性反应提示我们，我们是否必须获知所有的客观信息?
　　医生总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要告诉患者“你已经患了不治之症”。如果患者知道自己身患重症，他必日夜不安，这种恐慌心理可能要比病症本身更对他不利。很多个案表明，即使病人身患重症，如果不知病情真相，在真诚相信其病不日即可痊愈的积极心态的作用下，他可能会起死回生。固然有的国家明文规定，患者享有完全的知情权。这种知情权，在我看来，只是私法意义上的(公法意义的知情权，详后)。即使如此，从情理上讲，每名医生都会或多或少地避法就情。因此，我认为，患重症的病人不能获得完全的知情权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种准家长主义，它过去一直是、现在也是政治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一切社会科学所批判的对象。在此，我们应把论域限定在关涉生死的信息的范围内。有人会说，如果病人知道其所患的不治之症的真相，他也可能与妻子按计划去度假。我仍认为，从一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看，在死亡面前，恐怕他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在生死面前，个人可能会丧失理性。此时，需要家长主义。
　　在SARS面前，我们就像医生面前的重症患者。我们是否一定要获知有关SARS疫情的所有的客观真实?在广东、北京两大疫情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即使是疫情未如上述地区严重者，也都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为，作为肉体存在的我们都有着生物个体的本能——趋生避死。在非常时期，人们可能会抛弃固有的理性，屈从于生存的欲望，轻信各种可能被夸大了的疫情信息，贸然采取“生命至上主义”的非理性之举。如初发疫情的各地区都有抢购生活物资的行为。即使此风稍弱，社会仍处于一种非理性状态，如公众普遍不敢乘公共汽车，不敢与人接触，甚至胡乱食药。有的省份对来自疫区的车辆一律拒之省外，有的单位对外来人员一律拒之门外。在我看来，上述之举皆是草木皆兵。“外省人与外单位人不准入内”，是一种非理性之举，因为它并没有建立在对有关资料的理智的分析之上，而是出于一种对死亡的恐惧的直觉。对此，互联网上有一则笑话：因SARS丧生有十种方式，九种是由于人们的非理性心理及行为所致。
　　
　　据此，我认为，在全面爆发传染病之际，个人可以放弃其部分公法意义上的知情权。此知情权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型(借用赵汀阳语)权利。它只存在于公民与政府二者之间。只能是公民向政府要求知情权。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中，知情权是公民必要的政治性权利，人们有权获知这个国家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公共事务。在非常时期(战争、戒严及目前的传染病爆发时期)，则可以有一些变通。
　　如何变通?在政府与公民之间，信息处于一种不对称状态。政府是信息的绝对拥有者，公民则要仰仗于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因此，政府可以作消极变通：将一些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的信息暂时“屏蔽”。也可以积极变通：在适当的时机发布适当的信息(善意的，不必然与客观事实丝丝相扣的)，以取得适当的社会效果。对公民来说，即意味着放弃部分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