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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以下简称“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40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引起的变化，对我们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变化的发端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这场大讨论引发的我国现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做了思想准备。
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
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底是怎么开展起来的，为什么能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但是，在喜悦和兴奋之余，许多觉悟者也深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粉碎“四人帮”而走出真正的危机。那时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4月，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给予否定和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见诸报端。特别是，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一方针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由于这一方针是以“两报一刊”社论发表，被认为是中共中央权威的声音，因而得到普遍宣传，这一说法其实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致使刚刚起步的拨乱反正工作呈现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两个凡是”方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而且，“两个凡是”方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其中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革命老前辈的批评和抵制。
到底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怎样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才是正确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些根本问题迫切需要作出科学回答。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文章鲜明地指出：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现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设置的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还没有被完全打破。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凡有超越于實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共产党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生动的实际生活，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做正面阐述，但实际上是从思想路线方面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由于文章思想观点的鲜明和尖锐，以及文章发表的形式和声势，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关注。
理论需要同实践相结合，真理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本是哲学上的常识性问题，但由于长期以来思想僵化的影响，这一常识性问题的提出却引来一系列责难：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硬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当时中央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人则一再召开会议，点特约评论员，点组织和支持这篇文章的胡耀邦的名，进行批评指责，一再下禁令，要求“下不为例”。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深刻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这个讲话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的有力支持。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即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在《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文章后的第二天，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就表态“要跳出框框，砸碎‘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接着，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也表态支持。
与此同时，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进行演讲等方式，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开展。
从1978年7月底开始，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发表讲话或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谈话，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
为了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檄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26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继续砸碎“两个凡是”的坚冰。
这场讨论冲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大解放，为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市社联在上海的大讨论中起到引擎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是指向唯心主义、蒙昧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把利剑，很快就促成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正像法国当年的启蒙时期“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一样，那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省市各级主要干部，都要在“实践是真理标准”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
上海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主要领导人没有及时表态，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上海一开始开展不起来。上海的主要报刊，一直没有组织发表有影响的文章，当时还有所谓“三不”的说法，即“不表态、不讨论、不介入”。这同全国范围内热烈讨论的氛围、与上海广大市民的热切渴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上海的广大理论工作者自觉走在前头，特别是市社联走在了前面，起到了引擎作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上海市社联是在全国最先恢复活动的学术团体之一。1978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宣布上海市社联及其所属学会恢复活动，重建组织机构，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兼任主席，徐盼秋为秘书长。上海市社联恢复活动是与真理标准大讨论联系在一起的。上海市社联之所以能够成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引擎，其原因主要是市社联的许多领导干部，包括各学会领导，大都是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及本市高等院校的领导，这在外省市是没有的。如，市社联主席夏征农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979年4月，夏征农任上海市委书记，但仍然兼市社联主席。市社联副主席李培南是市社科院党委书记，市社联秘书长徐盼秋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市会计学会会长王眉征是市财政局党委书记、局长，等等。真理标准大讨论既是一个冲锋号，又是一个集结号。冲锋号，是响应中央真理标准大讨论，积极参与；集结号，是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领导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齐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在他们带领下，上海市社联、上海的理论工作者主动作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走在了前面。
当时，市社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多次在淮海中路市社联小礼堂召开社联各级领导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精神，传递和交流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信息。会后，市社联各级领导回各自单位进行传达并部署，从而起到了大讨论的动员和组织作用。1978年9月，复旦大学党委举办党员干部读书班，党委书记夏征农在读书班上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参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讲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还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月16日，《文汇报》在第一版上用通栏篇幅把这则新闻做了突出处理，并在标题上标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字样。在同一天《文汇报》的第三版上，还发表了虞丹（蒋文杰笔名）写的题为《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冲破了当时上海对待这个问题不加呼应的冷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二是在市社联小礼堂、南昌路科学会堂和上海友谊会堂四楼的宴会厅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如，市社联在1978年6月30日召开座谈会，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展讨论。9月22、28日，10月11日，上海社联连续三次邀集上海市理论界举行座谈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充分肯定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大和深远意义：认为这个讨论，“不仅是理论上拨乱反正，而是关系到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关系到新长征的前途问题”，“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恢复《实践论》的权威，绝不是什么砍旗”，并且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根本观点”是顺利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对待“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健康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前提。这些学术讨论会，对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起到了摇旗呐喊、统一思想和舆论引擎作用。
三是组织宣讲。市社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组织、支持作用。在上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宣讲中，周抗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周抗，1914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國共产党，知名哲学家、理论教育家。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宣传队长，社会科学及哲学教师，解放军南下时任干部纵队大队长兼政委。上海解放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78年时任上海市社联哲学学会负责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
197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研讨会”，这是当时为了避免讨论会受阻挠而采用的一个比较含糊的名称，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会。上海理论界有周抗等6位同志参加。回沪后，由周抗传达会议情况。与会者听后，认为会议的内容无论在学术理论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非常重要，是拨乱反正中的一个根本原则。但也有人感到不理解，有人问周抗：“如果说马列著作里的话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领袖说过的话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周抗毫不含糊地回答：“也不是！只有实践才是唯一标准！”
这次传达会的内容通过各种渠道，在本市机关、学校、企业不胫而走。会后，许多单位纷纷邀请周抗去做报告。但在这时，压力也迎面而来，周抗在报告中的一些观点传到了某些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领导人耳中，他们认为周抗的观点是“砍旗”，令其不要再到处做报告，并要市社联就周抗报告中的“错误”写出书面汇报。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最及时的支持和保护来自中央军委，已经复出并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来电支持周抗，并要求调阅周抗报告的全文。
这也给了市社联领导以极大的鼓舞，他们感到，讨论和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符合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周抗的报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市社联领导一面据理力争、说明情况，一面继续组织讨论会和报告会，扩大成果。
前后近一年，周抗在上海巡回做了120多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书记兼市社联主席夏征农、市社联秘书长徐盼秋等同志不仅支持学者们到各单位宣讲，他们自己也带头在各种会议上做报告，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谁，为拨乱反正鸣锣开道。 尽一名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我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我的工作经历有关。
当时，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哲学教师，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副主任，此外，还兼任上海市高校哲学协作组组长和市社联哲学学会高校组的组长。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六本书：《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当时在学校里和校外一些单位开课，辅导学习这几本哲学著作。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各省市相继展开讨论。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干扰，上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却一度受到限制。我的好多学员就提出，要我讲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这一讲，就一发不可收。前后一年多时间，我在本市10个区5个县30多个局、20多个研究所、驻沪三军以及上海图书馆、上海工人文化宫等单位，共做了近300次报告，听讲人次（包括录音的）近100万。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篡改和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从林彪的天才论到“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为纲”，其实质都是反对《实践论》的，他们鼓吹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毒害了许多人。
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干扰。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摆脱出来。这就使得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异常艰难，也使得解放思想成为当时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正是这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阻力或者说是禁区、禁锢，有两个：一个是“文革”遗留下来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还有一个禁锢就是“两个凡是”。这，也是我宣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难点之所在。
我在宣讲中反复强调，只有实践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第二标准。这是因为，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应，所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所以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用来检验其理，还在于人们对革命导师的具体指示有时有不同的理解，究竟哪种理解对，最终还是要靠实践来检验。还有，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包括现在和将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一切情况和细节，从中去找出现成的答案。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将会导致唯心论或二元论的错误。
而在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要回答的、并且繞不开的问题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其是否正确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里，就会涉及到毛主席讲过的话，毛主席写过的文章，有没有错误。
这是个禁区。由于当时人们还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所以在我的宣讲过程中，我一讲到这个地方，就会碰到些尴尬场面，有时刚才还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领导会一个个借故离开。
一些好心的亲友劝我说：“老陈，你苦头（指‘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已经吃够了，现在要当心一点啊！”
1979年4月，有些人借着社会上一时出现的问题，指责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行了！”有人扬言：“上海的讲坛被什么人霸占了，我们要把它重新夺过来！”有的人在这股寒风面前顶不住，急忙检讨说：“我们请了不慎重的同志做了不慎重的报告，讲了不慎重的话。”
无形的压力、好心的规劝，都没有使我动摇。我是研究哲学的，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最大精神支撑。
4月中旬，在交大党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我列举了许多事实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是好的，出现一些问题是支流，也是可以克服的。一些同志的指责埋怨，反映了他们对形势估计是错误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下去。隔了几天，我以这次发言为基础，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讲座上做了《如何认识当前形势》的报告，听众反映：“这个报告解决问题。”紧接着，我就这个题目，连续宣讲了四五十次。
尽管有各方的指责，但我也受到许多领导旗帜鲜明的支持。4月下旬，在一次会议上，市委负责同志关切地问我：“老陈，有压力啊！怕吗？”我回答说：“不怕！”“对！就是不怕！这一个月，我听到很多对你们的指责。你们应该继续出去讲。”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也支持、鼓励我，要我继续出去宣讲。
由于天天做报告，有时一天要讲三场，太过劳累，火气上来，嘴里长满了泡，有半个月之久，疼痛难忍。但是，讲座是事先排好了的，只能照常讲。讲座连轴转，在校门口买个面包充饥，又到大礼堂做报告，晚上10点多才回家吃饭是常事。
为了使宣讲取得应有的效果，我动了不少脑筋，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每做一个报告，除了认真查阅、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外，还深入实际做社会调查，及时了解社会动向和群众思想。宣讲提纲写出来后，又多次与工厂、机关的宣传干部磋商，征求意见；然后，到上海图书馆的业余理论小组去试讲。正因为这样，做起报告来才可以不拿稿子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而且有针对性，能够“讲到大家心里去”。有一次，在黄浦区劳动剧场做宣讲，主办方发了6000张票子，到场有七八千人，会场里实在坐不下，只得拉出两只大喇叭，朝着马路上放，进不到会场的干部就坐在车里听宣讲，引来过路人也驻足而听。
当时，好多人都问我，“是什么力量促使你这样顶着压力、积极主动地去宣讲？”我的回答是：向干部和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真理，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多宣传一分，就可以帮助干部和群众减少一分盲目性，提高一分为“四化”而奋斗的自觉性。
40年前的那场从哲学层面发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的一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理论先声。在这场大讨论中，我尽了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责任，并且有幸成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正如胡耀邦所言：“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呀！”每当回想起这些，至今仍激动不已。
责任编辑：晏蔚青
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
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底是怎么开展起来的，为什么能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但是，在喜悦和兴奋之余，许多觉悟者也深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粉碎“四人帮”而走出真正的危机。那时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4月，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给予否定和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见诸报端。特别是，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一方针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由于这一方针是以“两报一刊”社论发表，被认为是中共中央权威的声音，因而得到普遍宣传，这一说法其实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致使刚刚起步的拨乱反正工作呈现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两个凡是”方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而且，“两个凡是”方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其中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革命老前辈的批评和抵制。
到底应当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怎样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才是正确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些根本问题迫切需要作出科学回答。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文章鲜明地指出：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现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设置的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还没有被完全打破。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凡有超越于實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共产党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生动的实际生活，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做正面阐述，但实际上是从思想路线方面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由于文章思想观点的鲜明和尖锐，以及文章发表的形式和声势，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关注。
理论需要同实践相结合，真理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本是哲学上的常识性问题，但由于长期以来思想僵化的影响，这一常识性问题的提出却引来一系列责难：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硬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当时中央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人则一再召开会议，点特约评论员，点组织和支持这篇文章的胡耀邦的名，进行批评指责，一再下禁令，要求“下不为例”。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深刻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这个讲话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的有力支持。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即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在《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文章后的第二天，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就表态“要跳出框框，砸碎‘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接着，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也表态支持。
与此同时，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进行演讲等方式，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开展。
从1978年7月底开始，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发表讲话或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谈话，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
为了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檄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26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继续砸碎“两个凡是”的坚冰。
这场讨论冲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了现代迷信，推动了思想大解放，为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市社联在上海的大讨论中起到引擎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是指向唯心主义、蒙昧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把利剑，很快就促成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正像法国当年的启蒙时期“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一样，那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省市各级主要干部，都要在“实践是真理标准”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
上海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主要领导人没有及时表态，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上海一开始开展不起来。上海的主要报刊，一直没有组织发表有影响的文章，当时还有所谓“三不”的说法，即“不表态、不讨论、不介入”。这同全国范围内热烈讨论的氛围、与上海广大市民的热切渴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上海的广大理论工作者自觉走在前头，特别是市社联走在了前面，起到了引擎作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上海市社联是在全国最先恢复活动的学术团体之一。1978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宣布上海市社联及其所属学会恢复活动，重建组织机构，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兼任主席，徐盼秋为秘书长。上海市社联恢复活动是与真理标准大讨论联系在一起的。上海市社联之所以能够成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引擎，其原因主要是市社联的许多领导干部，包括各学会领导，大都是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及本市高等院校的领导，这在外省市是没有的。如，市社联主席夏征农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979年4月，夏征农任上海市委书记，但仍然兼市社联主席。市社联副主席李培南是市社科院党委书记，市社联秘书长徐盼秋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市会计学会会长王眉征是市财政局党委书记、局长，等等。真理标准大讨论既是一个冲锋号，又是一个集结号。冲锋号，是响应中央真理标准大讨论，积极参与；集结号，是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领导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齐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在他们带领下，上海市社联、上海的理论工作者主动作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走在了前面。
当时，市社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多次在淮海中路市社联小礼堂召开社联各级领导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精神，传递和交流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信息。会后，市社联各级领导回各自单位进行传达并部署，从而起到了大讨论的动员和组织作用。1978年9月，复旦大学党委举办党员干部读书班，党委书记夏征农在读书班上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参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讲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还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月16日，《文汇报》在第一版上用通栏篇幅把这则新闻做了突出处理，并在标题上标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字样。在同一天《文汇报》的第三版上，还发表了虞丹（蒋文杰笔名）写的题为《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冲破了当时上海对待这个问题不加呼应的冷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二是在市社联小礼堂、南昌路科学会堂和上海友谊会堂四楼的宴会厅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如，市社联在1978年6月30日召开座谈会，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展讨论。9月22、28日，10月11日，上海社联连续三次邀集上海市理论界举行座谈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充分肯定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大和深远意义：认为这个讨论，“不仅是理论上拨乱反正，而是关系到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关系到新长征的前途问题”，“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恢复《实践论》的权威，绝不是什么砍旗”，并且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根本观点”是顺利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对待“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健康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前提。这些学术讨论会，对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起到了摇旗呐喊、统一思想和舆论引擎作用。
三是组织宣讲。市社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组织、支持作用。在上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宣讲中，周抗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周抗，1914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國共产党，知名哲学家、理论教育家。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宣传队长，社会科学及哲学教师，解放军南下时任干部纵队大队长兼政委。上海解放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78年时任上海市社联哲学学会负责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研究员。
197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研讨会”，这是当时为了避免讨论会受阻挠而采用的一个比较含糊的名称，实际上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会。上海理论界有周抗等6位同志参加。回沪后，由周抗传达会议情况。与会者听后，认为会议的内容无论在学术理论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非常重要，是拨乱反正中的一个根本原则。但也有人感到不理解，有人问周抗：“如果说马列著作里的话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领袖说过的话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周抗毫不含糊地回答：“也不是！只有实践才是唯一标准！”
这次传达会的内容通过各种渠道，在本市机关、学校、企业不胫而走。会后，许多单位纷纷邀请周抗去做报告。但在这时，压力也迎面而来，周抗在报告中的一些观点传到了某些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领导人耳中，他们认为周抗的观点是“砍旗”，令其不要再到处做报告，并要市社联就周抗报告中的“错误”写出书面汇报。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最及时的支持和保护来自中央军委，已经复出并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来电支持周抗，并要求调阅周抗报告的全文。
这也给了市社联领导以极大的鼓舞，他们感到，讨论和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符合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周抗的报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市社联领导一面据理力争、说明情况，一面继续组织讨论会和报告会，扩大成果。
前后近一年，周抗在上海巡回做了120多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书记兼市社联主席夏征农、市社联秘书长徐盼秋等同志不仅支持学者们到各单位宣讲，他们自己也带头在各种会议上做报告，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谁，为拨乱反正鸣锣开道。 尽一名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我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我的工作经历有关。
当时，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哲学教师，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副主任，此外，还兼任上海市高校哲学协作组组长和市社联哲学学会高校组的组长。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六本书：《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当时在学校里和校外一些单位开课，辅导学习这几本哲学著作。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各省市相继展开讨论。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干扰，上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却一度受到限制。我的好多学员就提出，要我讲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这一讲，就一发不可收。前后一年多时间，我在本市10个区5个县30多个局、20多个研究所、驻沪三军以及上海图书馆、上海工人文化宫等单位，共做了近300次报告，听讲人次（包括录音的）近100万。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篡改和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从林彪的天才论到“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为纲”，其实质都是反对《实践论》的，他们鼓吹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毒害了许多人。
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干扰。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摆脱出来。这就使得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异常艰难，也使得解放思想成为当时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正是这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阻力或者说是禁区、禁锢，有两个：一个是“文革”遗留下来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还有一个禁锢就是“两个凡是”。这，也是我宣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难点之所在。
我在宣讲中反复强调，只有实践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第二标准。这是因为，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应，所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所以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用来检验其理，还在于人们对革命导师的具体指示有时有不同的理解，究竟哪种理解对，最终还是要靠实践来检验。还有，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包括现在和将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一切情况和细节，从中去找出现成的答案。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将会导致唯心论或二元论的错误。
而在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要回答的、并且繞不开的问题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其是否正确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里，就会涉及到毛主席讲过的话，毛主席写过的文章，有没有错误。
这是个禁区。由于当时人们还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所以在我的宣讲过程中，我一讲到这个地方，就会碰到些尴尬场面，有时刚才还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领导会一个个借故离开。
一些好心的亲友劝我说：“老陈，你苦头（指‘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已经吃够了，现在要当心一点啊！”
1979年4月，有些人借着社会上一时出现的问题，指责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行了！”有人扬言：“上海的讲坛被什么人霸占了，我们要把它重新夺过来！”有的人在这股寒风面前顶不住，急忙检讨说：“我们请了不慎重的同志做了不慎重的报告，讲了不慎重的话。”
无形的压力、好心的规劝，都没有使我动摇。我是研究哲学的，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最大精神支撑。
4月中旬，在交大党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我列举了许多事实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是好的，出现一些问题是支流，也是可以克服的。一些同志的指责埋怨，反映了他们对形势估计是错误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下去。隔了几天，我以这次发言为基础，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讲座上做了《如何认识当前形势》的报告，听众反映：“这个报告解决问题。”紧接着，我就这个题目，连续宣讲了四五十次。
尽管有各方的指责，但我也受到许多领导旗帜鲜明的支持。4月下旬，在一次会议上，市委负责同志关切地问我：“老陈，有压力啊！怕吗？”我回答说：“不怕！”“对！就是不怕！这一个月，我听到很多对你们的指责。你们应该继续出去讲。”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也支持、鼓励我，要我继续出去宣讲。
由于天天做报告，有时一天要讲三场，太过劳累，火气上来，嘴里长满了泡，有半个月之久，疼痛难忍。但是，讲座是事先排好了的，只能照常讲。讲座连轴转，在校门口买个面包充饥，又到大礼堂做报告，晚上10点多才回家吃饭是常事。
为了使宣讲取得应有的效果，我动了不少脑筋，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每做一个报告，除了认真查阅、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外，还深入实际做社会调查，及时了解社会动向和群众思想。宣讲提纲写出来后，又多次与工厂、机关的宣传干部磋商，征求意见；然后，到上海图书馆的业余理论小组去试讲。正因为这样，做起报告来才可以不拿稿子一口气讲三四个小时，而且有针对性，能够“讲到大家心里去”。有一次，在黄浦区劳动剧场做宣讲，主办方发了6000张票子，到场有七八千人，会场里实在坐不下，只得拉出两只大喇叭，朝着马路上放，进不到会场的干部就坐在车里听宣讲，引来过路人也驻足而听。
当时，好多人都问我，“是什么力量促使你这样顶着压力、积极主动地去宣讲？”我的回答是：向干部和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真理，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多宣传一分，就可以帮助干部和群众减少一分盲目性，提高一分为“四化”而奋斗的自觉性。
40年前的那场从哲学层面发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的一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理论先声。在这场大讨论中，我尽了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责任，并且有幸成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正如胡耀邦所言：“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呀！”每当回想起这些，至今仍激动不已。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