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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奥运·新中国体育回溯系列(一)
许多中国人在期待8月的狂喜，今年夏天注定将是一场热烈而喧嚣的盛宴。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仍然有时间可以静静地回首，看看中国的体育从1949年以来，是如何在不到 60年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这个“强国梦”的历程。
我们将分组报道回顾这段值得记忆的历程。这组系列报道，试图为读者梳理出是谁、怎样的，走在这段曲折迂回的路上，这些个人命运与国家梦想相遇，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光荣和梦想的背后，又有多少唏嘘与感叹，了解了他们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带着激情却又清醒地走进2008年的夏天。
这组报道的第一篇，记录的是从1949年到文革前这段时间，一些奠定了中国目前体育格局的重要人物，事件，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就是从那时产生，并影响至今的。
生在一个全民体育的红火年代，两个本与体育无缘的人就这样被体育改变了一生
《女篮5号》是谢晋的成名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电影。这部于1957年在上海拍摄的电影，浓缩了那个火红年代的激情。
主人公田振华是女篮5号的教练，解放前他在一家企业篮球队打球，那时中国的企业队与洋人的业余队时有比赛，但胜负却掌握在一群商人的算盘中。
年轻气盛的田振华因不满暗箱操作，而被商人们打断了腿。之后，带着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把对体育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全民体育建设中。
徐仲巳，新中国第一代篮球国手，他与电影里的田振华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
电影中的女篮5号林小洁，有体育天赋却一心想考大学。她不能理解田振华通过体育为国争光的激情——她的想法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对于体育的看法。
但体育的冲击力迅速感染了每一个热血青年，林小洁义无返顾地冲进了呐喊的球场。
孙晋荣，是林小洁的现实版，工人出身的她，加入了上海工人篮球队。
到社会主义国家去参赛
1946年的上海，各种企业赞助的中国业余体育队相当活跃。16岁的徐仲巳经常与大量拥趸挤在上海青年会的看台上，观看上海篮球联赛冠军上海华联队与洋人业余队的比赛。
正是受了来自体育的蛊惑，徐仲巳少年时就习武强身，10岁开始接触篮球，虽然身高仅1.73米，但练得过人的弹跳力。中学参加大公队这样知名的业余篮球队，进入大同大学经济系后，又被上海大学生队相中。那时各种比赛多到几乎天天打的程度，有时周日还连打两场。虽然是学生，但时间几乎全被篮球占据。
1951年，前苏联国家男子篮球队带着“帮助发展中国篮球”的政治任务来中国打巡回比赛——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支到访的世界劲旅。
中国队大比分落败，前苏联队如破竹般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接连开花。上海战之前，团中央总书记冯文彬发话了“上海争取赢一场！”比赛前，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亲临赛场举行开球仪式。此前在北京开赛时开球的是廖承志。
上海的第一场比赛，“沪联队”输了57分。第二场由“学联队”迎战，这支平均年龄在21岁却身经百战的年轻球队，与对手一度打到平分秋色，最后以22分的差距负于对方，是与前苏联队在中国33场比赛中输得最少的一场。赛后获得多方赞誉，场上得分功臣乐嘉洲、黄柏龄、队长徐仲巳等人都被选入国家大学生代表队。
当国内老百姓还在为恢复生产而勒紧裤腰带时，这些幸运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频频往来于捷克、罗马尼亚、东德、波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比赛。
回想这些经历，已逾古稀的徐仲巳记忆犹新的不是比赛的精彩，而是开往莫斯科的俄罗斯专列上无限量供应的黄油面包和大牛排。
在国内，伙食供应也不逊色。有政府配备的大厨专门为这些国家队运动员开伙，基本不用菜单——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无限量供应吃饱为止。
进入国家队后，徐仲巳的身价飞涨，在学校里成了风头最劲的明星。一有比赛，校长停课去声援。毕业考试，更是在教授家里随便答份卷子就通过。
毕业后，大同大学给了他一个体育教授助理的职位。每月薪水100元，相当于当时上海科级干部的薪资。可进了国家队，工资却变为了每月800斤小米，合人民币不到30元。徐仲巳和乐嘉洲表示抗议，被批回来，“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岂能讨价还价？”
不过，随即而来的全国巡回赛，拉开了精彩生活的序幕。从南方一路打到重庆，到了元帅贺龙的地盘。贺龙与运动员开座谈会，说：“我给你们讲个事情，刚才毛主席来电，要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要我当主任，我提了两个条件，要人要钱，都答应了！你们坐在这里的人，将来都会是我们体委的重要干部。”当时在座的，有日后的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
1952年，中央确定体育发展的方向后，政府在体育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同年就在北京成立了中央体训班篮球队。乐嘉洲、黄柏龄、徐仲巳都在其中。当时没有合适的训练场，国家体委就特意买下天津重庆道100号的大宅院作为集训基地。
国手们白天训练，晚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自讲解。让队员把对这些主义和思想深入运用到篮球比赛战场上去。
军事化与集体奖
1956年，徐仲巳从国家队退役，正式调回上海，出任上海男篮队教练。
这一年，却是上海邮电系统工人孙晋荣篮球生涯的开始。
40年代的山东，读书识字闯天下对于女人来说是不本分的想法。生于山东枣庄的孙晋荣硬是抛开了三寸金莲的束缚，艰难地读完小学，进入当地的师范学院。
她毕业时，国家还不需要那么多师范人才，孙晋荣这批人在领导的指示下纷纷转行，陆续被分配到祖国各地的公安或工厂系统。
领导安排孙晋荣去上海的邮电系统做工人，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上海是个大染缸，毁人的地方。但对孙晋荣来说，服从组织的安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也许因为孙晋荣山东人的憨直和1.72米的大个子，领导安排她参与最辛苦的押运车工作——押送文件，往返在江浙和上海之间，人要跟车，一走就是两三天，极其辛苦。孙晋荣一做就是几年。
1956年，领导响应上级号召，大力发展基层体育。邮电所很早就有自己的篮球队，但女队一直很弱。历史就这么找上了孙晋荣。
领导找孙谈话，希望她能挑起重担，努力练出佳绩，因为她是队里最高的。孙晋荣感到身上担子很重，她觉得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她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之前，孙晋荣已进了厂里培养科技骨干的授课班，犹豫之后，她还是选择了听领导的：“出佳绩”。
进入篮球队后，孙晋荣和其他姐妹一起，脱产专门打球。球队实行军事化管理，连家都不回，住在邮电招待所。因为感觉自己被领导委以重任，孙晋荣练得比别人都更卖力。别人不练了她还接着练，别人起不来她起来练。而在进篮球队前，她根本连球都没摸过。
一年后，因为表现出色，孙晋荣被选拔到了上海工人队，代表全上海的工人比赛。训练变得更加严格。其实那时姑娘们对于篮球到底怎么打还是懵懂，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走步和上篮，只知道跑得快跳得高，抢到球就能拿分。训练也主要针对跑、跳，加大力量训练。
每天，孙晋荣和姐妹们都要扛几百次哑铃，四层楼的楼梯，一次跑四个来回。有的姑娘累得实在爬不动了，眼泪止不住流，但还是坚持跑完。负重练习时，每人背10公斤麻袋在大街上跑10公里。骑车路过的人看到都喊：“姑娘们你们别跑了，我用车替你们扛麻袋吧。”
这样的训练，姑娘们腿上经常撞得青紫，孙晋荣们没往心里去。一周就周日休息，但周日往往是比赛日，各大工人俱乐部都轮流请她们去打比赛。
那时去工人俱乐部打比赛是她们最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每场比赛对外卖2毛钱门票，赛后俱乐部会给每个运动员4块小蛋糕——这在那个年代是稀有美味。
和工人一样，孙晋荣每月拿66块钱的工资。但她很自豪，在厂里，大家不一定知道她的名字，但说起篮球队的“大个”，人人都拍手称赞。
孙晋荣在工人队最好的成绩是取得了华东区联赛的冠军。
最美好的青春，孙晋荣都在球场上度过，却没有留下一张完整的单人照，都是集体照。她说，那时也想拍，可拍一张照片要6毛钱。奖状也是集体的，所以她也没有。大大小小的奖牌倒是一堆，几十年过去了，都生锈了。
孙晋荣的丈夫是同系统男篮的，两人感情好似革命情侣，见面不谈情只谈球。平时忙于打球，见面也不多，直到1964年，孙晋荣因伤退役，才决定结婚。那一年，她30岁。
进入60年代的新中国，50年代时全民体育的盛景越来越离人们远去。而徐仲巳和孙晋荣青春之后的人生，也似过山车般，从顶峰急速滑落。
许多中国人在期待8月的狂喜，今年夏天注定将是一场热烈而喧嚣的盛宴。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仍然有时间可以静静地回首，看看中国的体育从1949年以来，是如何在不到 60年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这个“强国梦”的历程。
我们将分组报道回顾这段值得记忆的历程。这组系列报道，试图为读者梳理出是谁、怎样的，走在这段曲折迂回的路上，这些个人命运与国家梦想相遇，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光荣和梦想的背后，又有多少唏嘘与感叹，了解了他们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带着激情却又清醒地走进2008年的夏天。
这组报道的第一篇，记录的是从1949年到文革前这段时间，一些奠定了中国目前体育格局的重要人物，事件，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就是从那时产生，并影响至今的。
生在一个全民体育的红火年代，两个本与体育无缘的人就这样被体育改变了一生
《女篮5号》是谢晋的成名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电影。这部于1957年在上海拍摄的电影，浓缩了那个火红年代的激情。
主人公田振华是女篮5号的教练，解放前他在一家企业篮球队打球，那时中国的企业队与洋人的业余队时有比赛，但胜负却掌握在一群商人的算盘中。
年轻气盛的田振华因不满暗箱操作，而被商人们打断了腿。之后，带着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把对体育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全民体育建设中。
徐仲巳，新中国第一代篮球国手，他与电影里的田振华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
电影中的女篮5号林小洁，有体育天赋却一心想考大学。她不能理解田振华通过体育为国争光的激情——她的想法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对于体育的看法。
但体育的冲击力迅速感染了每一个热血青年，林小洁义无返顾地冲进了呐喊的球场。
孙晋荣，是林小洁的现实版，工人出身的她，加入了上海工人篮球队。
到社会主义国家去参赛
1946年的上海，各种企业赞助的中国业余体育队相当活跃。16岁的徐仲巳经常与大量拥趸挤在上海青年会的看台上，观看上海篮球联赛冠军上海华联队与洋人业余队的比赛。
正是受了来自体育的蛊惑，徐仲巳少年时就习武强身，10岁开始接触篮球，虽然身高仅1.73米，但练得过人的弹跳力。中学参加大公队这样知名的业余篮球队，进入大同大学经济系后，又被上海大学生队相中。那时各种比赛多到几乎天天打的程度，有时周日还连打两场。虽然是学生，但时间几乎全被篮球占据。
1951年，前苏联国家男子篮球队带着“帮助发展中国篮球”的政治任务来中国打巡回比赛——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支到访的世界劲旅。
中国队大比分落败，前苏联队如破竹般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接连开花。上海战之前，团中央总书记冯文彬发话了“上海争取赢一场！”比赛前，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亲临赛场举行开球仪式。此前在北京开赛时开球的是廖承志。
上海的第一场比赛，“沪联队”输了57分。第二场由“学联队”迎战，这支平均年龄在21岁却身经百战的年轻球队，与对手一度打到平分秋色，最后以22分的差距负于对方，是与前苏联队在中国33场比赛中输得最少的一场。赛后获得多方赞誉，场上得分功臣乐嘉洲、黄柏龄、队长徐仲巳等人都被选入国家大学生代表队。
当国内老百姓还在为恢复生产而勒紧裤腰带时，这些幸运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频频往来于捷克、罗马尼亚、东德、波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比赛。
回想这些经历，已逾古稀的徐仲巳记忆犹新的不是比赛的精彩，而是开往莫斯科的俄罗斯专列上无限量供应的黄油面包和大牛排。
在国内，伙食供应也不逊色。有政府配备的大厨专门为这些国家队运动员开伙，基本不用菜单——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无限量供应吃饱为止。
进入国家队后，徐仲巳的身价飞涨，在学校里成了风头最劲的明星。一有比赛，校长停课去声援。毕业考试，更是在教授家里随便答份卷子就通过。
毕业后，大同大学给了他一个体育教授助理的职位。每月薪水100元，相当于当时上海科级干部的薪资。可进了国家队，工资却变为了每月800斤小米，合人民币不到30元。徐仲巳和乐嘉洲表示抗议，被批回来，“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岂能讨价还价？”
不过，随即而来的全国巡回赛，拉开了精彩生活的序幕。从南方一路打到重庆，到了元帅贺龙的地盘。贺龙与运动员开座谈会，说：“我给你们讲个事情，刚才毛主席来电，要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要我当主任，我提了两个条件，要人要钱，都答应了！你们坐在这里的人，将来都会是我们体委的重要干部。”当时在座的，有日后的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
1952年，中央确定体育发展的方向后，政府在体育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同年就在北京成立了中央体训班篮球队。乐嘉洲、黄柏龄、徐仲巳都在其中。当时没有合适的训练场，国家体委就特意买下天津重庆道100号的大宅院作为集训基地。
国手们白天训练，晚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自讲解。让队员把对这些主义和思想深入运用到篮球比赛战场上去。
军事化与集体奖
1956年，徐仲巳从国家队退役，正式调回上海，出任上海男篮队教练。
这一年，却是上海邮电系统工人孙晋荣篮球生涯的开始。
40年代的山东，读书识字闯天下对于女人来说是不本分的想法。生于山东枣庄的孙晋荣硬是抛开了三寸金莲的束缚，艰难地读完小学，进入当地的师范学院。
她毕业时，国家还不需要那么多师范人才，孙晋荣这批人在领导的指示下纷纷转行，陆续被分配到祖国各地的公安或工厂系统。
领导安排孙晋荣去上海的邮电系统做工人，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上海是个大染缸，毁人的地方。但对孙晋荣来说，服从组织的安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也许因为孙晋荣山东人的憨直和1.72米的大个子，领导安排她参与最辛苦的押运车工作——押送文件，往返在江浙和上海之间，人要跟车，一走就是两三天，极其辛苦。孙晋荣一做就是几年。
1956年，领导响应上级号召，大力发展基层体育。邮电所很早就有自己的篮球队，但女队一直很弱。历史就这么找上了孙晋荣。
领导找孙谈话，希望她能挑起重担，努力练出佳绩，因为她是队里最高的。孙晋荣感到身上担子很重，她觉得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她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之前，孙晋荣已进了厂里培养科技骨干的授课班，犹豫之后，她还是选择了听领导的：“出佳绩”。
进入篮球队后，孙晋荣和其他姐妹一起，脱产专门打球。球队实行军事化管理，连家都不回，住在邮电招待所。因为感觉自己被领导委以重任，孙晋荣练得比别人都更卖力。别人不练了她还接着练，别人起不来她起来练。而在进篮球队前，她根本连球都没摸过。
一年后，因为表现出色，孙晋荣被选拔到了上海工人队，代表全上海的工人比赛。训练变得更加严格。其实那时姑娘们对于篮球到底怎么打还是懵懂，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走步和上篮，只知道跑得快跳得高，抢到球就能拿分。训练也主要针对跑、跳，加大力量训练。
每天，孙晋荣和姐妹们都要扛几百次哑铃，四层楼的楼梯，一次跑四个来回。有的姑娘累得实在爬不动了，眼泪止不住流，但还是坚持跑完。负重练习时，每人背10公斤麻袋在大街上跑10公里。骑车路过的人看到都喊：“姑娘们你们别跑了，我用车替你们扛麻袋吧。”
这样的训练，姑娘们腿上经常撞得青紫，孙晋荣们没往心里去。一周就周日休息，但周日往往是比赛日，各大工人俱乐部都轮流请她们去打比赛。
那时去工人俱乐部打比赛是她们最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每场比赛对外卖2毛钱门票，赛后俱乐部会给每个运动员4块小蛋糕——这在那个年代是稀有美味。
和工人一样，孙晋荣每月拿66块钱的工资。但她很自豪，在厂里，大家不一定知道她的名字，但说起篮球队的“大个”，人人都拍手称赞。
孙晋荣在工人队最好的成绩是取得了华东区联赛的冠军。
最美好的青春，孙晋荣都在球场上度过，却没有留下一张完整的单人照，都是集体照。她说，那时也想拍，可拍一张照片要6毛钱。奖状也是集体的，所以她也没有。大大小小的奖牌倒是一堆，几十年过去了，都生锈了。
孙晋荣的丈夫是同系统男篮的，两人感情好似革命情侣，见面不谈情只谈球。平时忙于打球，见面也不多，直到1964年，孙晋荣因伤退役，才决定结婚。那一年，她30岁。
进入60年代的新中国，50年代时全民体育的盛景越来越离人们远去。而徐仲巳和孙晋荣青春之后的人生，也似过山车般，从顶峰急速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