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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严歌苓的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叙述了小镇女孩潘巧巧的悲剧一生。她的一生可以用三个重要节点串连成线：出逃农村、杀夫出逃、兵站末日余温。严歌苓非道德审判的视角，凝视着人性深处的爱与纯洁，命运悲剧的原因及悲剧的不可避免。小说一叶知秋，洞察着现实社会中，千千万万的潘巧巧，她们的人生困境和心灵救赎。
关键词：女性;生存;困境;命运
市场经济的风吹到落后的边远乡村，感染着无数庄稼汉、乡下女人的内心，悄悄撼动了祖辈们传下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无数农村青年背井离乡，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對新世界的认识经验，他们的“出埃及记”总是伴随着无数的磨难更或是永久的牺牲。出走农村这条路，对于农村女性来说更加艰难，相较于身体磨难，精神困境更难解决。苦尽甘来的信念在陌生的现实面前常不堪一击，“潘巧巧们”赢得了转瞬即逝的胜利同时又不得不发出永久的哀叹。潘巧巧的一生都在出逃，逃出一个困境又急忙跳入另一个困境。对于小说来讲，营造困境的不仅是“命运写法”，更是现实社会中“潘巧巧们”苦涩的客观折射。
一、到不了的“深圳”——理想与知识经验的错位
严歌苓这样定位“潘巧巧们”：“此类女孩设涉身的此类故事的底细，其实是个颇为普及的乡村女孩的故事，有无数个巧巧看不见的同类，都是山窝里窝不住的金凤凰。” [1]抓住关键词：“颇为普及”说明潘巧巧的人生轨迹是无数农村女性的翻版，潘巧巧的悲剧在各处发生着;另一个关键词“窝不住的金凤凰”，潘巧巧有金凤凰的梦和追求的魄力，却独独没有成为凤凰的方法论。因此，“潘巧巧们”的失败是注定的。一是外界的绝对陌生，她们相信“等曾娘把她带到深圳，她也变个城市人”[1]一开始“潘巧巧们”便将命运拱手相让，因此，其悲剧也是注定的;二是农村教育的匮乏，没有知识武装头脑，男子尚可靠一身蛮力满足温饱，女性的处境就只会更艰难。金鉴和潘巧巧的一次对话“你们先是拒绝受教育，选择无知，无知使你们损害自己的长远利益，长远的利益中包括你们受教育的权益，包括你们进步，文明的物质条件，你们把这些权益和条件毁掉了，走向进一步的无知愚昧…”[1]金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世界的丑陋、缺点怀着愤世嫉俗的不衰退的热情，同时将问题简单化，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作肤浅的“深刻”批判。但是，金鉴的话并非全无道理，理想与知识经验的错位正是潘巧巧第一次出逃失败的根本原因。
精神是现实的写照，精神困境的根源在现实。黄桷坪是潘巧巧的家，潘巧巧的勤劳上进，刁蛮可爱以及要强的性格元素均在这里形成，这些特质是黄桷坪赋予潘巧巧的。可以假设的是，潘巧巧留在黄桷坪，一定会是如鱼得水，生活自在。而正是现实世界的改变及曾娘等人的煽动，破坏了潘巧巧精神与现实的对接，于是精神困境产生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潘巧巧一次又一次的出逃不是在找生存的空间，而是在试图寻找破解精神困境的钥匙。
二、胜利挥刀——瓦解困境的顶点
“黄桷坪一代代的女人相差不大，是很容易就认命的。”与郭大宏的人口贩卖为底色的婚姻中，潘巧巧在自我安慰、自我圆谎中认命了。在和萍水相逢的女子比拼丈夫的时候，潘巧巧胜出了，她很骄傲，“她是个正正规规的妻子，有个很拿她当回事的丈夫”，[1]与其说她战胜了那位江西女子，倒不如说是潘巧巧战胜了自己，说服了自己。在被人贩子玷污清白后，“潘巧巧一副“人家的人了”那种甜蜜感伤的神情”这两处情节的刻画都展现出了潘巧巧认命后的知足，精神困境在妥协与自我安慰中“瓦解”，实则在深层里拧成一股可怕的力量。终于，这股力量在人伦失落中彻底爆发，是潘巧巧对精神困境的彻底清算。
于是，当她发现自己是郭大宏和郭二宏的共有“物品”时，但她的质问和控诉反倒被大宏的一句“你又不是没给人祸害过”反驳的无力回天，正是这句话打醒了浑噩多时的潘巧巧，唤起了她骨子里的不认命和作为人的尊严，挥刀砍死郭大宏和郭二宏兄弟俩。
严歌苓的视角摆脱了善恶的道德判断，而是关注人，关注人性，潘巧巧的暴力让大宏兄弟毙命，同时积蓄在她心里的所有的伤害、委屈都在暴力手段的指控下彻底“毙命”，我们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潘巧巧潘巧巧只得再次出逃。
三、末日温情——所有人的困境
《谁家有女初长成》这部小说份上、下，严歌苓的小说向来构思精巧，一部中篇小说本来没有必要分上、下两卷，体现了严歌苓的用心。一方面，套路了读者，很多读者直到第二卷快结束时，才发现这个“粉粉的一条儿”的“小女人”是潘巧巧，颇有意味;另一方面，上、下两卷将潘巧巧的一生切割为两个版块，一个是不幸中的罪恶，另一个是短暂的问暖时光，严歌苓有意让读者遗忘掉那个不幸的乡下女孩潘潘，而帮助她隐姓埋名在下卷重新开始人生，隐去道德和法律的严酷审视，而只谈人性关怀。
潘巧巧作为一位年轻女孩，心底对城市和爱情有着深深的向往。金鉴和深圳是潘巧巧最想得到的珍宝，“在最没希望和地位的时候，升起爱的希望，这是多么悲惨。”[1]潘巧巧爱上了金鉴，在他面前“她眼睛里有八岁时那样的胆怯。”[1]而金鉴并不爱她，爱上潘巧巧的是刘合欢，一个胸无大志的老兵油子。刘合欢和金鉴相比，刘合欢这个角色一点都不讨喜，油腻粗鲁。而当潘巧巧的逃犯身份被发现，兵站的所有人都陷入到同一困境——法律道德与人性的拉锯战，刘合欢是帮助潘巧巧出逃的关键性人物，兵站里的所有士兵都默默守护着潘巧巧，帮助她出逃。只有金鉴坚守正义，但同时金鉴成为兵站的“众矢之的”，在这个精神困境终结后，反而刘合欢的形象高大起来。虽然潘巧巧这次出逃也注定失败了，但占据下卷的末日温情叙述着实在令人生怜，构成所有人的困境。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2]因此，我们不能苛求文学叙事给予世界一个明晰的道德立场，而应该关注人的灵魂救赎和生存空间。潘巧巧的毁灭是注定的，她的毁灭带着她的梦消逝，但留下的精神困境还在无数个潘巧巧身上上演。
潘巧巧们还在有希望中无希望地再出发，奔向着到不了的地方。严歌苓的小说旨在于人性关怀，并不会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潘巧巧的悲剧是社会性的，精神困境是亟待解决的。
参考文献：
[1]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关键词：女性;生存;困境;命运
市场经济的风吹到落后的边远乡村，感染着无数庄稼汉、乡下女人的内心，悄悄撼动了祖辈们传下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无数农村青年背井离乡，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對新世界的认识经验，他们的“出埃及记”总是伴随着无数的磨难更或是永久的牺牲。出走农村这条路，对于农村女性来说更加艰难，相较于身体磨难，精神困境更难解决。苦尽甘来的信念在陌生的现实面前常不堪一击，“潘巧巧们”赢得了转瞬即逝的胜利同时又不得不发出永久的哀叹。潘巧巧的一生都在出逃，逃出一个困境又急忙跳入另一个困境。对于小说来讲，营造困境的不仅是“命运写法”，更是现实社会中“潘巧巧们”苦涩的客观折射。
一、到不了的“深圳”——理想与知识经验的错位
严歌苓这样定位“潘巧巧们”：“此类女孩设涉身的此类故事的底细，其实是个颇为普及的乡村女孩的故事，有无数个巧巧看不见的同类，都是山窝里窝不住的金凤凰。” [1]抓住关键词：“颇为普及”说明潘巧巧的人生轨迹是无数农村女性的翻版，潘巧巧的悲剧在各处发生着;另一个关键词“窝不住的金凤凰”，潘巧巧有金凤凰的梦和追求的魄力，却独独没有成为凤凰的方法论。因此，“潘巧巧们”的失败是注定的。一是外界的绝对陌生，她们相信“等曾娘把她带到深圳，她也变个城市人”[1]一开始“潘巧巧们”便将命运拱手相让，因此，其悲剧也是注定的;二是农村教育的匮乏，没有知识武装头脑，男子尚可靠一身蛮力满足温饱，女性的处境就只会更艰难。金鉴和潘巧巧的一次对话“你们先是拒绝受教育，选择无知，无知使你们损害自己的长远利益，长远的利益中包括你们受教育的权益，包括你们进步，文明的物质条件，你们把这些权益和条件毁掉了，走向进一步的无知愚昧…”[1]金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世界的丑陋、缺点怀着愤世嫉俗的不衰退的热情，同时将问题简单化，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作肤浅的“深刻”批判。但是，金鉴的话并非全无道理，理想与知识经验的错位正是潘巧巧第一次出逃失败的根本原因。
精神是现实的写照，精神困境的根源在现实。黄桷坪是潘巧巧的家，潘巧巧的勤劳上进，刁蛮可爱以及要强的性格元素均在这里形成，这些特质是黄桷坪赋予潘巧巧的。可以假设的是，潘巧巧留在黄桷坪，一定会是如鱼得水，生活自在。而正是现实世界的改变及曾娘等人的煽动，破坏了潘巧巧精神与现实的对接，于是精神困境产生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潘巧巧一次又一次的出逃不是在找生存的空间，而是在试图寻找破解精神困境的钥匙。
二、胜利挥刀——瓦解困境的顶点
“黄桷坪一代代的女人相差不大，是很容易就认命的。”与郭大宏的人口贩卖为底色的婚姻中，潘巧巧在自我安慰、自我圆谎中认命了。在和萍水相逢的女子比拼丈夫的时候，潘巧巧胜出了，她很骄傲，“她是个正正规规的妻子，有个很拿她当回事的丈夫”，[1]与其说她战胜了那位江西女子，倒不如说是潘巧巧战胜了自己，说服了自己。在被人贩子玷污清白后，“潘巧巧一副“人家的人了”那种甜蜜感伤的神情”这两处情节的刻画都展现出了潘巧巧认命后的知足，精神困境在妥协与自我安慰中“瓦解”，实则在深层里拧成一股可怕的力量。终于，这股力量在人伦失落中彻底爆发，是潘巧巧对精神困境的彻底清算。
于是，当她发现自己是郭大宏和郭二宏的共有“物品”时，但她的质问和控诉反倒被大宏的一句“你又不是没给人祸害过”反驳的无力回天，正是这句话打醒了浑噩多时的潘巧巧，唤起了她骨子里的不认命和作为人的尊严，挥刀砍死郭大宏和郭二宏兄弟俩。
严歌苓的视角摆脱了善恶的道德判断，而是关注人，关注人性，潘巧巧的暴力让大宏兄弟毙命，同时积蓄在她心里的所有的伤害、委屈都在暴力手段的指控下彻底“毙命”，我们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潘巧巧潘巧巧只得再次出逃。
三、末日温情——所有人的困境
《谁家有女初长成》这部小说份上、下，严歌苓的小说向来构思精巧，一部中篇小说本来没有必要分上、下两卷，体现了严歌苓的用心。一方面，套路了读者，很多读者直到第二卷快结束时，才发现这个“粉粉的一条儿”的“小女人”是潘巧巧，颇有意味;另一方面，上、下两卷将潘巧巧的一生切割为两个版块，一个是不幸中的罪恶，另一个是短暂的问暖时光，严歌苓有意让读者遗忘掉那个不幸的乡下女孩潘潘，而帮助她隐姓埋名在下卷重新开始人生，隐去道德和法律的严酷审视，而只谈人性关怀。
潘巧巧作为一位年轻女孩，心底对城市和爱情有着深深的向往。金鉴和深圳是潘巧巧最想得到的珍宝，“在最没希望和地位的时候，升起爱的希望，这是多么悲惨。”[1]潘巧巧爱上了金鉴，在他面前“她眼睛里有八岁时那样的胆怯。”[1]而金鉴并不爱她，爱上潘巧巧的是刘合欢，一个胸无大志的老兵油子。刘合欢和金鉴相比，刘合欢这个角色一点都不讨喜，油腻粗鲁。而当潘巧巧的逃犯身份被发现，兵站的所有人都陷入到同一困境——法律道德与人性的拉锯战，刘合欢是帮助潘巧巧出逃的关键性人物，兵站里的所有士兵都默默守护着潘巧巧，帮助她出逃。只有金鉴坚守正义，但同时金鉴成为兵站的“众矢之的”，在这个精神困境终结后，反而刘合欢的形象高大起来。虽然潘巧巧这次出逃也注定失败了，但占据下卷的末日温情叙述着实在令人生怜，构成所有人的困境。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2]因此，我们不能苛求文学叙事给予世界一个明晰的道德立场，而应该关注人的灵魂救赎和生存空间。潘巧巧的毁灭是注定的，她的毁灭带着她的梦消逝，但留下的精神困境还在无数个潘巧巧身上上演。
潘巧巧们还在有希望中无希望地再出发，奔向着到不了的地方。严歌苓的小说旨在于人性关怀，并不会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潘巧巧的悲剧是社会性的，精神困境是亟待解决的。
参考文献：
[1]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