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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黄金大米”在中国的儿童实验事件掀起了不小的风波，直到现在争议仍然不断，只不过焦点已经从对儿童试验事件的关注，逐渐转移到了对“黄金大米”自身合理性和优劣性的论证上。
这次“黄金大米事件”的演进和发展，几乎可以当作转基因农业自身商业化故事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故事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备受国际关注的农业的未来，尽管受到各种利益势力的不和谐阻力，仍在非常缓慢地成形。
出师未捷的第一代金米
顾名思义，我们所称的“黄金大米”，得名于它富含β—胡萝卜素而呈现的金黄色。它的出现，仅仅是为了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英文缩写为VAD）。
VAD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顽疾，它既是导致贫困儿童失明的首要原因，又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更严重的是，VAD可能会导致癌症和出生缺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全球有2.5亿儿童患有VAD，每年有25万～50万儿童因为VAD而失明，他们之中的一半在失明之后12个月内死亡。在WHO的统计报告中提到，中国儿童患有VAD的比例很高。
VAD是与贫困相辅相成的产物。以常识而言，丰富的、多样化的食物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动物的肝脏里富含维生素A，而胡萝卜、红薯等作物中含的类胡萝卜素也可以被人体转化为维生素A。但是，世界贫困地区的人们很难得到丰富多样的食物。再说，即使把胡萝卜发放给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未必喜欢吃这种食物。
另一个简单快速的补充方法自然是维生素A胶囊，但是对于偏僻、战乱、缺乏社会组织能力的地区，持续，有效地发放胶囊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有人就开始考虑，如果让他们每天都吃的米里能产生维生素如何？
从这一个想法开始，第一代的“黄金大米”诞生了。
从育种学的角度看，水稻自身能够产生β—胡萝卜素——惟一的遗憾是，这种物质只能在叶片当中产生，人们通常食用的部分——胚乳中依然缺乏。科学家找到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基因工程，在水稻中插入若干基因，从而导致稻米的胚乳当中能够富集β—胡萝卜素——它能转换为维生素。
20世纪80年代，瑞士人英戈·珀屈库斯（Ingo Potrykus）和德国人彼得·拜耳（Peter Beyer）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经费，开始黄金大米的研究。他们从黄水仙的DNA中选出了负责生成“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和“番茄红素阿尔法贝塔环化酶”的基因，打算将这些基因植入到稻米中去。
珀屈库斯和拜耳的研究，很快受到了学界以外的关注。这一关注来自刚刚成立不久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贯穿20世纪80年代，“绿色和平”一直激烈地反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特别是针对孟山都公司的抗除草剂作物。早年的“绿色和平”亦以手段激进而著称，当时欧洲和美国的农产品转运港口，都有过被激进环保组织抗议而被迫暂时封存转基因作物的经历。珀屈库斯和拜耳的水稻研究也受到了一些激进环保主义者的严重警告，以至于苏黎世理工学院不得不建立了一个能够抵抗手榴弹袭击的培养温室，来保护珀屈库斯的植物们。
尽管受到了压力，珀屈库斯和拜尔带领的小组仍对“黄金大米”的思路锲而不舍，在1992年提出了植入富集微维生素基因稻米的完整想法。研究小组足足花了七年的时间，才把水稻中的β—胡萝卜素的含量从0提升到了1.6毫克每千克，第一代的“黄金大米”从此诞生了。
《科学》杂志于2000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立刻引起轰动，珀屈库斯成为2000年7月《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代》甚至为这个封面设计了夸张的标题：“每年可以挽救上百万儿童的米”。
绿色和平质疑了这个标题和《时代》的封面文章。他们质疑第一代“黄金大米”β—胡萝卜素偏低：按照实验报告中提到的第一代“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含量，一个婴儿，一天要吃3公斤大米才能满足其对维生素A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环保组织显然认为，转基因作物在安全性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证实，未来可能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转基因技术有可能会成为生物公司巨头垄断农业的一环。
这一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经过了短暂的喧哗后，第一代黄金大米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峰回路转的第二代“金米”
珀屈库斯则固执地认为，第一代黄金大米只是概念产品，就像莱特兄弟利用简陋的器械第一次飞上蓝天一样。他认为，只要有条件继续研发，绿色和平所指责的“维生素含量过低”的问题一定能解决。
但是，此时珀屈库斯已经没有钱把“莱特飞机”变成能够飞越大洋的航班飞机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家“农业巨头”加入了研究，那就是先正达农业公司。
虽然珀屈克斯非常不愿意国际大公司介入纯公益性的科学研究，但面对通往成功之路的金钱鸿沟，他也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态度。先正达的科研人员对转入基因进行了新的评估，发现来自于黄水仙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基因“工作不努力”是造成胡萝卜素生产不足的瓶颈，于是用来自玉米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基因代替它。
又经过五年的培育，第二代转基因黄金大米终于闪亮登场了。现在一杯（相当于3两）的第二代黄金大米（未煮熟状态）就可以供应成年人50%的每日维生素A需求量，而孩子只要吃50克（1两）就可以了。
先正达拿到了转基因黄金大米，它会用来做什么？之前孟山都公司开发自己的抗除草剂作物，转基因成为了摇钱树，直接的后果是摇身变为“农业界的微软”。
而这一次，先正达公司则放弃了利用黄金大米营利的可能性，将所有相关专利捐献给减少维生素A缺乏症的人道主义事业，但是金米的公益之路仍然存在着巨大障碍——开发金米需要的“技术包”不但来自先正达，也来自拜耳、孟山都等公司。
事实上，黄金大米的点子从一开始就是联合国粮食与贫困公益项目的一部分，由环保组织制造的舆论也迫使这个从属于转基因农业的技术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人道特征。科学家、农业公司和慈善基金会联合成立了“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协调此事。在先正达公司和“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的斡旋下，所有“黄金大米”涉及的专利的所有者都宣布了放弃其专利权，“黄金大米”的技术将无偿地提供发展中国家农民使用，他们在买黄金大米种子时，并不需要另付专利相关费用。 危机再起：谁来接住金米
虽然黄金大米的“基本型”已经确定，但是还需要将它和各国的优势品种杂交，才能培养出真正造福农民的种子；更让人头痛的是，还有各种测试需要过关，其中既包括食品安全性、环境安全性测试，也包括营养学测试和适种性测试。
2006年，一个公益组织从已经完全不指望“黄金大米”短期内获得成功的先正达公司手上接管了这个项目。这个组织就是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IRRI是亚洲历史最长也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它是一个自治的、非盈利的水稻研究与教育组织。2006年， IRRI成为金米项目的组织协调者，它组织了“黄金大米网络”，联系了来自菲律宾、印度、孟加拉、中国、印度尼西亚、德国的科学家。
IRRI接手黄金大米的工作之后不辱使命，很快就成功地将金米的性状和IR64等亚洲的稻米结合起来。2011年，海伦·凯勒国际组织学会（HKI）也参与了金米的研发和其他后续工作。HKI主持的研究首先要确定金米是对环境是安全的，然后要研究金米对改善妇女维生素A缺乏状况的效率。其中一项实验是90天的对比实验，一组吃添加了维生素A的白米饭，一组吃金米饭，以对比金米的维生素A转化效率。
在之前，曾经有过两次关于金米中β—胡萝卜素的转换效率的试验，主持试验的正是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唐广文。第一次试验于2009年在美国进行，有5个从美国波士顿地区选出来的成年志愿者（2男3女）参加测试。第二次试验就是在中国衡阳进行的。唐广文提交的论文声称，两次试验证明，金米中的β—胡萝卜素转换成维生素A的能力完全能够适应人体需要；对于儿童来说，它的效果和维生素A胶囊一样好。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美国的试验，还是中国的试验，都和“黄金大米”的食品安全性无关。
对于转基因黄金大米的食品安全性，国际水稻研究所如此回答：“在IRRI研究的全程，金米通过了所有的安全测试。IRRI遵照国际和菲律宾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规范进行食品安全实验，检验了金米的营养成份和它的新基因带来的可能的毒性和致敏性，未发现食品安全风险。”
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本刊特约记者曾经参观了实验种植金米的大棚，并且看到了盛放金米的试管。当记者表示希望尝尝它的味道时，工作人员表示“还在实验中，不可尝试”，同时表示，它的味道和一般大米没什么区别。
不过这么说其实不太科学，因为β—胡萝卜素和不同的大米品种结合，可能会产生一些味道。所以IRRI未来的实验还包括请“专业的大米品尝者”对各种金米品种进行品尝，以确保它们的味道和其他食用品质和传统大米一样好。
在争诉中成型的农业未来
现在，金米仍然在开发和评估阶段。它只有在获取国家管理部门评估许可，并且证明可以在实际社区应用时能够起到改善维生素A缺乏状况，才会在农民和消费者中间推广。这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从2012年9月算起）。
实际上，黄金大米完全有可能更早地投放市场。来自研发者和公益组织的舆论认为，黄金大米技术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剥离了商业的利益诉求，完全可以尽快承担起人道主义的责任。“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主席珀屈克斯在201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称，这种滞后是由排斥转基因作物的不公正监管程序造成的，“基因工程监管应对数以千计儿童及母亲的死亡及失明负责”。
在黄金大米的研发者和公益组织高调地表现自己“用科技造福人类”的野心的同时，与他们站在不同立场的“绿色和平”也加大了阻击“黄金大米”的力度。早已树起“反转基因”大旗的绿色和平，为了实现自己的诉求，使用了各种手段，其中就包括强大的宣传攻势。
2012年，在“绿色和平”组织8月31日发表的声明中说：“从长远来看，转基因大米造成的单一作物耕作可能严重威胁到环境和粮食安全。此外，它也并不能解决造成维生素A缺乏症的根本原因——贫困和缺乏多样化的饮食。一旦‘黄金大米’被大规模推广， 基于一种主粮的饮食结构而非获得许多富含维生素的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状。这种推销反而可能会加剧而非减轻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并最终威胁到粮食安全。”
“绿色和平”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果贫困地区的孩子有胡萝卜、红薯等各种“黄色食品”的供应，黄金大米确实没有必要。不过，绿色和平一贯主张放弃“简单粗暴、充满隐患的现代科技”手法，用更传统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而事实上更迫在眉睫的是，贫困地区的儿童仍然缺乏维生素，“黄色食品”同样缺乏，导致失明和死亡的比例，近几年来越来越高。
既然有可行的科技手段和现成的产品，为什么不先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黄金大米研发者这一方的疑问。而另一方的疑问则是，对潜在环境问题、安全问题仍然未可知的技术手段，是否要牺牲程序正义和自己所坚持的环境伦理来解决燃眉之急？
而在一个隐藏的层面上，双方担忧的是另一个议题：在黄金大米事件上本已抽身的商业资本，会不会借助黄金大米的突破而重新主宰农业的发展方向？毕竟转基因这个强大的技术手段，是规模化农业的强大武器，而这个武器现在几乎完全掌握在少数资本的手里。
“金米事件”的争诉，或许值得引用一段丹尼尔·杰尔斯（Daniel Charles）话来描述。杰尔斯写过一部讲诉农业巨头孟山都与绿色和平交锋历史的书《收获之神》，书中这一段话，用来作结再合适不过：
“这场对垒中的战士，实际上似乎往往都在以自己罗曼蒂克的观点看待转基因工程食品。一方面要求食品生产纯净健康，把人类干预自然视为凶险的事物。科学的狂妄野心、类似于弗兰肯斯坦怪物的非自然的创造物，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另一方是科学家和企业，深信自己拥有可以解决农业问题的遗传工具，并将开创一个富足、繁荣、辉煌的新时代。在这个故事中，这样的梦想和现实屡屡发生猛烈的冲撞，但是它们从未彻底破灭。”
抽文
先正达拿到了转基因黄金大米，它会用来做什么？之前孟山都公司开发自己的抗除草剂作物，转基因成为了摇钱树，直接的后果是摇身变为“农业界的微软”。
这次“黄金大米事件”的演进和发展，几乎可以当作转基因农业自身商业化故事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故事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备受国际关注的农业的未来，尽管受到各种利益势力的不和谐阻力，仍在非常缓慢地成形。
出师未捷的第一代金米
顾名思义，我们所称的“黄金大米”，得名于它富含β—胡萝卜素而呈现的金黄色。它的出现，仅仅是为了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英文缩写为VAD）。
VAD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顽疾，它既是导致贫困儿童失明的首要原因，又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更严重的是，VAD可能会导致癌症和出生缺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全球有2.5亿儿童患有VAD，每年有25万～50万儿童因为VAD而失明，他们之中的一半在失明之后12个月内死亡。在WHO的统计报告中提到，中国儿童患有VAD的比例很高。
VAD是与贫困相辅相成的产物。以常识而言，丰富的、多样化的食物当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动物的肝脏里富含维生素A，而胡萝卜、红薯等作物中含的类胡萝卜素也可以被人体转化为维生素A。但是，世界贫困地区的人们很难得到丰富多样的食物。再说，即使把胡萝卜发放给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未必喜欢吃这种食物。
另一个简单快速的补充方法自然是维生素A胶囊，但是对于偏僻、战乱、缺乏社会组织能力的地区，持续，有效地发放胶囊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有人就开始考虑，如果让他们每天都吃的米里能产生维生素如何？
从这一个想法开始，第一代的“黄金大米”诞生了。
从育种学的角度看，水稻自身能够产生β—胡萝卜素——惟一的遗憾是，这种物质只能在叶片当中产生，人们通常食用的部分——胚乳中依然缺乏。科学家找到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基因工程，在水稻中插入若干基因，从而导致稻米的胚乳当中能够富集β—胡萝卜素——它能转换为维生素。
20世纪80年代，瑞士人英戈·珀屈库斯（Ingo Potrykus）和德国人彼得·拜耳（Peter Beyer）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经费，开始黄金大米的研究。他们从黄水仙的DNA中选出了负责生成“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和“番茄红素阿尔法贝塔环化酶”的基因，打算将这些基因植入到稻米中去。
珀屈库斯和拜耳的研究，很快受到了学界以外的关注。这一关注来自刚刚成立不久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贯穿20世纪80年代，“绿色和平”一直激烈地反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特别是针对孟山都公司的抗除草剂作物。早年的“绿色和平”亦以手段激进而著称，当时欧洲和美国的农产品转运港口，都有过被激进环保组织抗议而被迫暂时封存转基因作物的经历。珀屈库斯和拜耳的水稻研究也受到了一些激进环保主义者的严重警告，以至于苏黎世理工学院不得不建立了一个能够抵抗手榴弹袭击的培养温室，来保护珀屈库斯的植物们。
尽管受到了压力，珀屈库斯和拜尔带领的小组仍对“黄金大米”的思路锲而不舍，在1992年提出了植入富集微维生素基因稻米的完整想法。研究小组足足花了七年的时间，才把水稻中的β—胡萝卜素的含量从0提升到了1.6毫克每千克，第一代的“黄金大米”从此诞生了。
《科学》杂志于2000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立刻引起轰动，珀屈库斯成为2000年7月《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代》甚至为这个封面设计了夸张的标题：“每年可以挽救上百万儿童的米”。
绿色和平质疑了这个标题和《时代》的封面文章。他们质疑第一代“黄金大米”β—胡萝卜素偏低：按照实验报告中提到的第一代“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含量，一个婴儿，一天要吃3公斤大米才能满足其对维生素A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环保组织显然认为，转基因作物在安全性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证实，未来可能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转基因技术有可能会成为生物公司巨头垄断农业的一环。
这一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经过了短暂的喧哗后，第一代黄金大米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峰回路转的第二代“金米”
珀屈库斯则固执地认为，第一代黄金大米只是概念产品，就像莱特兄弟利用简陋的器械第一次飞上蓝天一样。他认为，只要有条件继续研发，绿色和平所指责的“维生素含量过低”的问题一定能解决。
但是，此时珀屈库斯已经没有钱把“莱特飞机”变成能够飞越大洋的航班飞机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家“农业巨头”加入了研究，那就是先正达农业公司。
虽然珀屈克斯非常不愿意国际大公司介入纯公益性的科学研究，但面对通往成功之路的金钱鸿沟，他也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态度。先正达的科研人员对转入基因进行了新的评估，发现来自于黄水仙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基因“工作不努力”是造成胡萝卜素生产不足的瓶颈，于是用来自玉米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基因代替它。
又经过五年的培育，第二代转基因黄金大米终于闪亮登场了。现在一杯（相当于3两）的第二代黄金大米（未煮熟状态）就可以供应成年人50%的每日维生素A需求量，而孩子只要吃50克（1两）就可以了。
先正达拿到了转基因黄金大米，它会用来做什么？之前孟山都公司开发自己的抗除草剂作物，转基因成为了摇钱树，直接的后果是摇身变为“农业界的微软”。
而这一次，先正达公司则放弃了利用黄金大米营利的可能性，将所有相关专利捐献给减少维生素A缺乏症的人道主义事业，但是金米的公益之路仍然存在着巨大障碍——开发金米需要的“技术包”不但来自先正达，也来自拜耳、孟山都等公司。
事实上，黄金大米的点子从一开始就是联合国粮食与贫困公益项目的一部分，由环保组织制造的舆论也迫使这个从属于转基因农业的技术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人道特征。科学家、农业公司和慈善基金会联合成立了“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协调此事。在先正达公司和“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的斡旋下，所有“黄金大米”涉及的专利的所有者都宣布了放弃其专利权，“黄金大米”的技术将无偿地提供发展中国家农民使用，他们在买黄金大米种子时，并不需要另付专利相关费用。 危机再起：谁来接住金米
虽然黄金大米的“基本型”已经确定，但是还需要将它和各国的优势品种杂交，才能培养出真正造福农民的种子；更让人头痛的是，还有各种测试需要过关，其中既包括食品安全性、环境安全性测试，也包括营养学测试和适种性测试。
2006年，一个公益组织从已经完全不指望“黄金大米”短期内获得成功的先正达公司手上接管了这个项目。这个组织就是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IRRI是亚洲历史最长也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它是一个自治的、非盈利的水稻研究与教育组织。2006年， IRRI成为金米项目的组织协调者，它组织了“黄金大米网络”，联系了来自菲律宾、印度、孟加拉、中国、印度尼西亚、德国的科学家。
IRRI接手黄金大米的工作之后不辱使命，很快就成功地将金米的性状和IR64等亚洲的稻米结合起来。2011年，海伦·凯勒国际组织学会（HKI）也参与了金米的研发和其他后续工作。HKI主持的研究首先要确定金米是对环境是安全的，然后要研究金米对改善妇女维生素A缺乏状况的效率。其中一项实验是90天的对比实验，一组吃添加了维生素A的白米饭，一组吃金米饭，以对比金米的维生素A转化效率。
在之前，曾经有过两次关于金米中β—胡萝卜素的转换效率的试验，主持试验的正是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唐广文。第一次试验于2009年在美国进行，有5个从美国波士顿地区选出来的成年志愿者（2男3女）参加测试。第二次试验就是在中国衡阳进行的。唐广文提交的论文声称，两次试验证明，金米中的β—胡萝卜素转换成维生素A的能力完全能够适应人体需要；对于儿童来说，它的效果和维生素A胶囊一样好。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美国的试验，还是中国的试验，都和“黄金大米”的食品安全性无关。
对于转基因黄金大米的食品安全性，国际水稻研究所如此回答：“在IRRI研究的全程，金米通过了所有的安全测试。IRRI遵照国际和菲律宾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规范进行食品安全实验，检验了金米的营养成份和它的新基因带来的可能的毒性和致敏性，未发现食品安全风险。”
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本刊特约记者曾经参观了实验种植金米的大棚，并且看到了盛放金米的试管。当记者表示希望尝尝它的味道时，工作人员表示“还在实验中，不可尝试”，同时表示，它的味道和一般大米没什么区别。
不过这么说其实不太科学，因为β—胡萝卜素和不同的大米品种结合，可能会产生一些味道。所以IRRI未来的实验还包括请“专业的大米品尝者”对各种金米品种进行品尝，以确保它们的味道和其他食用品质和传统大米一样好。
在争诉中成型的农业未来
现在，金米仍然在开发和评估阶段。它只有在获取国家管理部门评估许可，并且证明可以在实际社区应用时能够起到改善维生素A缺乏状况，才会在农民和消费者中间推广。这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从2012年9月算起）。
实际上，黄金大米完全有可能更早地投放市场。来自研发者和公益组织的舆论认为，黄金大米技术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剥离了商业的利益诉求，完全可以尽快承担起人道主义的责任。“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主席珀屈克斯在201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称，这种滞后是由排斥转基因作物的不公正监管程序造成的，“基因工程监管应对数以千计儿童及母亲的死亡及失明负责”。
在黄金大米的研发者和公益组织高调地表现自己“用科技造福人类”的野心的同时，与他们站在不同立场的“绿色和平”也加大了阻击“黄金大米”的力度。早已树起“反转基因”大旗的绿色和平，为了实现自己的诉求，使用了各种手段，其中就包括强大的宣传攻势。
2012年，在“绿色和平”组织8月31日发表的声明中说：“从长远来看，转基因大米造成的单一作物耕作可能严重威胁到环境和粮食安全。此外，它也并不能解决造成维生素A缺乏症的根本原因——贫困和缺乏多样化的饮食。一旦‘黄金大米’被大规模推广， 基于一种主粮的饮食结构而非获得许多富含维生素的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状。这种推销反而可能会加剧而非减轻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并最终威胁到粮食安全。”
“绿色和平”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果贫困地区的孩子有胡萝卜、红薯等各种“黄色食品”的供应，黄金大米确实没有必要。不过，绿色和平一贯主张放弃“简单粗暴、充满隐患的现代科技”手法，用更传统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而事实上更迫在眉睫的是，贫困地区的儿童仍然缺乏维生素，“黄色食品”同样缺乏，导致失明和死亡的比例，近几年来越来越高。
既然有可行的科技手段和现成的产品，为什么不先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黄金大米研发者这一方的疑问。而另一方的疑问则是，对潜在环境问题、安全问题仍然未可知的技术手段，是否要牺牲程序正义和自己所坚持的环境伦理来解决燃眉之急？
而在一个隐藏的层面上，双方担忧的是另一个议题：在黄金大米事件上本已抽身的商业资本，会不会借助黄金大米的突破而重新主宰农业的发展方向？毕竟转基因这个强大的技术手段，是规模化农业的强大武器，而这个武器现在几乎完全掌握在少数资本的手里。
“金米事件”的争诉，或许值得引用一段丹尼尔·杰尔斯（Daniel Charles）话来描述。杰尔斯写过一部讲诉农业巨头孟山都与绿色和平交锋历史的书《收获之神》，书中这一段话，用来作结再合适不过：
“这场对垒中的战士，实际上似乎往往都在以自己罗曼蒂克的观点看待转基因工程食品。一方面要求食品生产纯净健康，把人类干预自然视为凶险的事物。科学的狂妄野心、类似于弗兰肯斯坦怪物的非自然的创造物，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另一方是科学家和企业，深信自己拥有可以解决农业问题的遗传工具，并将开创一个富足、繁荣、辉煌的新时代。在这个故事中，这样的梦想和现实屡屡发生猛烈的冲撞，但是它们从未彻底破灭。”
抽文
先正达拿到了转基因黄金大米，它会用来做什么？之前孟山都公司开发自己的抗除草剂作物，转基因成为了摇钱树，直接的后果是摇身变为“农业界的微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