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的指针能向前拨动70年，那些埋藏在旧时光的记忆或许会令我们感到陌生，毕竟点滴积累起来的变化，让几代人面对截然不同的生活;那些一帧一帧闪过的画面也或许会让我们感到熟悉，毕竟，那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经历过的奋斗之路。
　　生活史是一个透镜，可以折射家庭的变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共同组成时代的洪流。站在一个历史节点审视过去，70年的生活点滴纤毫毕现，只有看清变迁，才能够明白今天何以来到今天，我们何以成为我们。

　　正如同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所写的那样：“我仍然眷念着布拉格那铺满鹅卵石的街道，和所有踏过这街道的灵魂。”回望70年，我们能听到亿万中国家庭走过岁月的足音，它们在温热的细节里回响，一直通向明天。

九二米、八一面：老人们絮絮叨叨的旧习惯里，藏着那个时代的尾音

　　人在家中坐，货从四面八方来。尽管大家都在抱怨商家将每个节日都变成了购物节，可无法否认的是，离开购物，我们好像没办法生活。
　　上班族的一天从买咖啡和早点开始，被KPI折磨的脑仁在下午还需要一顿甜点外送续命.如果有幸摸鱼，掏出手机刷刷某宝某东，购物车里嗷嗷待付的心肝儿加起来价值连城。下班之后，有力气的买菜买米回家做饭，累趴下的找个饭馆吃顿简餐，偶尔朋友聚会，买单的金额还要比平时翻上几倍。
　　乡下也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旧时田园，种地要购买种子、农药、工具，收成要去市场上售卖，再小的农贸市场上，也能找到瓜果蔬菜、衣服鞋子、日用百货。
　　饭菜、日用、衣装，逛街、网购、叫外卖，购物随时在发生。商场、超市、购物街、集市、摊贩，大大小小的购物场所密布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各自运转又彼此相连，交易往来之间，构成我们生活的脉动。
　　当我们徘徊在超市、菜市场，犹豫买鸡肉还是牛肉、东北米还是泰国米的时候，当我们打开手机外卖，面对滑不完的店家选择困难的时候，很难想象吃九二米、八一面的上世纪50年代。
　　1949年，济南市区常住居民按家庭人口，平均年购买力折合人民币仅64.53元，平均每月5.38元，按当时价格计算，折合标准粉38.4斤。平均每58户一辆自行车，115户1架缝纫机，29户1台收音机，19户1只手表。
　　建国初期，正是战后粮食紧缺的时候，肉和水产品则更是紧俏。为了减少食物浪费，政府提倡食用九二米、八一面，即100千克糙米磨出92千克白米、100千克小麦磨出81千克面粉。
　　民以食为天，在当时，弄到粮食在一切购物行为中居首位。1953年10月，粮食计划供应开始，拉开长达四十年的粮票时代。
　　某種程度上，那个时代的粮票有了货币的价值，全国通用粮票被称为“满天飞”，各省的粮票叫做“吃遍省”，不同等级价值不同，由于其紧缺性，还有人冒着被抓捕的风险倒卖粮票。满足温饱已经很费力了，当时的国人，更谈不上买什么菜、吃哪种肉。当时中国居民的食物中，粮食是绝对主角，肉、蛋、奶则是稀奇珍贵的花边。
　　艰难时期，每个月的猪肉供应量限定为每人6两，鸡蛋则是每人2只。如果小伙子家里能拿出2斤糖，就可以作为聘礼去女方家提亲了。
　　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土地上终会生长出稻米和麦穗。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之后，人们获得食物的渠道增加，粮票逐渐不再金贵，吃饱了饭的人们会用多余的粮票去换其他物品。
　　1978年，可口可乐拿到了重新进入中国的许可。在友谊商店，一瓶可乐卖4毛钱，一开始顾客仅限外国人，在饱腹之外还有余钱购买饮料的中国顾客并不多。
　　1987年11月，北京前门开了一家洋餐厅，只卖原味鸡、土豆泥、沙拉和面包，这家店叫做肯德基。当时，2.5元一块的原味鸡并不实惠，但门口仍然排起长队，人气不亚于旅游景点。于老百姓而言，这更像是一种象征：购买食物除了维生，还有了其他的意义。
　　1993年，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到97公斤——人们不再那么渴望吃主食了，与此同时，肉、禽、蛋等食物的消费量正翻倍增长。
　　这一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9128亿斤，填满了谷仓、货架和人们的肚子。

　　走进商店，买白菜还是萝卜、买鸡肉还是猪肉终于成为人们自己的选择，完成使命、已逐步淡出视野的粮票，也在此时正式退场。
　　在家里、在餐厅，丰盛的餐桌于如今是习以为常的事，但在走过这70年饮食变迁的老人眼中，这一切来得太不容易了。
　　小时候，奶奶常常说“雷公不打吃饭人”，天大的事，吃饱了饭再说，天底下哪有比这更重要的？出门买菜，一根黄瓜也要货比三家，吃剩的饭菜也总是舍不得倒掉。孙子们买一袋瓜子当零嘴，奶奶也会一边掏钱一边念：“一袋瓜子够买二两米了。”
　　食物丰足的年轻人并不常常能领会其中深意，老人们絮絮叨叨的旧习惯里，藏着那个时代的尾音。

从三尺柜台到焦振中750块的支付宝订单

　　1949年10月，国营上海市日用品公司在新永安大厦开幕，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国营百货公司。当时物价混乱、百废待兴的局面，因为国营百货公司的出现而有了转机。
　　然而，百货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无百货。市面上流通的货物不多，后来凭票买货的时代来临，人们的购物选择就更少了。
　　站在三尺柜台前，要买东西不仅要钱，还需要布票、火柴票、肥皂票、闹钟票、手表票、烟筒票……据不完全统计，1961年，北京发行过的各种购物票就有69种，全国各地皆是如此，没有票，什么也买不到。
　　日用品供应紧张，这也导致一旦有货就容易出现抢购的现象。走在大街上看见有人排队就赶紧去占个位置，甚至不知道那里在卖什么——无论卖什么都好。
　　物质匮乏，过日子只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一场体面婚礼的象征，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即“三转一响”。如果买不全，就只能去借一件。婚礼的另一项大事被称为“四个一工程”：一张双人床，一个热水瓶，一只搪瓷盆和一只痰盂。一缸酒、一缸粽子、一缸猪肉，聘礼是100元钱、几十斤被棉、十几丈布票。而新娘的嫁妆有脚盆、床、桌椅、柜子等，亲朋送的贺礼也都是各种日用品。
　　迈入80年代，经济缓过气来，国家逐步开放了小商品价格，市场活水涌动，人们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压抑已久的购物欲野蛮生长，中国的第一张信用卡正诞生于这个时期——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在1985年发布的中银卡，借钱也要购物的时代来了。交易场所也开始变得多元。
　　1981年，广州友谊超市正式营业，规模比不上如今动辄几层楼的大超市，但自选商场的模式迅速引起轰动。在这之前，柜台阻隔了顾客和商品，售货员才是掌控一切的上帝。马志明在相声《核桃酥》中吐槽过旧时的商店服务：
　　售货员一捧点心砸在秤盘上，当啷作响;买完了走出门，一块核桃酥掉地上被卡车碾过，不仅没有碎还死死嵌进路面，铁丝都撬不出来——最后被商店里的另一种点心姜米条撬了出来。没得选没得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点心有多硬，买卖就有多糟心。在这种情况下，自选商场的出现犹如一声春雷，惊醒整片大地。
　　不过，当时的自选商场里只能售卖一些不需要票证购买的高价商品，这意味着身份地位和财产实力。因此，短暂的火热之后，自选商场开始冷却，直到走进90年代，各地政府开始助推超市购物，随后，百盛、家乐福、沃尔玛等连锁超市巨头相继进入中国，自选商场逐渐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国内外大超市品牌走进城市，改写了千家万户的购物与生活。与此同时，大超市、大商场，也成为一座城市引以为傲的地标。
　　在老济南瞿先生记忆里，“一百”位于繁华的经二路纬四路，是济南开业最早的大型综合型国营零售商店，前身是建于1949年7月的济南市百货公司商埠门市部，1967年1月改名为济南市第一百货商店。
　　小时候跟着父母去“一百”的情形，瞿先生至今印象深刻。從一个现在看来不大的门进去，是个大天井，四周的营业楼层，柜台和货架都是木制，商品从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到五金交电、文具、家电等，“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这里都有”。
　　购买商品时，售货员会先开一张一式两联或者三联的票据，然后把钱和票据一起夹在头顶的夹子上。夹子挂在一根粗铁丝上，另一端接连到收款台。售货员使劲把夹子滑向收款台，收款台找零、盖章，再把夹子滑回来，营业员核对后，把零钱和商品交给顾客。每个柜台都有铁丝连着收款台，时间长了铁丝都磨得铮亮。那时不能刷银行卡，更不能移动支付，但那种看起来很麻烦的购买方式，却给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上世纪90年代末，“一百”逐渐走向衰落，但同期成立的人民商场至今还在焕发生机。成立之初的人民商场，副食品、早点、杂货都有，还有民间艺人在市场里说书、唱戏，周边几个区县的人们，也会坐几个小时的车来购物，“逛人民商场”成了一种时尚。
　　上世纪80年代，以人民商场、大观园商场、济南第一百货、济南百货大楼、山东华联商厦为代表的济南商场“五朵金花”几乎是济南商场的全部，市场份额曾一度占到95%以上。
　　不断前进的时代携卷着这些骄傲的商场奔赴下一站，不久之后，电商就悄无声息地来了，再一次颠覆了我们对购物的认知。
　　今年7月，支付宝在网上发起寻人启事，找到了当年第一个使用担保交易的用户。当时，开张半年的淘宝咨询者众，却无法使人们放下戒心，把钱交托于一个网站。
　　焦振中是第一个，但刚打完款就后悔了，想要退款。支付宝的文章中写道：“身在西安的焦振中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小犹豫，揪着千里之外一个团队的心，更直接决定着数年后一个10亿用户的产品能否有机会面世。”
　　为了让焦振中放心，没有办法的工作人员打去电话，报出姓名、工号、手机号，“如果出了问题，我用工资赔你。”
　　这笔生意成了。后来，担保交易有了名字——支付宝，焦振中750块的订单原件，在支付宝大楼的展示墙上已经挂了15年。
　　这份弥足珍贵的信任，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网购从此出发，一步步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

我家还缺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房子是新造的，电冰箱有了，自来水装进家里了，一家四口，一只吊扇，四只台扇。家具是成套的。等有了彩电、洗衣机、录音机，那我家还缺啥呢？”
　　不少90后都在小学时读过这篇名为《我家还缺啥》的课文。文中的父亲买了一台“凤凰牌”电冰箱，引起渔村轰动，而这笔财富是因为“实行责任制，鱼塘承包，到年底一个男劳力，光奖金就有500元”。 　　妈妈洗衣服辛苦，就买洗衣机，儿子黑白电视看腻了，想要换彩色电视机。正如文中所说，财富的增长让享受型消费蓬勃发展，购物行为不再服务于纯刚需。
　　以电视机来说，许多中国人对电视机的记忆始于七八十年代，邓丽君的曼妙歌喉传遍大江南北，金庸古龙的武侠传奇藏于街头巷尾，迪斯科和喇叭裤华丽登场，人们开始有了娱乐消费的欲望。
　　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里说的“家里唯一的电器是手电筒”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但电视机妥妥还是个稀罕物。那时候，我国的电视普及率是每千人5.1台，黑白电视机票非常抢手，要在单位登记排队等上许久。每当有电视的人家掀开手工织就的保护罩、摁下开关、拉长天线，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多半都会端着饭碗跑过来，盯着屏幕上的黑白影像目不转睛。
　　陈煜在《中国生活记忆》一书中写道：“1981年……电视剧播出的时段，连小偷都会歇业，因为街上几乎没有人。”
　　人们的渴望很快得到满足，电视机生产迎来井喷式增长，本土品牌和进口品牌争奇斗艳各领风骚。1983年的除夕，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从此，全国人民的除夕有了一项新的传统。同年，全国电视机拥有量达到3500万台，其中农村有近800万台，这些村庄被称为“电视村”。
　　到2003年时，我国电视普及率已经从当年的每千人5.1台变成每千人350.3台，高于世界平均的275.4台。而在这时候，电视机已经不再新奇，人们购物欲的焦点转向了更新、更酷的计算机。
　　回想当年，“彩电”也曾是个新潮词汇，不知不觉间，已经没有人再用“彩电”来称呼电视机了。购买电视机是上世纪末的中国家庭购买家电盛况的其中一面，洗衣机、冰箱等家电亦如雨后春笋般，涌入百姓家。
　　我家还缺啥？当年课本里的答案，是“缺少一名大學生”，而现下，大学生也没那么紧缺了。
　　购物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不管是因为生活必需还是精神满足，购物从来都是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0年来，人们身上的衣物从中山装、列宁装、布拉吉、蓝白灰绿工装，到衬衫、T恤、裙子、旗袍、西装百花齐放;
　　人们的餐桌由九二米八一面到肉禽蛋奶俱全、中餐西餐随意;
　　人们的出行，从“走亲访友靠步量”到汽车、飞机、高铁;
　　人们买买买的时机从逢年过节到随时随地……
　　一代代人不断奋斗、不断改变的痕迹，或许可以从70年购物生活的侧影里，窥见一二。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在一次次购物中，东南西北的脉络纠缠相连，人与人的生活交织影响，而昨天、今天与明天，也在我们购物的过程中悄然被记忆、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