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末，现在的公务员发点年终奖基本没有悬念，也相对比较简单，如果考核称职即可获得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公务员就有了年终奖，只是发放的范围和方式和当下不大相同。在我国古代，倘若相当于现在厅（局）级以上的高官，其年终奖一般由皇帝亲自发放。比如东汉时期，刚刚一进腊月皇帝就开始给文武百官们发年终奖了，具体发多少有个定例：将军、三公是每人发放20万枚五铢钱、牛肉200斤、大米 200斗；九卿是每人发放10万枚五铢钱；校尉是每人发放5万枚五铢钱；尚书是每人发放3万枚五铢钱；侍中是每人发放2万枚五铢钱。
　　和当下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相比，东汉时期皇帝发放的奖金的购买力如何呢？以相当于现在副国家级的将军和三公为例，东汉后期时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角，古时的一斗大米重约16公斤，由此估算，将军和三公每人所领到的年终奖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在10万元左右，而当时的将军和三公的月薪只有17500枚五铢钱，折合人民币7000元，由此可见，年终奖要超过他们一年的工资。
　　当然也不是古代所有时期官员的年终奖都像东汉时期这般丰厚。比如北宋时期，文武百官的工资很高，可年终奖却很少，只是一点象征性的味道。每年冬至一过，皇帝就会给高级干部们发点年终奖，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是每人5只羊、5石面、2石米、2坛黄酒。宋代时期的一石大概装米55公斤、裝面30公斤，2石米约100公斤，5石面约150公斤，即便加上5只羊，顶多也就值几千块钱。而著名清官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有工资（月料），有餐补（餐钱），有饮料补贴（茶汤钱），有取暖补贴（添支钱），全部加起来他的年薪将近一万贯，按当时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约为600万元。所以说宋代的那点年终奖跟年薪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古代公务员的年终奖并非全由皇帝统一发放，只有高级官员的年终奖才会由皇帝或朝廷集中发放，当然是国家财政出的钱，有时皇帝也会掏自己的腰包给宠臣们发年终奖。那些绝大多数的县处级以下级别较低的公务员或是不入流的小吏，他们的年终奖皇帝老儿是不管的，基本上是由地方衙门自谋出路。
　　自谋出路中最常见的一种是放高利贷。在唐宋很长一段时期，朝廷是允许各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的，高利贷的本金里有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基层公务员们自己凑起来的集资款。上至六部下至府县都专门有人负责把这些本金放出去，放贷的对象主要是各单位辖区内的商人，月息最低为3%，且是驴打滚的利滚利，所以利率相当可观。所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走小头，本地衙门留下大头，大部分的利息都是存进了“小金库”，供领导调剂使用，一部分用来平时吃喝玩乐，一部分留到岁尾发放年终奖。
　　自谋出路中的第二种就是动用公款做生意赚钱。古人喜欢做的生意主要有以下几项——造酒、造醋、贩卖私盐、购置房产。酒、醋、盐、房地产生意从晚唐开始兴盛，到明清发展到极致。古代的军阀、将军、王爷里有很多人从事过房产开发。例如宋代名将岳飞，他就曾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经营过房产，只是他很清廉，经营所得的绝大部分都是拿来贴补军用和兴办教育。但大部分文官武将就没有他这样的高风亮节了，他们赚的全部都是自个儿笑纳了，年终岁末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年终奖就算不错了。
　　上述两种生意一般是县级官员才有资格做，级别更低的小吏们是怎么给自己发年终奖的呢？说出来大家肯定不会相信——卖废品。
　　秦、汉、魏晋时期的公文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刻在竹简上，因此一份较长的公文得用一大堆竹简。公文写成后从这个部门传达到那个部门，一怕竹简丢失，二怕有人篡改，所以都得用口袋装起来扎紧，再糊上胶泥盖上公章，另一个部门收到口袋后剥掉胶泥，把竹简倒出，装竹简的口袋就成了废品。那时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丝质、麻布的，都能卖钱。大点儿的部门公文往来最多，攒下的口袋也就最多。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一个部门就有年终奖了。南北朝以后公文开始使用纸张，但公文往来还是只能靠驿马运送，路上怕纸张磨损，也得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封套多是布做的，史称书囊。有些很穷的衙门，就把旧书囊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被单，过年时发给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是年终奖。
　　古代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单位，其创收渠道和能力是有天差地别的，职权大的衙门，小金库就充足，年终奖也就多；没人理会的清水衙门，小金库就寒酸，年终奖也就少。
　　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讽刺那个时代的顺口溜：“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这里说的吏部是管官员升迁的，户部是管工资发放的，这两部门一个管人事一个管财政，都是要害机关，所以年终奖十分丰厚。而礼部主管文教，一般没人理会；兵部在太平年代也没人理会，所以这两机关的官吏就没有什么年终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