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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们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成熟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代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坚定地全面深化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第二，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
关键词：新常态;政府职能;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1-00-0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并因此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我们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成熟的，还处于过度状态。其主要表现是：政府代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雖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当年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不建全，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于是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同时由于改革的进步，使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各级政府官员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觉得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既缺乏压力也缺乏动力。改革停顿不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加强使得寻租猖獗，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也愈拉愈大。这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同时也获得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
这些支持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提出的“药方”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眩人耳目的政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强，寻租的制度基础就越大，腐败也就更加严重;而腐败越是严重，在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力。
从历史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一直是一个强势政府，甚至比现在还要强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也比现在强势许多倍。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真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是大事也有好事和对事，也有可能是坏事和错事。从现实来看，用强势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解释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迅速崛起，并由此上升到这种强势政府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一流发达国家到关重要的层面，不仅无法令人信服，而且对尽快形成市场、社会、政府的多元治理结构是有严重危害的。从现在的情况看，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乃至生产成本的行政管制，固然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这种不是依靠效率提高，而是依靠大量投入资源支持的人为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从前几年来看，巨额投资和海量贷款赞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正在表现出来，比如，房地产价格泡沫、环境污染、征地纠纷等，已经使各级政府难以承受。
于是，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病态的不伦不类的市场经济道路，或者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
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也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坚定地全面深化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那么，如何合理定位政府的有限职能呢？经济学家哈耶克曾从两方面来界定：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服务。同时，他也指出，必须将这两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明确地界分开来，“当政府承担服务性职能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在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赋予它的权威性也同样赋予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第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市场活力的加法。政府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非常成熟。放眼世界，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对多数，但真正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陷于权力设租、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所以，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
在此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反对早期政府的干预。到现在为止，政府的干预，政府主导经济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应该逐步放手，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充分发育，否则与政府主导相伴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会不断累积，而又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缓冲，这会使得后面改革的成本越来越大，所以迟改不如早改。
第二，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一方面，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维度。
这样，在考量政府绩效的时候，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成为考量政府政绩的风向标，而不是仅仅是GDP。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掠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最终建成和谐社会。
唯有如此，才能今天新常态下，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作者简介：逯萍：（1976.1--），汉族，硕士，山东惠民人，中共潍坊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社会治理。
关键词：新常态;政府职能;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1-00-0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并因此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我们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成熟的，还处于过度状态。其主要表现是：政府代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雖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当年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不建全，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于是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同时由于改革的进步，使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各级政府官员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觉得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既缺乏压力也缺乏动力。改革停顿不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加强使得寻租猖獗，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也愈拉愈大。这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同时也获得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
这些支持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提出的“药方”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眩人耳目的政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强，寻租的制度基础就越大，腐败也就更加严重;而腐败越是严重，在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力。
从历史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一直是一个强势政府，甚至比现在还要强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也比现在强势许多倍。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真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是大事也有好事和对事，也有可能是坏事和错事。从现实来看，用强势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解释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迅速崛起，并由此上升到这种强势政府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一流发达国家到关重要的层面，不仅无法令人信服，而且对尽快形成市场、社会、政府的多元治理结构是有严重危害的。从现在的情况看，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乃至生产成本的行政管制，固然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这种不是依靠效率提高，而是依靠大量投入资源支持的人为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从前几年来看，巨额投资和海量贷款赞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正在表现出来，比如，房地产价格泡沫、环境污染、征地纠纷等，已经使各级政府难以承受。
于是，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病态的不伦不类的市场经济道路，或者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
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也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坚定地全面深化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那么，如何合理定位政府的有限职能呢？经济学家哈耶克曾从两方面来界定：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服务。同时，他也指出，必须将这两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明确地界分开来，“当政府承担服务性职能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在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赋予它的权威性也同样赋予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第一，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市场活力的加法。政府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非常成熟。放眼世界，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对多数，但真正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陷于权力设租、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所以，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
在此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反对早期政府的干预。到现在为止，政府的干预，政府主导经济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应该逐步放手，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充分发育，否则与政府主导相伴生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会不断累积，而又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缓冲，这会使得后面改革的成本越来越大，所以迟改不如早改。
第二，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一方面，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维度。
这样，在考量政府绩效的时候，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成为考量政府政绩的风向标，而不是仅仅是GDP。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掠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最终建成和谐社会。
唯有如此，才能今天新常态下，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作者简介：逯萍：（1976.1--），汉族，硕士，山东惠民人，中共潍坊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