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校园欺凌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校园欺凌问题的干预被反复呼吁，教育部也于2021年1月启动开展了防范中小学生欺凌的专项治理行动，但校园欺凌在发现、认定、处理等方面仍存在问题。
　　据笔者在学术研究、媒体倡导、一线实务等多个领域的观察，当前对校园欺凌问题的认识与干预，围绕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家庭教养方式、同伴人际关系、学生兴趣爱好、校园归属感等诸多因素做出过探索，但是班主任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甚至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在每桩校园欺凌事件的处理中，被欺凌学生的班主任——这个关键人物总是形象模糊，甚至销声匿迹。站出来面对媒体与公众的，往往是学校校长，或者当地教育局。
　　但在任何校园欺凌事件中，班主任都应是被欺凌学生的第一把保护伞。
　　班主任作为班级里每个学生在校行为的直接责任人，与学生接触最多最密，在学生心中，其重要性、影响力远远超过校长和教育局。当学生在校内被欺负了，所想到的第一个求助对象必然是班主任。
　　然而，在欺凌事件初期，有些班主任对学生的求助并未给予及时、正确的重视与响应;或不假思索地认定学生行为不构成校园欺凌，就是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或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协调矛盾，甚至以工作忙为理由推脱搪塞。殊不知自己在欺凌事件初期表现出的冷漠与敷衍，是在助纣为虐，施暴者会以此作为可以变本加厉的信号，继续实施欺凌。
　　如果班主任能在学生首次向自己反映情况时耐心倾听，并对整个事件进行分析，那么凭借他们的工作经验，应该不难判断事件性质。纵然只是以批评、呵斥施暴者的方式为被欺凌学生撑腰，起码能让施暴者意识到班主任非常关注学生的安危。

校园欺凌问题中班主任的处境分析

　　除了班主任自身的主观原因，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也导致了其在校园欺凌问题的干预中处于忽略与被忽略的状态。

1时空、方式的隐蔽性造成了班主任应对校园欺凌的难度大

　　德国学者罗塞尔和布莱辛对德国暴力欺凌的研究揭示，校园欺凌60.1%发生在游戏场地，17.3%发生在往返学校途中，10.4%发生在学校走廊上，9.2%发生在教室里，洗手间也是欺凌高发地。可见，发生在教室内的欺凌不足1/10，大部分欺凌发生在教师的监管盲区，如洗手间、操场。
　　从时间角度看，欺凌事件多发在课间、放学后等，教师在场的可能性不大，欺凌者被告发的可能性也相对低。美国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校园欺凌高达41%。其中“拳打脚踢”的身体欺凌方式仅占较小部分，更不容易被发现的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占有很大比重，这给教师的应对工作带来了困难。

2理解、识别的片面性造成了班主任应对校园欺凌的认知差

　　国内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对于“校园欺凌”概念的整体认知存在窄化倾向，对校园欺凌所涉及的主体、地点、行为等方面的理解较为片面。班主任往往将“校园欺凌”与同学之间的日常嬉戏打闹等同，低估了校园欺凌的危害后果，而且对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空间存在疑惑，对校外欺凌是否属于“校园欺凌”把握不准。整体层面，班主任对校园欺凌的认知程度还有待提升。

3主动、信心的欠缺性造成了班主任应对校园欺凌的实际比例低

　　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发生在游戏场地的欺凌中仅有17%的事件被负责任的教师发现，其中，班主任选择介入的事件只占23%，可见班主任应对校园欺凌的被动与低效。
　　一般来讲，班主任主动性与信心的缺乏可能是师范教育或培训中校园欺凌应对的相关内容较少，再加上客观上教师处理行为稍有不慎可能激化家校矛盾，在一线教学管理的繁重压力下，他们不敢作为、不愿作为、不会作为，由此显得被动低效。

教师干预校园欺凌问题的国际经验

　　放眼全球，在校园欺凌问题的干预中，也许不一定有班主任的岗位，但教师职能大多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教师工作的不同维度来看国际经验，对我们参考如何提升教师应对校园欺凌的能力，是有所借鉴与启发的。

从教师的培训与规范看

　　美国学校会充分发挥教师在学生思想和行为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加强反欺凌培训，在教师团体中共同学习反欺凌案例;加拿大学校明确要求教师将预防欺凌的主题活动嵌入日常课堂教学，并进行相应考核;法国学校则强制目睹校园欺凌的教师对受欺凌者进行心理辅导，将校园欺凌问题的干预作为教师必须的工作任务。

从教师的综合团队看

　　德国学校不仅配备有心理咨询师，还会专门安排一名受过校园欺凌知识培训的教师定期向师生、家长开办主题工作坊;日本政府则为学校配备有生活指导教师，在网络欺凌严重的学校安排专家，同时增加辅导员与护理员的数量;芬兰社会则长期运行有“向欺凌抗衡”项目，项目组专任教师进驻学校，开展面向受欺凌者的支持服务。

从教师干预校园欺凌的具体行动看

　　荷兰教师会与同学一起制定清晰明确的反欺凌教室规则，学生组建巡查小组，全员共同参与，这种方式通过实验证明有效;芬兰学校则开发了系统的反欺凌课程，包括人际辅导课、欺凌观影课、角色扮演练习等，教师在课程中提升学生同理心，引导旁观者、欺凌者、受欺凌者的共同改变;南非教师在注重家校合作上表现突出，他们在家长会、日常沟通中反复强调家长责任条例，为家长如何发现学生的异常行为、如何报告可能的校园欺凌事件、如何关心支持学生成长提供了明确细致的指导。

　　总而言之，校园欺凌问题的干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综合性的团队合作，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师、相关专任教师、社会工作者、学校管理者、家长、社会媒体等都应参与进来。对班主任关键作用的强调是对现状中不足之处的倡导与呼吁，作为校园里最直接接触与服务学生的行动者，他们若能更好地参与校园欺凌问题干预，那么就能多一些孩子安心地在校学习、离开学校，安全地回到家里。
　　或许，这也是除了教学成绩以外，家长、社会对班主任最重要的要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