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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中电闪雷鸣，狂风裹挟着雨点不断敲击着玻璃咚咚作响。我默默地站在窗前，没有丝毫睡意，因为有一件事在揪着我的心。从北京匆匆赶到济南是要参加一个追思先烈的祭扫活动，这位烈士1926年参加革命，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与我有着至亲的血缘关系，他就是我的父亲——黄祖炎烈士。2008年5月10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我住的黄河宾馆就在济南英雄山下，父亲和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并排安息在山的高处。我站在8楼卧室的窗前，随着阵阵闪电看见远处的松柏剧烈摇摆，像是一股革命洪流在涌动；风声、雨声、雷声和松涛声此起彼伏，像是革命战士在呐喊冲锋；思绪随着这洪流和呐喊在历史长河中翻腾，泪水随着雨水在追思中流淌……
父亲遇刺牺牲后，毛泽东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此案
1951年3月13日晚，坐落在济南市经二路的市政府小礼堂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这里召开。由于刚刚解放，一切还没有就绪，军区连召开稍大一点儿会议的地方都没有，军区“八一”大礼堂正在修建中，只能借地方召开。
父亲肺病未愈，前几天还在吐血。当晚虽发着烧，但他还是硬挺着作完报告。在父亲临行前，母亲一再嘱咐，讲完话就早点儿回来，不料得到的却是父亲遇刺的噩耗。
刺杀父亲的凶手王聚民，不是美蒋特务，而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系恶霸地主家庭出身，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触动其家庭利益，极为不满，情绪消极，谩骂群众，诬蔑土改。
1951年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曾向敌人告密我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给予严肃处理。但是信件被人误拆，消息不久传到了王聚民耳中，他情绪突变，偷偷擦拭武器。遗憾的是，他的异常表现，并没有引起惠民军分区的警惕，还让其来济南参加山东军区召开的会议，铸成大错。父亲与凶手并不相识，王聚民行凶纯粹是阶级报复。
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无数次战役战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却牺牲在阶级异己分子的暗算上，战友们无不为之惋惜。胜利了，许多人在品尝革命的胜利果实；和平了，大家都在享受着天伦之乐，而他却用生命和鲜血续写着忠诚。
1951年3月13日夜，一纸电文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遇刺牺牲。毛泽东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此案。
此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北石家庄。前不久，毛泽东刚刚得知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不幸牺牲的消息，他当时沉默良久只讲了一句：“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此后，毛泽东仍坚持彻夜工作，只是烟抽得越来越多，睡眠很不好，有时服了安眠药也难以入睡，面色显得有些憔悴。显然，失去亲人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毛泽东。
3月初，毛泽东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此时，一方面朝鲜战场捷报频传，毛泽东可以暂时离开北京繁忙的公务休整一下。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机会，集中时间把尚未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进行校正。谁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的休整任务也不轻。我父亲遇刺的报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送达石家庄的。
对发生在山东的这起恶性反革命刺杀案件，毛泽东不仅震惊不已，而且十分痛心，因为父亲在瑞金和延安两度在他身边工作，不仅彼此十分熟悉，而且建立了深厚情谊。
1932年前后，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毛泽东被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就是在毛泽东处于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毅然决然来到他身边，担任了秘书职务。按常理来说，父亲当时作为一个综合性、工作十分繁忙的苏维埃政府秘书科长，完全有理由另选人员为毛泽东做秘书，但父亲没有这样做。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作了不可思议的选择，叫做“逆水行舟”。父亲全然不顾这些，而是把革命的利益、红军的前途放在第一位。不论形势多么险恶，环境多么艰苦，父亲都跟随在毛泽东身边，不离左右，努力协助其工作，精心照顾其生活，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把父亲从总政治部调到他身边工作，担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和总务处长。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同往日，他已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成员，大家也自然改口尊称他为“毛主席”。但是，毛泽东却不让父亲称呼他的职务，说：“还是老样子好。”所以他们之间还是“老黄”、“老毛”地叫，可见他们的友谊超过了一般同志。
当毛泽东接到我父亲遇刺的电报后，他一面在等待更为详尽的报告，一面沉浸在与父亲在艰难岁月共同战斗的回忆中。3月18日，毛泽东亲拟了这样一份通报：
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教育科副科长，1941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的，必须预先采取防止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该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作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通报以电报发出。毛泽东亲笔批示，请刘少奇、周恩来阅发，并抄送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中组部长安子文、统战部长李维汉、北京市长彭真及总政治部，还亲自拟定报头，将这份电报发往各地，以引起全党全军高度重视。
3月20日，毛泽东又在山东分局3月14日下发地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他还在报头上亲笔写了三个“Ａ”，定为特急报。三天内两次亲笔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我父亲遇刺和由此暴露出的问题的高度关注。
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4月1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在报告上指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件调查报告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必注意及时处理。”
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就我军高级干部遇刺事件连续三次作出批示，不仅表明了毛泽东与我父亲之间的深厚情谊，更为重要的是宣示了正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党中央严厉镇压反革命、坚决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
我住的黄河宾馆就在济南英雄山下，父亲和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并排安息在山的高处。我站在8楼卧室的窗前，随着阵阵闪电看见远处的松柏剧烈摇摆，像是一股革命洪流在涌动；风声、雨声、雷声和松涛声此起彼伏，像是革命战士在呐喊冲锋；思绪随着这洪流和呐喊在历史长河中翻腾，泪水随着雨水在追思中流淌……
父亲遇刺牺牲后，毛泽东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此案
1951年3月13日晚，坐落在济南市经二路的市政府小礼堂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这里召开。由于刚刚解放，一切还没有就绪，军区连召开稍大一点儿会议的地方都没有，军区“八一”大礼堂正在修建中，只能借地方召开。
父亲肺病未愈，前几天还在吐血。当晚虽发着烧，但他还是硬挺着作完报告。在父亲临行前，母亲一再嘱咐，讲完话就早点儿回来，不料得到的却是父亲遇刺的噩耗。
刺杀父亲的凶手王聚民，不是美蒋特务，而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系恶霸地主家庭出身，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触动其家庭利益，极为不满，情绪消极，谩骂群众，诬蔑土改。
1951年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曾向敌人告密我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给予严肃处理。但是信件被人误拆，消息不久传到了王聚民耳中，他情绪突变，偷偷擦拭武器。遗憾的是，他的异常表现，并没有引起惠民军分区的警惕，还让其来济南参加山东军区召开的会议，铸成大错。父亲与凶手并不相识，王聚民行凶纯粹是阶级报复。
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无数次战役战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却牺牲在阶级异己分子的暗算上，战友们无不为之惋惜。胜利了，许多人在品尝革命的胜利果实；和平了，大家都在享受着天伦之乐，而他却用生命和鲜血续写着忠诚。
1951年3月13日夜，一纸电文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遇刺牺牲。毛泽东十分震惊，立即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此案。
此时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北石家庄。前不久，毛泽东刚刚得知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不幸牺牲的消息，他当时沉默良久只讲了一句：“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此后，毛泽东仍坚持彻夜工作，只是烟抽得越来越多，睡眠很不好，有时服了安眠药也难以入睡，面色显得有些憔悴。显然，失去亲人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毛泽东。
3月初，毛泽东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此时，一方面朝鲜战场捷报频传，毛泽东可以暂时离开北京繁忙的公务休整一下。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机会，集中时间把尚未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进行校正。谁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的休整任务也不轻。我父亲遇刺的报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送达石家庄的。
对发生在山东的这起恶性反革命刺杀案件，毛泽东不仅震惊不已，而且十分痛心，因为父亲在瑞金和延安两度在他身边工作，不仅彼此十分熟悉，而且建立了深厚情谊。
1932年前后，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毛泽东被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就是在毛泽东处于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毅然决然来到他身边，担任了秘书职务。按常理来说，父亲当时作为一个综合性、工作十分繁忙的苏维埃政府秘书科长，完全有理由另选人员为毛泽东做秘书，但父亲没有这样做。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作了不可思议的选择，叫做“逆水行舟”。父亲全然不顾这些，而是把革命的利益、红军的前途放在第一位。不论形势多么险恶，环境多么艰苦，父亲都跟随在毛泽东身边，不离左右，努力协助其工作，精心照顾其生活，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参谋。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把父亲从总政治部调到他身边工作，担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和总务处长。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同往日，他已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成员，大家也自然改口尊称他为“毛主席”。但是，毛泽东却不让父亲称呼他的职务，说：“还是老样子好。”所以他们之间还是“老黄”、“老毛”地叫，可见他们的友谊超过了一般同志。
当毛泽东接到我父亲遇刺的电报后，他一面在等待更为详尽的报告，一面沉浸在与父亲在艰难岁月共同战斗的回忆中。3月18日，毛泽东亲拟了这样一份通报：
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教育科副科长，1941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的，必须预先采取防止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该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作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通报以电报发出。毛泽东亲笔批示，请刘少奇、周恩来阅发，并抄送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中组部长安子文、统战部长李维汉、北京市长彭真及总政治部，还亲自拟定报头，将这份电报发往各地，以引起全党全军高度重视。
3月20日，毛泽东又在山东分局3月14日下发地委上报中央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他还在报头上亲笔写了三个“Ａ”，定为特急报。三天内两次亲笔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我父亲遇刺和由此暴露出的问题的高度关注。
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4月1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在报告上指示：“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件调查报告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必注意及时处理。”
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就我军高级干部遇刺事件连续三次作出批示，不仅表明了毛泽东与我父亲之间的深厚情谊，更为重要的是宣示了正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党中央严厉镇压反革命、坚决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