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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日本少尉小野田就一直活在1944年。纵使世界已经不断地改变，他始终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纠缠里。1974年，当他终于回到了现代的世界，面对社会的变迁，他完全无法理解:特别无法理解日本宪法对于各类军事行动的限制。年迈的他参与各种爱国的活动，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流下眼泪。他，企图唤起日本人对国家的忠爱。他是一位日本军国主义的英雄。
1922年，小野田生于和歌山县海南市。1942年，他被征召入伍。在陆军中野学校接受了游击战的训练。1944年11月，他被派到菲律宾的一个小岛Lubang，从事游击战的工作。主要任务非常的单纯，抵抗美军的攻击，破坏机场与海港。而行动策略简单至极:自己活下去，没有后援。
来年2月28日美军登陆，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战死，只除了与他同在岛上的三位日本军人:伍长岛田、上等兵小冢、一等兵赤津。小野田坚持继续战斗，并且躲入茂密的丛林，誓死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他们并不认为日本会战败。小野田带领着他们三位，每天清晨爬上山峰，对着旭日敬礼，继续着他的战斗。他的策略非常的清楚:他无法占领整个岛屿，但是，他可以让岛上的菲律宾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因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成了整个岛屿的统治者:这正是游击战的最高目标。因而，他会突然地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有几十个农民在收成香蕉时，无端的被他们残酷枪杀。
小野田他们保持着不断移动的战略，甚至连当地人都无法将他们捕获。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几天之后，他们就会移动。在漫长雨季，他们置营，因为没有人会在雨季上山。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他们甚至保存干掉的香蕉，以便维持一定的热量。但是他们无法猎取太多的食物，因为枪声会暴露他的战斗位置。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的环境，终于投降。剩下的三人彼此激励，要不断地战斗下去。来年，他们发现赤津在山里留下许多传单，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许久，日本已经投降多年。他们并且发觉赤津加入了当地的搜索队，在全岛山区展开劝降。小野田判断，这是敌军的策略，对于赤津的背叛无法认同。他下令全体退到更深的山区，以避开敌军的诱捕。
1952年, 他们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不断地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三人念及家人，或者软化态度出面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估算这又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游击队的训练，让他们清楚地得出结论: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3年6月, 岛田伍长在一次行动中被当地渔民射伤大腿。虽然后来复原，但在来年5月，岛田在一次冲突中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地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始终不为所动。他们感觉到，战争还在进行，日本还在奋战，投降是莫大的耻辱，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甚至，当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这个岛屿，拿着麦克风对他喊话时，他依然认为，这不过是美军宣传人员以像他兄弟的声音来诱捕他的。游击战让他养成一种事事怀疑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深信日本人是一个宁死不屈的民族，他不能让尚在作战的日本皇军与国民失望。
每天清晨，旭日东升。小野田与小冢依然挺立，向太阳致敬。1965年，他们偷窃到一台收音机，听到了新闻里关于国际关系的报道，中国与日本已经不是敌对的国家。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承认世界的改变。他们依然故我，枪杀农民，烧毁稻谷。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袭行动的回程中，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当场毙命。山里的传单更多了，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小冢在日本的丧礼的消息。小野田始终并不买账。1974年2月20日，他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的帐篷 （他探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小野田缓慢地从背后接近铃木，发现铃木是一位日本人。于是，他们展开了对话。小野田说，如果要他撤退，必须要有他队长的命令，否则免谈。铃木承诺，他会带着他的队长的命令归来。
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发现一张铃木的字条，说他的指挥官，谷口义美少佐，已经来到当地，并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的复印件。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来到指定的地点，面对长官以最标准的敬礼动作，接受谷口义美少佐的指挥。少佐一声令下，这位干瘦的老年人少尉小野田宽郎就地投降。当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放他归国。
30年之后，小野田终于回到了日本，所到之处，受到全国英雄般的热烈欢迎，他成了日本精神的英雄。很快的，他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书名是:《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他更参加许多活动，特别是日本右翼退伍军人的活动。每当典礼一开始，昔日的军歌被轻轻唱起，他站在台上会激动地掉出泪来。他接受无数次媒体的访问，当他被问到如何看待上百个受伤与至少30个死亡的无辜农民，及其破碎的家庭，他坚决认为，他没有错，他身处于作战之中，不必为这些人的死亡负责。他坚称自己是一位游击队长，不受任何一般战斗状况的约束，他必须为自己寻找活路。他脸无愧色，他意气始终高昂，他不觉得必须负担任何道德的谴责，他爱国，他是一位高傲的日本军人。
1996年5月，他又回到了 Lubang，一位当初被他所射伤的农民，81岁的Tria，接受了74岁的小野田的拥抱。Tria说:“我已经没有了怨恨，那是许久之前发生的事了，现在提它干嘛！”但是，其他的当地人并不肯原谅这个他们口中的“罪犯般的刺客”。小野田仍以一贯的口吻说:“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在不违反国际法律的状况下，我没有责任。”但是他却捐出了1万美元给当地的学校做奖学金。
1922年，小野田生于和歌山县海南市。1942年，他被征召入伍。在陆军中野学校接受了游击战的训练。1944年11月，他被派到菲律宾的一个小岛Lubang，从事游击战的工作。主要任务非常的单纯，抵抗美军的攻击，破坏机场与海港。而行动策略简单至极:自己活下去，没有后援。
来年2月28日美军登陆，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战死，只除了与他同在岛上的三位日本军人:伍长岛田、上等兵小冢、一等兵赤津。小野田坚持继续战斗，并且躲入茂密的丛林，誓死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他们并不认为日本会战败。小野田带领着他们三位，每天清晨爬上山峰，对着旭日敬礼，继续着他的战斗。他的策略非常的清楚:他无法占领整个岛屿，但是，他可以让岛上的菲律宾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因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成了整个岛屿的统治者:这正是游击战的最高目标。因而，他会突然地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有几十个农民在收成香蕉时，无端的被他们残酷枪杀。
小野田他们保持着不断移动的战略，甚至连当地人都无法将他们捕获。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几天之后，他们就会移动。在漫长雨季，他们置营，因为没有人会在雨季上山。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他们甚至保存干掉的香蕉，以便维持一定的热量。但是他们无法猎取太多的食物，因为枪声会暴露他的战斗位置。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的环境，终于投降。剩下的三人彼此激励，要不断地战斗下去。来年，他们发现赤津在山里留下许多传单，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许久，日本已经投降多年。他们并且发觉赤津加入了当地的搜索队，在全岛山区展开劝降。小野田判断，这是敌军的策略，对于赤津的背叛无法认同。他下令全体退到更深的山区，以避开敌军的诱捕。
1952年, 他们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不断地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三人念及家人，或者软化态度出面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估算这又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游击队的训练，让他们清楚地得出结论: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3年6月, 岛田伍长在一次行动中被当地渔民射伤大腿。虽然后来复原，但在来年5月，岛田在一次冲突中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地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始终不为所动。他们感觉到，战争还在进行，日本还在奋战，投降是莫大的耻辱，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甚至，当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这个岛屿，拿着麦克风对他喊话时，他依然认为，这不过是美军宣传人员以像他兄弟的声音来诱捕他的。游击战让他养成一种事事怀疑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深信日本人是一个宁死不屈的民族，他不能让尚在作战的日本皇军与国民失望。
每天清晨，旭日东升。小野田与小冢依然挺立，向太阳致敬。1965年，他们偷窃到一台收音机，听到了新闻里关于国际关系的报道，中国与日本已经不是敌对的国家。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承认世界的改变。他们依然故我，枪杀农民，烧毁稻谷。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袭行动的回程中，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当场毙命。山里的传单更多了，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小冢在日本的丧礼的消息。小野田始终并不买账。1974年2月20日，他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的帐篷 （他探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小野田缓慢地从背后接近铃木，发现铃木是一位日本人。于是，他们展开了对话。小野田说，如果要他撤退，必须要有他队长的命令，否则免谈。铃木承诺，他会带着他的队长的命令归来。
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发现一张铃木的字条，说他的指挥官，谷口义美少佐，已经来到当地，并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的复印件。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来到指定的地点，面对长官以最标准的敬礼动作，接受谷口义美少佐的指挥。少佐一声令下，这位干瘦的老年人少尉小野田宽郎就地投降。当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放他归国。
30年之后，小野田终于回到了日本，所到之处，受到全国英雄般的热烈欢迎，他成了日本精神的英雄。很快的，他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书名是:《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他更参加许多活动，特别是日本右翼退伍军人的活动。每当典礼一开始，昔日的军歌被轻轻唱起，他站在台上会激动地掉出泪来。他接受无数次媒体的访问，当他被问到如何看待上百个受伤与至少30个死亡的无辜农民，及其破碎的家庭，他坚决认为，他没有错，他身处于作战之中，不必为这些人的死亡负责。他坚称自己是一位游击队长，不受任何一般战斗状况的约束，他必须为自己寻找活路。他脸无愧色，他意气始终高昂，他不觉得必须负担任何道德的谴责，他爱国，他是一位高傲的日本军人。
1996年5月，他又回到了 Lubang，一位当初被他所射伤的农民，81岁的Tria，接受了74岁的小野田的拥抱。Tria说:“我已经没有了怨恨，那是许久之前发生的事了，现在提它干嘛！”但是，其他的当地人并不肯原谅这个他们口中的“罪犯般的刺客”。小野田仍以一贯的口吻说:“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在不违反国际法律的状况下，我没有责任。”但是他却捐出了1万美元给当地的学校做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