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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日本少尉小野田就一直活在1944年。纵使世界已经不断地改变,他始终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纠缠里。1974年,当他终于回到了现代的世界,面对社会的变迁,他完全无法理解:特别无法理解日本宪法对于各类军事行动的限制。年迈的他参与各种爱国的活动,当旧日悠扬的日本军歌响起时,他会流下眼泪。他,企图唤起日本人对国家的忠爱。他是一位日本军国主义的英雄。
1922年,小野田生于和歌山县海南市。1942年,他被征召入伍。在陆军中野学校接受了游击战的训练。1944年11月,他被派到菲律宾的一个小岛Lubang,从事游击战的工作。主要任务非常的单纯,抵抗美军的攻击,破坏机场与海港。而行动策略简单至极:自己活下去,没有后援。
来年2月28日美军登陆,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战死,只除了与他同在岛上的三位日本军人:伍长岛田、上等兵小冢、一等兵赤津。小野田坚持继续战斗,并且躲入茂密的丛林,誓死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他们并不认为日本会战败。小野田带领着他们三位,每天清晨爬上山峰,对着旭日敬礼,继续着他的战斗。他的策略非常的清楚:他无法占领整个岛屿,但是,他可以让岛上的菲律宾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因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成了整个岛屿的统治者:这正是游击战的最高目标。因而,他会突然地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有几十个农民在收成香蕉时,无端的被他们残酷枪杀。
小野田他们保持着不断移动的战略,甚至连当地人都无法将他们捕获。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几天之后,他们就会移动。在漫长雨季,他们置营,因为没有人会在雨季上山。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他们甚至保存干掉的香蕉,以便维持一定的热量。但是他们无法猎取太多的食物,因为枪声会暴露他的战斗位置。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的环境,终于投降。剩下的三人彼此激励,要不断地战斗下去。来年,他们发现赤津在山里留下许多传单,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许久,日本已经投降多年。他们并且发觉赤津加入了当地的搜索队,在全岛山区展开劝降。小野田判断,这是敌军的策略,对于赤津的背叛无法认同。他下令全体退到更深的山区,以避开敌军的诱捕。
1952年, 他们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不断地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三人念及家人,或者软化态度出面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估算这又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游击队的训练,让他们清楚地得出结论: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3年6月, 岛田伍长在一次行动中被当地渔民射伤大腿。虽然后来复原,但在来年5月,岛田在一次冲突中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地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始终不为所动。他们感觉到,战争还在进行,日本还在奋战,投降是莫大的耻辱,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甚至,当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这个岛屿,拿着麦克风对他喊话时,他依然认为,这不过是美军宣传人员以像他兄弟的声音来诱捕他的。游击战让他养成一种事事怀疑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深信日本人是一个宁死不屈的民族,他不能让尚在作战的日本皇军与国民失望。
每天清晨,旭日东升。小野田与小冢依然挺立,向太阳致敬。1965年,他们偷窃到一台收音机,听到了新闻里关于国际关系的报道,中国与日本已经不是敌对的国家。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承认世界的改变。他们依然故我,枪杀农民,烧毁稻谷。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袭行动的回程中,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当场毙命。山里的传单更多了,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小冢在日本的丧礼的消息。小野田始终并不买账。1974年2月20日,他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的帐篷 (他探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小野田缓慢地从背后接近铃木,发现铃木是一位日本人。于是,他们展开了对话。小野田说,如果要他撤退,必须要有他队长的命令,否则免谈。铃木承诺,他会带着他的队长的命令归来。
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发现一张铃木的字条,说他的指挥官,谷口义美少佐,已经来到当地,并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的复印件。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来到指定的地点,面对长官以最标准的敬礼动作,接受谷口义美少佐的指挥。少佐一声令下,这位干瘦的老年人少尉小野田宽郎就地投降。当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放他归国。
30年之后,小野田终于回到了日本,所到之处,受到全国英雄般的热烈欢迎,他成了日本精神的英雄。很快的,他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书名是:《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他更参加许多活动,特别是日本右翼退伍军人的活动。每当典礼一开始,昔日的军歌被轻轻唱起,他站在台上会激动地掉出泪来。他接受无数次媒体的访问,当他被问到如何看待上百个受伤与至少30个死亡的无辜农民,及其破碎的家庭,他坚决认为,他没有错,他身处于作战之中,不必为这些人的死亡负责。他坚称自己是一位游击队长,不受任何一般战斗状况的约束,他必须为自己寻找活路。他脸无愧色,他意气始终高昂,他不觉得必须负担任何道德的谴责,他爱国,他是一位高傲的日本军人。
1996年5月,他又回到了 Lubang,一位当初被他所射伤的农民,81岁的Tria,接受了74岁的小野田的拥抱。Tria说:“我已经没有了怨恨,那是许久之前发生的事了,现在提它干嘛!”但是,其他的当地人并不肯原谅这个他们口中的“罪犯般的刺客”。小野田仍以一贯的口吻说:“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在不违反国际法律的状况下,我没有责任。”但是他却捐出了1万美元给当地的学校做奖学金。
1922年,小野田生于和歌山县海南市。1942年,他被征召入伍。在陆军中野学校接受了游击战的训练。1944年11月,他被派到菲律宾的一个小岛Lubang,从事游击战的工作。主要任务非常的单纯,抵抗美军的攻击,破坏机场与海港。而行动策略简单至极:自己活下去,没有后援。
来年2月28日美军登陆,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战死,只除了与他同在岛上的三位日本军人:伍长岛田、上等兵小冢、一等兵赤津。小野田坚持继续战斗,并且躲入茂密的丛林,誓死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他们并不认为日本会战败。小野田带领着他们三位,每天清晨爬上山峰,对着旭日敬礼,继续着他的战斗。他的策略非常的清楚:他无法占领整个岛屿,但是,他可以让岛上的菲律宾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因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成了整个岛屿的统治者:这正是游击战的最高目标。因而,他会突然地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有几十个农民在收成香蕉时,无端的被他们残酷枪杀。
小野田他们保持着不断移动的战略,甚至连当地人都无法将他们捕获。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几天之后,他们就会移动。在漫长雨季,他们置营,因为没有人会在雨季上山。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他们甚至保存干掉的香蕉,以便维持一定的热量。但是他们无法猎取太多的食物,因为枪声会暴露他的战斗位置。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的环境,终于投降。剩下的三人彼此激励,要不断地战斗下去。来年,他们发现赤津在山里留下许多传单,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许久,日本已经投降多年。他们并且发觉赤津加入了当地的搜索队,在全岛山区展开劝降。小野田判断,这是敌军的策略,对于赤津的背叛无法认同。他下令全体退到更深的山区,以避开敌军的诱捕。
1952年, 他们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不断地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三人念及家人,或者软化态度出面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估算这又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游击队的训练,让他们清楚地得出结论: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3年6月, 岛田伍长在一次行动中被当地渔民射伤大腿。虽然后来复原,但在来年5月,岛田在一次冲突中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地叫嚷说:“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始终不为所动。他们感觉到,战争还在进行,日本还在奋战,投降是莫大的耻辱,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日本的后援部队将会攻占整个岛屿,太阳旗将会随风飘扬。甚至,当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这个岛屿,拿着麦克风对他喊话时,他依然认为,这不过是美军宣传人员以像他兄弟的声音来诱捕他的。游击战让他养成一种事事怀疑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深信日本人是一个宁死不屈的民族,他不能让尚在作战的日本皇军与国民失望。
每天清晨,旭日东升。小野田与小冢依然挺立,向太阳致敬。1965年,他们偷窃到一台收音机,听到了新闻里关于国际关系的报道,中国与日本已经不是敌对的国家。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承认世界的改变。他们依然故我,枪杀农民,烧毁稻谷。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袭行动的回程中,小冢身中两枪,其中一枪穿越心脏,当场毙命。山里的传单更多了,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小冢在日本的丧礼的消息。小野田始终并不买账。1974年2月20日,他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的帐篷 (他探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小野田缓慢地从背后接近铃木,发现铃木是一位日本人。于是,他们展开了对话。小野田说,如果要他撤退,必须要有他队长的命令,否则免谈。铃木承诺,他会带着他的队长的命令归来。
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发现一张铃木的字条,说他的指挥官,谷口义美少佐,已经来到当地,并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的复印件。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来到指定的地点,面对长官以最标准的敬礼动作,接受谷口义美少佐的指挥。少佐一声令下,这位干瘦的老年人少尉小野田宽郎就地投降。当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放他归国。
30年之后,小野田终于回到了日本,所到之处,受到全国英雄般的热烈欢迎,他成了日本精神的英雄。很快的,他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书名是:《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他更参加许多活动,特别是日本右翼退伍军人的活动。每当典礼一开始,昔日的军歌被轻轻唱起,他站在台上会激动地掉出泪来。他接受无数次媒体的访问,当他被问到如何看待上百个受伤与至少30个死亡的无辜农民,及其破碎的家庭,他坚决认为,他没有错,他身处于作战之中,不必为这些人的死亡负责。他坚称自己是一位游击队长,不受任何一般战斗状况的约束,他必须为自己寻找活路。他脸无愧色,他意气始终高昂,他不觉得必须负担任何道德的谴责,他爱国,他是一位高傲的日本军人。
1996年5月,他又回到了 Lubang,一位当初被他所射伤的农民,81岁的Tria,接受了74岁的小野田的拥抱。Tria说:“我已经没有了怨恨,那是许久之前发生的事了,现在提它干嘛!”但是,其他的当地人并不肯原谅这个他们口中的“罪犯般的刺客”。小野田仍以一贯的口吻说:“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在不违反国际法律的状况下,我没有责任。”但是他却捐出了1万美元给当地的学校做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