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9岁时，她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看法。“我感到非常懊恼，很悲惨，夏目漱石在这个年纪已经去世，写了这么多作品。”如今，83岁的半藤末莉子回忆起那个瞬间。
她是夏目漱石的外孙女，也是散文作家，她关于夏目家种种趣事的小书，从外祖父最喜欢的甜酱，夏目家的猫，引来不少读者。作为日本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关于夏目漱石的传记、研究，早已充满图书馆、书店、电视屏幕，但来自家里人的口吻与细节，自有其亲切的魅力。
她从未见过这位外祖父，在她出生前十九年，后者即已离世。全凭母亲口中的记忆，以及各种史料，她逐渐理解夏目家曾经的情感与生活。这也是迟来的追索。童年时，入睡前，她听大人给她读《哥儿》。“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她笑着回忆说，“看起来这个主人公不被爸爸喜欢，生活不幸福，但我觉得他性格耿直，做事考虑不周，看起来是个滑稽人物，其实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长大后，她也从未认真阅读过这位过分著名的外祖父，《草枕》，以及《行人》，她尤不喜欢后一本中对于打孩子的描写，“我没见过他，想通过作品来了解他。”
这种了解更通过与母亲日常的交流。作为长女，末莉子的母亲体验过两个截然不同的夏目漱石。“这是他第一个孩子，他非常喜欢她，”末莉子说，“但他从伦敦回来，一切就变了。”
1900年秋天至1901年冬天的伦敦岁月，是夏目漱石人生转折点。这难得的派遣机会，却被夏目视作勉强之旅。他不愿意离开熊本中学，新成立的家庭。事实也证明，伦敦充满挫败。气候令人厌烦，“有雾的日子，伦敦街上看太阳，黑红如血”，他也感到英国人亦并非人人文明，“他们大多忙于家业，没时间阅读文学书籍”。
“他有种劣等感，在街上的玻璃橱窗前，他发现镜子中有个小个子，走近一看是自己”，说起外祖父，半藤末莉子有种惊人的坦诚。她觉得伦敦的窘迫——不仅是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留学公费有限，夏目要斤斤计较于日常开销，节省吃住来买书。
他开始神经衰弱，愈演愈烈，最终提前回国。对于一个创作者，这经历或许是催生新感受力，对于家庭，这不啻一场灾难。作为父亲的夏目漱石，失去了对妻子、女儿的耐心，对于他在英国期间出生的二女儿，尤不喜欢。
“外祖母非常可怜，家庭生活很不愉快。”末莉子说，“如果是我，我一定不能忍受的。”她也知道，外祖母终生爱着外祖父，“她从来没有说过他一句坏话，某种意义上，她是最大的受害者”。
女儿们更是如此。“我妈妈小时候，很怕爸爸，不敢靠近他”，末莉子听妈妈说了外祖父种种，才有这种感慨。不过，外祖父随着年龄的增加，也有了越来越多耐心，“他对第三、第四个女儿特别好，对儿子很严厉，经常骂他们混蛋”。
末莉子相信，夏目家也像很多日本家庭一样，重男轻女，认为男孩子要顶天立地，需要被教育，女孩子不一定要读书。“如果他的女儿想要当作家，估计他会很生气”，末莉子猜测。
夏目家的女人，也的确对于文学没有产生过任何严肃的兴趣。比起夏目漱石的创作，外祖母更喜欢报上连载的通俗作品，末莉子的母亲，则从未对文学发生过兴趣。
“60岁时，我开始写一点文章。”末莉子回忆说。此前的大半生，除去夏目漱石的外孙女，她主要作为半藤夫人的身份出现。她的丈夫半藤一利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出任过《文艺春秋》的主编，写作的《昭和史》更是激起全国性的回响。像外祖母一样，她也从不读丈夫的作品。且尤令她骄傲的是，她打破了夏目总是女人更爱男人的传统——外祖母更爱外祖父，母亲更爱父亲——从高中时代，半藤一利就是她的追求者，她是因为他这么爱他，她才嫁给他。
“我几乎没有工作过，一直是全职主妇，偶尔做过一些翻译，打一点零工”，对于这种生活，她毫不后悔，“对于没有成为职业妇女，我一点遗憾没有”。
但65岁出版了第一本書时，还是有种意外的喜悦。依据妈妈生前的闲谈，以及家族的种种记忆，她写出了《夏目家的甜酱》。她觉得，这也是对母亲的某种的回应，“她经常和我讲这些，如果我不写下，就没人知道了”。
“虽是个短短的作品，我却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说起当时的感觉，脸上仍带着兴奋。她也与自己的身份达成了和解，通过发现外祖父，她亦重新发现了自己。从前，她多少回避夏目漱石的外孙女的身份，不希望仅仅因此得到他人的善意与关注。现在，这个身份使她的写作更有信服力，在日本，人们总想知道夏目家的种种事。比如，当她说，在写作诙谐的《我是猫》时，反而是夏目漱石精神最紧张的时刻时，给读者带来另一种视角。
在书房里闲谈时，透过半掩门，我看到消瘦的半藤一利先生匆匆穿过院子，他穿西装，脚下却是木屐，动作敏捷。
“他什么也不说，没发表过任何评价”，末莉子猜，“他可能担心评价会打击我，让我丧失信心吧”。她自己也从不去问他的意见，“我害怕他说不喜欢，也不敢去问”。
在夏目家的甜酱问题上，他们惊人的一致。“他很喜欢吃我做的甜酱，他喜欢一边喝酒一边吃，他喜欢喝酒，一般喝酒的人不喜欢吃甜的，他却喜欢。”她的口吻温暖，满是关爱。
83岁的她，觉得自己处于人生最快乐的时刻。这时刻与死亡的预感，同时到来。“我们和年轻时不一样，精神安定、充实。年轻时，觉得生命无限，经常会吵架，很任性，现在却彼此关怀对方。”
这随年龄而来的镇定，是49岁就离去的夏目漱石未能体会到的，它也注定短暂。“我们两个人肯定有一个先走，剩下那个人就会很可怜。”末莉子说。写作是对抗这种焦虑的方法。半藤一利先生不再动笔，进行各种谈话，记录自己的所想。末莉子正在写关于表兄夏目房之介的文字，这位夏目漱石的长孙，尽管是一位成功的漫画家，却终身生活于祖父的阴影之下，一心想摆脱夏目家这盛名，这其中充满挣扎与焦灼。
这次见面两年后，在网络上，我看到了半藤一利先生去世的消息，除去感伤，还冒出这样的念头，满头银发、自在天真的半藤末莉子女士是否仍在做甜酱，她会写下对半藤先生的记忆吗？
她是夏目漱石的外孙女，也是散文作家，她关于夏目家种种趣事的小书，从外祖父最喜欢的甜酱，夏目家的猫，引来不少读者。作为日本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关于夏目漱石的传记、研究，早已充满图书馆、书店、电视屏幕，但来自家里人的口吻与细节，自有其亲切的魅力。
她从未见过这位外祖父，在她出生前十九年，后者即已离世。全凭母亲口中的记忆，以及各种史料，她逐渐理解夏目家曾经的情感与生活。这也是迟来的追索。童年时，入睡前，她听大人给她读《哥儿》。“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她笑着回忆说，“看起来这个主人公不被爸爸喜欢，生活不幸福，但我觉得他性格耿直，做事考虑不周，看起来是个滑稽人物，其实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长大后，她也从未认真阅读过这位过分著名的外祖父，《草枕》，以及《行人》，她尤不喜欢后一本中对于打孩子的描写，“我没见过他，想通过作品来了解他。”
这种了解更通过与母亲日常的交流。作为长女，末莉子的母亲体验过两个截然不同的夏目漱石。“这是他第一个孩子，他非常喜欢她，”末莉子说，“但他从伦敦回来，一切就变了。”
1900年秋天至1901年冬天的伦敦岁月，是夏目漱石人生转折点。这难得的派遣机会，却被夏目视作勉强之旅。他不愿意离开熊本中学，新成立的家庭。事实也证明，伦敦充满挫败。气候令人厌烦，“有雾的日子，伦敦街上看太阳，黑红如血”，他也感到英国人亦并非人人文明，“他们大多忙于家业，没时间阅读文学书籍”。
“他有种劣等感，在街上的玻璃橱窗前，他发现镜子中有个小个子，走近一看是自己”，说起外祖父，半藤末莉子有种惊人的坦诚。她觉得伦敦的窘迫——不仅是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留学公费有限，夏目要斤斤计较于日常开销，节省吃住来买书。
他开始神经衰弱，愈演愈烈，最终提前回国。对于一个创作者，这经历或许是催生新感受力，对于家庭，这不啻一场灾难。作为父亲的夏目漱石，失去了对妻子、女儿的耐心，对于他在英国期间出生的二女儿，尤不喜欢。
“外祖母非常可怜，家庭生活很不愉快。”末莉子说，“如果是我，我一定不能忍受的。”她也知道，外祖母终生爱着外祖父，“她从来没有说过他一句坏话，某种意义上，她是最大的受害者”。
女儿们更是如此。“我妈妈小时候，很怕爸爸，不敢靠近他”，末莉子听妈妈说了外祖父种种，才有这种感慨。不过，外祖父随着年龄的增加，也有了越来越多耐心，“他对第三、第四个女儿特别好，对儿子很严厉，经常骂他们混蛋”。
末莉子相信，夏目家也像很多日本家庭一样，重男轻女，认为男孩子要顶天立地，需要被教育，女孩子不一定要读书。“如果他的女儿想要当作家，估计他会很生气”，末莉子猜测。
夏目家的女人，也的确对于文学没有产生过任何严肃的兴趣。比起夏目漱石的创作，外祖母更喜欢报上连载的通俗作品，末莉子的母亲，则从未对文学发生过兴趣。
“60岁时，我开始写一点文章。”末莉子回忆说。此前的大半生，除去夏目漱石的外孙女，她主要作为半藤夫人的身份出现。她的丈夫半藤一利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出任过《文艺春秋》的主编，写作的《昭和史》更是激起全国性的回响。像外祖母一样，她也从不读丈夫的作品。且尤令她骄傲的是，她打破了夏目总是女人更爱男人的传统——外祖母更爱外祖父，母亲更爱父亲——从高中时代，半藤一利就是她的追求者，她是因为他这么爱他，她才嫁给他。
“我几乎没有工作过，一直是全职主妇，偶尔做过一些翻译，打一点零工”，对于这种生活，她毫不后悔，“对于没有成为职业妇女，我一点遗憾没有”。
但65岁出版了第一本書时，还是有种意外的喜悦。依据妈妈生前的闲谈，以及家族的种种记忆，她写出了《夏目家的甜酱》。她觉得，这也是对母亲的某种的回应，“她经常和我讲这些，如果我不写下，就没人知道了”。
“虽是个短短的作品，我却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说起当时的感觉，脸上仍带着兴奋。她也与自己的身份达成了和解，通过发现外祖父，她亦重新发现了自己。从前，她多少回避夏目漱石的外孙女的身份，不希望仅仅因此得到他人的善意与关注。现在，这个身份使她的写作更有信服力，在日本，人们总想知道夏目家的种种事。比如，当她说，在写作诙谐的《我是猫》时，反而是夏目漱石精神最紧张的时刻时，给读者带来另一种视角。
在书房里闲谈时，透过半掩门，我看到消瘦的半藤一利先生匆匆穿过院子，他穿西装，脚下却是木屐，动作敏捷。
“他什么也不说，没发表过任何评价”，末莉子猜，“他可能担心评价会打击我，让我丧失信心吧”。她自己也从不去问他的意见，“我害怕他说不喜欢，也不敢去问”。
在夏目家的甜酱问题上，他们惊人的一致。“他很喜欢吃我做的甜酱，他喜欢一边喝酒一边吃，他喜欢喝酒，一般喝酒的人不喜欢吃甜的，他却喜欢。”她的口吻温暖，满是关爱。
83岁的她，觉得自己处于人生最快乐的时刻。这时刻与死亡的预感，同时到来。“我们和年轻时不一样，精神安定、充实。年轻时，觉得生命无限，经常会吵架，很任性，现在却彼此关怀对方。”
这随年龄而来的镇定，是49岁就离去的夏目漱石未能体会到的，它也注定短暂。“我们两个人肯定有一个先走，剩下那个人就会很可怜。”末莉子说。写作是对抗这种焦虑的方法。半藤一利先生不再动笔，进行各种谈话，记录自己的所想。末莉子正在写关于表兄夏目房之介的文字，这位夏目漱石的长孙，尽管是一位成功的漫画家，却终身生活于祖父的阴影之下，一心想摆脱夏目家这盛名，这其中充满挣扎与焦灼。
这次见面两年后，在网络上，我看到了半藤一利先生去世的消息，除去感伤，还冒出这样的念头，满头银发、自在天真的半藤末莉子女士是否仍在做甜酱，她会写下对半藤先生的记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