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出生后，母亲就来到了我家，像天下多数母亲一样，用生命中剩余的能量，把孩子的孩子一个个带大。那时，我太年轻，没有意识到70岁的消耗过度的母亲应该休养了，不该再操劳了。
　　最初，我们住一室一厅的房子，母亲就住在厅里，贴北窗放一张小行军床，幼小的女儿曾问：“姥姥的房间怎么没有门？”每当我们不规律地开门回家，如果母亲在午休，她时常会惊得猛地坐起来，然后又很不好意思地慢慢躺下……门外三家，门挨门，每家的铁门开关，都在厅里发出生硬的回音，尤其是早上，“哐哐”甩铁门的声音，用母亲的话说，像是在“跑反”。夏季，午后的太阳斜射到玻璃窗上，母亲用手缝制的麦黄色灯芯绒窗帘，能遮住光，但挡不住热，玻璃吸收的热量会释放到母亲床上。我却没有想到给母亲装个空调，没有足够的钱，其实是没有足够的意识，以为“老年人不怕热”，母亲也从来没说过热。后来才知道，太热或太冷，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都不好。多年后，我忏悔地和母亲谈起这些——和我们在一起时没有享受什么，母亲笑着只说了两个字：农——民。现在想来，母亲真是语言大师，所有的苦涩，都被善良和宽宏溶解了。
　　母亲时常从她的窗台向外望，一次我问她看什么，她说，看对面楼上的一个老太太，平时她总在阳台上走来走去，这几天不见了，是不是没有了。我愣了一下，母亲留心的是和她类似的老人，我从来没看见这些。那些年，母亲对人这一辈子肯定有了苍凉的感知，来自土地、在格子间里向窗外望的母亲，也一定孤独极了。
　　但无论怎样，那时孩子像嫩芽一样，母亲也没有明显的疾病，生活还是显得生机勃勃。我非常怀念那段岁月。
　　居室的外面是一个小阳台，刚好放下我的书桌，我不在家时，女儿站在椅子上，上身趴在桌上，母亲在背后抚着她，写写画画。有一次母亲给我说：“以后我也跟着康一（女儿的名字）认字。”母亲在女儿的填字本上，还真学写了几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很艰难地对在一起。那是我们姊妹三人的名字，和我们的孩子的名字。女儿认字太快了，母亲很快就跟不上了，也就不跟了。后来，母亲让我把姊妹三人的电话写下来，“家”、“办”、“手机”和我们的名字，她都认得很清楚，还能熟练地打电话。我书桌上的一切，对于母亲，神秘而遥远，她曾问我，那些书封面上的那些人，都是些什么人，看起来和我们很不一样。在兄妹三人中，母亲是唯一没有上过学的，但她像喜欢庄稼一样，喜欢文明和文化。那时应该教母亲认更多的字，那样的话，她晚年不能行走时，还能看点书报，就不至于枯坐着着急了。
　　那时，母亲最快乐的事是和女儿一起看升旗，唱国歌。我家阳台外是附小，每周一上午9点半，她们都提前做好了观看准备，依然是女儿站在椅子上，母亲在背后抓紧她，怕她像鸟一样飞下去。每次女儿都举着小拳头，慌慌张张、竭尽全力、兴奋地跟着唱，总唱成：“把我们的‘暄肉’筑成我们‘鲜’的长城”……后来，女儿到附小上学，连续几年指挥全校师生升旗唱国歌，当她微扬着头，等待着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不知她想到过窗后无数次陪护她看这一场景的姥姥没有？
　　今年6月，母亲病危的时候，已经保送录取到清华的女儿到医院的病床前喊“姥姥”，那两天母亲睁眼睛、说一个词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她听到了女儿的声音，睁开眼睛说：“休息去吧。”母亲最心疼这个孩子，知道她学习太累。女儿上小学后，母亲回到县城的姐姐家，太热太冷时总不让女儿回去，也不让我回去，说让我好好照顾她。
　　时光真快，像一场电影一样，女儿18岁，母亲88岁。我一直盼望着，女儿上了大学，我能轻松些，多陪陪母亲，甚至奢望着，让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姐姐请假，陪着母亲来我的新校区有电梯的宽敞房子住段时间，但这一切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这电梯、宽敞房子、防滑木地板，对于我，都失去了太多存在的意义，还有停在树荫下母亲一次也没坐过的我的轿车，也一直等候着母亲。
　　等一切都准备好了，母亲已经不在了。我感到，上帝把我的前半生也带走了。有母亲的生活和没有母亲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没有了母亲，这些物质唤起的虚空和痛苦，像海洋一样，一次次淹没我。
　　从此，我羡慕每一个有母亲的人，因为他们有机会和母亲一起分享此世的美好。
　　（2013年8月2日母亲去世五七祭）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