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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高中毕业生的神经绷得很紧,有爱心的人士没有忘记安抚他们。在北京,人们看到,有的马路护栏上悬挂着红地白字横幅标语,上写八个大字:“从容应试,笑对人生”。高考已经成了人们关心的大事情,不管自己家里有没有应试的考生。
人的一生,是不断“应试”的过程。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也是一种考试。考试通过了,便成了诺贝尔奖得主。从1910年到1920年,几乎年年(1911年、1915年除外)有人提名爱因斯坦作为诺贝尔奖的获奖人,但是直到1921年他才得奖,且颁奖时“只字”未提最著名的“相对论”。更耐人寻味的是,宣布爱因斯坦获得1921年诺贝尔奖的时间是1922年11月!1922年,评判委员会终于决定,把前一年没有颁发的诺贝尔奖发给爱因斯坦。安排得更晚的事情,是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演讲。直到1923年7月,爱因斯坦才作了这个演讲!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应试”诺贝尔奖,竟然如此坎坷。
在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上,第一年的诺贝尔奖,迟至第二年才宣布,这样的事情不是爱因斯坦这一起。1932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延期发布。一年以后的1933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才宣布,将1932年的物理学奖授予海森堡。1933年的物理学奖则由薛定谔与狄拉克分享。
人们分析,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延期发奖,同时颁发1932年、1933年两年的物理学奖,以及1933年的奖金由两人分享,这些做法反映出诺贝尔奖委员会内部在评价最重大的科学进展时出现了复杂的状况。
丁肇中先生谈论诺贝尔奖得主时阐发过一个精彩观点:“一个非常天才的科学家和一个疯子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短的。”爱因斯坦当然也不例外。丁肇中这话蕴涵了关乎教育、学习、思考、创造和科学革命的深刻道理。
“非常天才的科学家”,思想言行酷似疯子,但他们并没有疯。他们不仅实际上没疯,而且“从容应试,笑对人生”,不惧怕被人误指为疯子。科学历史上引导“科学革命”的大师们无不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无畏之勇气。
“天才离疯子只一步之遥”
“天才离疯子只一步之遥”,这是很早就有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出现在世界上各个古老文化,而且延续到今天。丁肇中先生对中国青年学子说的一番话,也是这个意思:
狄拉克发现反物质表示什么呢?第一,表示拿诺贝尔奖是很容易的;第二,更重要的就是说,一个非常天才的科学家和一个疯子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短的。——丁肇中
科学家如此,诗人又如何呢?歌德在谈论创作的理性与非理性时说:
所有的抒情必须在整体上是非常理性的,而在局部上是少许非理性的。(格言和反思)
爱因斯坦是怎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称作“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这给我们巨大的启发。1955年3月,为纪念母校苏黎世工学院成立100周年,爱因斯坦撰写了回忆录《自述片断》。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谈到自己的同学马尔塞耳·格罗斯曼:“他不是像我这样一种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而是一个浸透了瑞士风格同时又一点也没有丧失内心自主性的人。”爱因斯坦经常旷课,格罗斯曼就把自己的课堂笔记借给爱因斯坦,让爱因斯坦度过考试难关。
马尔塞耳·格罗斯曼于1920年患病(多发性硬化),1927年就退休了。1936年9月20日,得知格罗斯曼去世,爱因斯坦立即写信给格罗斯曼夫人表示慰问,文字之中充满对格罗斯曼的赞赏与感激之情:“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学生;我自己却是一个离经叛道和喜欢梦想的人。他同老师的关系搞得很好,而且宽容一切;而我却是一个流浪汉,心怀不满,也不为人所喜欢。但是我们却是好朋友。”
大学毕业以后,爱因斯坦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失业。在这个困难时刻,又是格罗斯曼伸出援手。他请父亲帮忙为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的瑞士联邦专利局找到一份工作。爱因斯坦回忆道:“后来,我们的学业结束了——我突然被人抛弃,站在生活的门槛上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援助了我,感谢他和他父亲的援助,我在专利局找到了一个跟着哈勒工作的职位。这对我是一种拯救,要不然,即使未必死去,我也会在智力上被摧毁的。”请注意,这里用了“死”这个词,足见青年爱因斯坦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试想,如果没有青年时代“流浪汉”的历练,爱因斯坦在科学上能那样“心怀不满”、特立独行、“一意孤行”吗?如果没有“离经叛道”的精神,对传统的物理学观念唯唯诺诺,爱因斯坦能创造科学奇迹吗?总之,如果不是“怪人”、“半疯”,如果不“离经叛道”,爱因斯坦不可能成为20世纪的“世纪伟人”。
科学、艺术、哲学领域的伟人,往往被指为“怪人”、“半疯”。哈维、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都曾经被误判“有病”。徐悲鸿不仅特立独行,而且自称“一意孤行”;齐白石主张“破门而出”;吴冠中倡导“推翻成见”,都体现了艺术上“离经叛道”的精神。
科学、艺术、哲学领域的伟人往往孤独。爱因斯坦下面这段话听来有些伤感,却也表达了某种坚强: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行者”,我从未全身心地归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家人;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我始终没有失去距离感,以及一种对孤独的需求——这些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强。
谈论“天才”与“疯子”很接近的,还有著名画家达利。别人说达利是个疯子,他反驳道:“我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还没疯。”达利指出:“疯狂只能存在于艺术,若是存在于科学则为假设,而存在于现实生命则是悲剧。”
在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个达尔文被指有精神问题的故事。“比格尔”号远航归来(1836年)以后,随着生存斗争法则的发现,自然选择理论已经相当完整,因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演化论已经完成。但是,令人们不解的是,达尔文把自己的伟大发现压下不发,时间长达20年!这个举动,引发人们的猜测:达尔文精神不正常吧?
英国的赫胥黎是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斗士,他说新的科学真理在初期总是被视为“异端”。提出新观念的人,则往往被视为疯子。
历史告诫我们说,一种崭新的真理惯常的命运是:始于异端,终于迷信。——赫胥黎
诺贝尔科学奖:青睐“说‘不’的人”
诺贝尔科学奖是从1901年开始颁发的。100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往往是一些对传统观念说“不”的人。我们仅举数例:
人们说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狄拉克说“不”,他提出,还有“反物质”。
人们说陶瓷是绝缘体,柏诺兹(1950—)和缪勒(1927—)说“不”,他们找到了陶瓷高温超导体。
人们说塑料是绝缘体,白川英树(1936—)等人说“不”,他们做出了导电的塑料。
人们说电磁波没有用,马可尼说“不”,他首次进行越洋无线电通信获得成功。
人们说要减小分立器件,基尔比(1923—2005)说“不”,他不做“分立”电路,做出了集成电路,比分立器件小得多。
人们说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是固定的,麦克林托克(1902—)说“不”,她发现了“转座基因”。
他们都是敢于对传统科学观念说“不”的人,而且用实践证明自己说得对,他们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在科学转折关头总是“独辟蹊径”。他们往往是“特立独行”,他们决不“随波逐流”。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伦琴有一句名言:“我喜欢离开人们常走的小路,而走荆棘丛生的山路。如果我迷失了,不要在大道上找我!”著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在进门处有一段话告诉人们,离开大陆走进森林,你会有许多新发现。截至2001年,共有11位科学家因在贝尔实验室取得重大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
对传统科学观念说“不”,就是“逆向思维”,就是从相反的方向去想一想。有时,这样一想,会“别有洞天”,会“别开生面”,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在19世纪末,科学家普遍认为,原子不可再分;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却说“不,原子可以再分”,于1897年发现了第一个“比原子更小的粒子”——电子。汤姆生说:“在能够对科学做出贡献的所有因素中,观念的冲破是最伟大的。”他的话,指出了观念转变对科学革命的推动作用。
科学家指出,一方面,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运用逻辑推理、严密核查数据都是必须的;但是,另一方面,新的科学观念又不会从逻辑推理、数据和定量分析中自动生成。新观念诞生于非逻辑思维,而由新观念到达新结果,靠逻辑思维来实现。因此,爱因斯坦认为:“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从特殊到一般的道路是直觉的,而从一般到特殊的道路是逻辑的。”科学家既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又要有敏锐的直觉、灵感,这样才能抓住科学革命的机遇;科学家既要拥有知识,又要有洞察力,这样才能认识研究中出现的意外事件的意义;科学家既要有理解力,又要有想象力,能够想象世界怎样运转,能够提出假设、创造理论;科学家还要有勇气、有胆识,敢于坚持违反传统观念的正确的新观念。可以看出,观念变革带给人们的,是科学的精神美、胆识美、智慧美、创造美、奇异美。
大家都知道,X射线是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的。但是,伦琴并不是第一个“看到”X射线的人。在伦琴之前,有不少科学家,其中还有好几位著名人物,“看到”过这种射线呢!
1887年,赫赫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1832—1919)的实验室里,阴极射线管旁边的底片变黑了。克鲁克斯很生气,心里埋怨“这底片质量太差”,怒气冲冲地把变黑的底片退回了生产厂家。
在克鲁克斯之前,英国的另一位物理学家就已经遇到这种现象:底片放在阴极射线管旁边变黑了。这个科学家显得比克鲁克斯还高明些:他叫助手以后再也不要把底片放在这里。
18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古茨彼德偶然获得一幅实验室物体的X光照片,但是他没有介意这件事,随手就把底片扔了。6年以后,古茨彼德得知伦琴的事,才重新研究阴极射线管发射出来的东西,不过他已经太晚了。
1894年,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也在论文中记录了几英尺远的玻璃管发荧光。
勒纳德是研究阴极射线的权威,也没有及时开始研究。因为他认为这无须研究,它仍然是阴极射线,只不过“速度无限大”!
这么多的大科学家,都“看到”了与伦琴看到的一样的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什么。我们终于明白:“看到”不等于“发现”。
历史轮到了伦琴。1895年11月8日傍晚,伦琴的实验室里,黑纸把阴极射线管包得严严实实。接通高压电源,伦琴看到附近桌面有绿光,原来是一个荧光屏发的光。
伦琴向远处移动荧光屏,移到距离阴极射线管2米远,还有荧光。
阴极射线管发射出的,是光线吗?不可能是光!因为,从阴极射线管射出的光线不可能穿过黑纸。
伦琴射线管发射出的,是阴极射线(带电离子)吗?不可能!因为,带电离子在空气里走不了那么远。
经过缜密的思考,伦琴有了结论:它是一种新的射线!伦琴与其他科学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拥有关于新的未知射线的想象力。
这时,伦琴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就叫它X射线吧!”
我们又一次想起罗丹的话:“美到处都有,对我们的眼睛来说,缺少发现 。”科学也是一样:“美到处都有,对我们感官、头脑来说,缺少发现。”
如果有人问你:“利用无机物能够合成有机物吗?”你会怎样回答?或者我若告诉你:“有人认为,用无机物绝对造不出有机物”,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有人问你:“生命能够从无机世界产生吗?”你将怎样回答?或者,我若告诉你:“有人认为,从无机物绝对生不出生命”,你又将有什么看法?
依老的观念,有机物有“生命”,怎能由没生命的无机物产生?那时,人们认为,比如尿素,只能从哺乳动物的尿液来提取,不可能用无机物制造。我们要感谢德国化学家维勒,是他打破了旧观念:1828年他作的分析表明,他用两种无机化合物生成了尿素!
照常规想法,生命更是不能从无机物生成。那么,原本只有无机物的地球怎样出现了生物呢?
我们要感谢美国的米勒和尤里,是他们带来了新观念:他们在1953年模拟早期地球发生的现象,对密闭的“原始大气”(含甲烷、氨、氢、水蒸气)连续放电,竟得到了11种氨基酸!他们为生命可以从无机世界产生提供了证据。
这是转变人类观念的两个实验:“无机”可以生“有机”,“无机”可以“孕”“生命”。科学史有无数事例告诉我们:观念更新之时,便是科学革命发生之日。维勒的实验和米勒的实验,被双双评为历史上最重要的10个科学实验之一。
学习科学知识,养成问学方法,培育全面素质,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生硬到从容,从拼凑到融合,从技巧到境界,从无机到有机的过程。总之,它是一个从人为到自然的过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大门口有一石碑,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氢,只要有足够时间,就能变成人。”这不就是大爆炸宇宙学等等学问揭示的“万物简史”么?
“独立之精神”
雕塑家罗丹,1840年11月12日生于巴黎。他父亲是一个警官,希望小罗丹像自己一样,长大以后做个公务人员。罗丹从小喜欢绘画,很小就掌握了雕塑翻模等技术。他要放弃传统式学习,这样就做不了公务员。父亲对他很失望,认为儿子只能搞点装饰装潢的手工劳动。罗丹在17岁到19岁,连续三年报考艺术学校,都未被录取。
命运注定罗丹一生要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道路,在家里受到父亲的反对;这条路,在社会受到学院派的围攻。学院派的基础是古典主义,他们把古希腊和罗马式的艺术成就看成至高无上的模式。在罗丹看来,学院派的传统的创作手段矫揉造作、缺乏生机、缺失感情,他要创造富有生命力的、具有丰沛感情的、传达心理特征的人像作品。罗丹我行我素,从23岁创作《艾玛尔神父胸像》开始,就与学院派的陈旧格式大异其趣,走上了一条独立的道路、现实主义的道路。
年轻的罗丹期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想把自己的作品送去展览,却屡屡遭到学院派拒绝。为了同学院派作斗争,60岁的罗丹决定在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举办个人展。巴黎市政委员会同意租给罗丹一块土地建活动展室,位置就在万国博览会展馆“大宫殿”的门口(学院派的作品在“大宫殿”里面展出)。罗丹展出了包括《思想者》在内的150件(一说168件)作品。罗丹的展室吸引了不少人,31岁的马蒂斯来了,18岁的毕加索来了。《思想者》引起轰动。展览取得了成功,罗丹最终也做到了收支相抵。有人说,1900年展览之后,罗丹“精神地位提高了10倍,年轻人把他当领袖来致敬,诋毁他的人都不出声了”。
罗丹的创作理念是鲜明的:
模铸仅仅是表现外形,而我,则特别注重表达心灵。——罗丹
罗丹上面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他的那些作品,曾经引起多么剧烈的争议:
《艾玛尔神父胸像》,1863年作;连艾玛尔本人都不接受这样的创作,说罗丹拿他当笑料,不许把它翻制成青铜像。凑巧的是,画家马奈的《布吕内夫人画像》也被布吕内夫人哭诉,说把她画得太难看了;
《塌鼻男人》,1864年遭到沙龙拒绝;
《青铜时代》,1877年在布鲁塞尔展出,后被指斥为模仿真人之作;
《地狱之门》,1880年被订购,《思想者》是其中一部分。
《维克多·雨果塑像》,先贤祠1889年订购,次年塑像草案被拒绝;
《巴尔扎克》,1891年文艺家协会订购,1898年遭到协会拒绝,罗丹一气之下决定自己保留;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之后,罗丹“精神地位提高了10倍”,《思想者》于1906年安置在先贤祠门前。
罗丹作品为什么那么感人,为什么能够传世?今日看来,原因就是,在任何情况下,罗丹的创作都与18世纪流行的俊秀优柔的雕塑风格毫无关系。罗丹作品能够感人、能够传世,又一次说明“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偶尔违反常规的。”
谈论罗丹,我们说到了19世纪的学院派。下面,我们说说中国画家吴冠中在1940年代遇到学院派教授的故事。
1947年,吴冠中作为公费留学生来到法国。在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油画系共有4位教授,一位属于学院派,三位属于现代派。开始时,吴冠中想在掌握写实能力上下功夫,就选择了学院派的杜拜教授。后来他认为,杜拜教授的作品没有激情,便又决定离开他,转而投入苏弗尔皮教授(J.M.Souverbie)的怀抱。苏弗尔皮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是一位重量级画家。苏弗尔皮教授的两个故事,让吴冠中终生不忘。
一是苏弗尔皮把艺术分成两路:“小路艺术悦人耳目,大路艺术震撼心灵。”
二是苏弗尔皮把学生的作品分成两种:“美”与“漂亮”。如果他说你的作品很“漂亮”,那是在警告你!
28岁的吴冠中决心走大路,创作震撼心灵的美的作品。83岁的吴冠中,于2002年3月获选法兰西学士院艺术院通讯院士。
吴冠中关心科学与艺术的融合。2006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吴冠中荣誉文学博士证书。在隆重的仪式上,吴冠中致答词:“一切荣誉应赐给作品,赐给创造。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文艺探索感情之奥秘。文艺创造不是追寻源头,而是探索未知。”
吴冠中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有记者问吴冠中:“您曾经说现在的美术教育,培养的是画匠而不是艺术家。当前美术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吴冠中回答说:“它培养的是技术,培养的是方法。美术教育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因材施教。帮助他创造他的‘语言’。每个人的语言不一样。……艺术是发展感情的事业,需要自由恋爱,应该给学生多一些选择。……技术能培养,艺术不能培养。艺术是没有职业的,等于诗人没有职业一样。社会不培养诗人,而诗人偏偏自己有才华,写出了作品,震撼了世界。……艺术需要创造。要找一种方法把你心里面说不清的感受表达出来。”
为什么大师们从不惧怕被指责“违规”,从不惧怕被嗤笑为“疯子”?他们有对人类文化的挚爱,有为科学、艺术、人文真理献身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科学、艺术、哲学大师,不仅有独立之精神,还首创“自由之思想”。
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这些大师,人生大体也如孔子一样:“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第二)但是科学大师的人生与孔子也有区别。牛顿的“奇迹年”,发生在他24岁的那一年;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发生在他26岁的那一年。登上“贝格尔”号开始航海时,达尔文22岁;“贝格尔”号返回英国时,他27岁。发表导致量子力学发展的论文的那一年,海森堡23岁。跟孔子的成长规律相比,这些科学大师多了一条:“二十有五,从心所欲,偶逾矩。”“从心所欲,偶逾矩”便是自由之思想的表现。
达尔文看重“思想的自由”,他说:
我始终努力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我可以放弃任何假说,无论是如何心爱的,只要证明它是不符事实。——达尔文
齐白石曾经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科学、艺术人文大师共同的心声。同样的关切还来自雨果、狄德罗、罗丹。
我们来赞美大师吧,但不要模仿他们。——雨果
天才只可体会,但决不能模仿。——狄德罗
要小心,不要模仿你们的前辈。——罗丹
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睛。——罗丹
于是,我们联想到教育。爱因斯坦《论教育》一文里的如下论断,已经成为被频繁引用的名言:“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爱因斯坦提倡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缩写。
在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下,孩子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与我们的评价体系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的学生?
我想,最聪明的优秀学生,不是那些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学生,而是那些不那么“听话”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往往在科研上更有独创性,当然基础知识以及对所从事的研究的热爱也是很重要的。——(荷兰)霍夫特(1999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当一个学生在思想上不再追随他的导师,而是有自己的看法时,就可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在科学领域里,有时正确的理论在刚开始时并不为人们所承认,而且有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科学史上相当多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不怕(别人说)错误,坚持做下去。——(荷兰)霍夫特
让学生自由发现,并取得发现的快乐,是教师的责任。——(荷兰)霍夫特
如果下一代只知道击键盘写报告,我认为是一种可怕的情景,应该严格限制,不要把全部时间花在这方面,应该从更多实践中取得平衡,强调那些在室外进行的活动。我竭力提倡有关植物学和地质学内容的步行活动,去研究植物群、鉴赏风景的构成、寻找化石、考察矿物等等,教导学生们观察真实的世界,发现客观物体,解释自然现象。——P-G.德热纳
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象。——萨根《宇宙》
丁肇中先生说:“做别人做过的事情是很容易的,难的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和志气,“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问所未问,思所未思,探所未探,创所未创,成所未成。人类的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要不断向前发展。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有责任为人类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2年,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德加·富尔发表报告《学会生存》,被人们视为终身教育理论的诞生。
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他在真实生活中的需要;传递文化而不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表达方式,而不助长自私的个人主义;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性,这也是一种集体活动。——埃德加·富尔
这就是爱因斯坦提倡的——培养“和谐的人”。
无畏之勇气
北京医科大学的一位无机化学家指出,对很多人来说,创新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心理状态问题。在谈论中学理科教育的时候说:“能否创新,是否愿意并敢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心态。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一般科技工作,都要求创新,但是有很多人不愿、不敢、不能创新。他们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心理状态问题。我愿在这里引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的一段有益的话。他说,你想得诺贝尔奖吗?有5条规律:第一,不要让你被自己过去的经验所束缚;第二,不要过分追随你的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权威;第三,不要抱着你不需要的东西不放,要严格地筛选信息;第四,不要回避对抗,如果有合理的观点,就去辩论;第五,不要忘记童年时的好奇精神,它是想象所表现的。但是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期间缺少这种心态和精神的培育,我们的各级教育都不能使学生有这种精神。”
人的一生,是不断“应试”的过程。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也是一种考试。考试通过了,便成了诺贝尔奖得主。从1910年到1920年,几乎年年(1911年、1915年除外)有人提名爱因斯坦作为诺贝尔奖的获奖人,但是直到1921年他才得奖,且颁奖时“只字”未提最著名的“相对论”。更耐人寻味的是,宣布爱因斯坦获得1921年诺贝尔奖的时间是1922年11月!1922年,评判委员会终于决定,把前一年没有颁发的诺贝尔奖发给爱因斯坦。安排得更晚的事情,是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演讲。直到1923年7月,爱因斯坦才作了这个演讲!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应试”诺贝尔奖,竟然如此坎坷。
在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上,第一年的诺贝尔奖,迟至第二年才宣布,这样的事情不是爱因斯坦这一起。1932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延期发布。一年以后的1933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才宣布,将1932年的物理学奖授予海森堡。1933年的物理学奖则由薛定谔与狄拉克分享。
人们分析,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延期发奖,同时颁发1932年、1933年两年的物理学奖,以及1933年的奖金由两人分享,这些做法反映出诺贝尔奖委员会内部在评价最重大的科学进展时出现了复杂的状况。
丁肇中先生谈论诺贝尔奖得主时阐发过一个精彩观点:“一个非常天才的科学家和一个疯子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短的。”爱因斯坦当然也不例外。丁肇中这话蕴涵了关乎教育、学习、思考、创造和科学革命的深刻道理。
“非常天才的科学家”,思想言行酷似疯子,但他们并没有疯。他们不仅实际上没疯,而且“从容应试,笑对人生”,不惧怕被人误指为疯子。科学历史上引导“科学革命”的大师们无不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无畏之勇气。
“天才离疯子只一步之遥”
“天才离疯子只一步之遥”,这是很早就有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出现在世界上各个古老文化,而且延续到今天。丁肇中先生对中国青年学子说的一番话,也是这个意思:
狄拉克发现反物质表示什么呢?第一,表示拿诺贝尔奖是很容易的;第二,更重要的就是说,一个非常天才的科学家和一个疯子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短的。——丁肇中
科学家如此,诗人又如何呢?歌德在谈论创作的理性与非理性时说:
所有的抒情必须在整体上是非常理性的,而在局部上是少许非理性的。(格言和反思)
爱因斯坦是怎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称作“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这给我们巨大的启发。1955年3月,为纪念母校苏黎世工学院成立100周年,爱因斯坦撰写了回忆录《自述片断》。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谈到自己的同学马尔塞耳·格罗斯曼:“他不是像我这样一种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而是一个浸透了瑞士风格同时又一点也没有丧失内心自主性的人。”爱因斯坦经常旷课,格罗斯曼就把自己的课堂笔记借给爱因斯坦,让爱因斯坦度过考试难关。
马尔塞耳·格罗斯曼于1920年患病(多发性硬化),1927年就退休了。1936年9月20日,得知格罗斯曼去世,爱因斯坦立即写信给格罗斯曼夫人表示慰问,文字之中充满对格罗斯曼的赞赏与感激之情:“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学生;我自己却是一个离经叛道和喜欢梦想的人。他同老师的关系搞得很好,而且宽容一切;而我却是一个流浪汉,心怀不满,也不为人所喜欢。但是我们却是好朋友。”
大学毕业以后,爱因斯坦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失业。在这个困难时刻,又是格罗斯曼伸出援手。他请父亲帮忙为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的瑞士联邦专利局找到一份工作。爱因斯坦回忆道:“后来,我们的学业结束了——我突然被人抛弃,站在生活的门槛上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援助了我,感谢他和他父亲的援助,我在专利局找到了一个跟着哈勒工作的职位。这对我是一种拯救,要不然,即使未必死去,我也会在智力上被摧毁的。”请注意,这里用了“死”这个词,足见青年爱因斯坦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试想,如果没有青年时代“流浪汉”的历练,爱因斯坦在科学上能那样“心怀不满”、特立独行、“一意孤行”吗?如果没有“离经叛道”的精神,对传统的物理学观念唯唯诺诺,爱因斯坦能创造科学奇迹吗?总之,如果不是“怪人”、“半疯”,如果不“离经叛道”,爱因斯坦不可能成为20世纪的“世纪伟人”。
科学、艺术、哲学领域的伟人,往往被指为“怪人”、“半疯”。哈维、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都曾经被误判“有病”。徐悲鸿不仅特立独行,而且自称“一意孤行”;齐白石主张“破门而出”;吴冠中倡导“推翻成见”,都体现了艺术上“离经叛道”的精神。
科学、艺术、哲学领域的伟人往往孤独。爱因斯坦下面这段话听来有些伤感,却也表达了某种坚强: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行者”,我从未全身心地归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家人;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我始终没有失去距离感,以及一种对孤独的需求——这些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强。
谈论“天才”与“疯子”很接近的,还有著名画家达利。别人说达利是个疯子,他反驳道:“我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还没疯。”达利指出:“疯狂只能存在于艺术,若是存在于科学则为假设,而存在于现实生命则是悲剧。”
在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个达尔文被指有精神问题的故事。“比格尔”号远航归来(1836年)以后,随着生存斗争法则的发现,自然选择理论已经相当完整,因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演化论已经完成。但是,令人们不解的是,达尔文把自己的伟大发现压下不发,时间长达20年!这个举动,引发人们的猜测:达尔文精神不正常吧?
英国的赫胥黎是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斗士,他说新的科学真理在初期总是被视为“异端”。提出新观念的人,则往往被视为疯子。
历史告诫我们说,一种崭新的真理惯常的命运是:始于异端,终于迷信。——赫胥黎
诺贝尔科学奖:青睐“说‘不’的人”
诺贝尔科学奖是从1901年开始颁发的。100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往往是一些对传统观念说“不”的人。我们仅举数例:
人们说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狄拉克说“不”,他提出,还有“反物质”。
人们说陶瓷是绝缘体,柏诺兹(1950—)和缪勒(1927—)说“不”,他们找到了陶瓷高温超导体。
人们说塑料是绝缘体,白川英树(1936—)等人说“不”,他们做出了导电的塑料。
人们说电磁波没有用,马可尼说“不”,他首次进行越洋无线电通信获得成功。
人们说要减小分立器件,基尔比(1923—2005)说“不”,他不做“分立”电路,做出了集成电路,比分立器件小得多。
人们说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是固定的,麦克林托克(1902—)说“不”,她发现了“转座基因”。
他们都是敢于对传统科学观念说“不”的人,而且用实践证明自己说得对,他们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在科学转折关头总是“独辟蹊径”。他们往往是“特立独行”,他们决不“随波逐流”。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伦琴有一句名言:“我喜欢离开人们常走的小路,而走荆棘丛生的山路。如果我迷失了,不要在大道上找我!”著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在进门处有一段话告诉人们,离开大陆走进森林,你会有许多新发现。截至2001年,共有11位科学家因在贝尔实验室取得重大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
对传统科学观念说“不”,就是“逆向思维”,就是从相反的方向去想一想。有时,这样一想,会“别有洞天”,会“别开生面”,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在19世纪末,科学家普遍认为,原子不可再分;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却说“不,原子可以再分”,于1897年发现了第一个“比原子更小的粒子”——电子。汤姆生说:“在能够对科学做出贡献的所有因素中,观念的冲破是最伟大的。”他的话,指出了观念转变对科学革命的推动作用。
科学家指出,一方面,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运用逻辑推理、严密核查数据都是必须的;但是,另一方面,新的科学观念又不会从逻辑推理、数据和定量分析中自动生成。新观念诞生于非逻辑思维,而由新观念到达新结果,靠逻辑思维来实现。因此,爱因斯坦认为:“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从特殊到一般的道路是直觉的,而从一般到特殊的道路是逻辑的。”科学家既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又要有敏锐的直觉、灵感,这样才能抓住科学革命的机遇;科学家既要拥有知识,又要有洞察力,这样才能认识研究中出现的意外事件的意义;科学家既要有理解力,又要有想象力,能够想象世界怎样运转,能够提出假设、创造理论;科学家还要有勇气、有胆识,敢于坚持违反传统观念的正确的新观念。可以看出,观念变革带给人们的,是科学的精神美、胆识美、智慧美、创造美、奇异美。
大家都知道,X射线是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的。但是,伦琴并不是第一个“看到”X射线的人。在伦琴之前,有不少科学家,其中还有好几位著名人物,“看到”过这种射线呢!
1887年,赫赫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1832—1919)的实验室里,阴极射线管旁边的底片变黑了。克鲁克斯很生气,心里埋怨“这底片质量太差”,怒气冲冲地把变黑的底片退回了生产厂家。
在克鲁克斯之前,英国的另一位物理学家就已经遇到这种现象:底片放在阴极射线管旁边变黑了。这个科学家显得比克鲁克斯还高明些:他叫助手以后再也不要把底片放在这里。
18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古茨彼德偶然获得一幅实验室物体的X光照片,但是他没有介意这件事,随手就把底片扔了。6年以后,古茨彼德得知伦琴的事,才重新研究阴极射线管发射出来的东西,不过他已经太晚了。
1894年,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也在论文中记录了几英尺远的玻璃管发荧光。
勒纳德是研究阴极射线的权威,也没有及时开始研究。因为他认为这无须研究,它仍然是阴极射线,只不过“速度无限大”!
这么多的大科学家,都“看到”了与伦琴看到的一样的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什么。我们终于明白:“看到”不等于“发现”。
历史轮到了伦琴。1895年11月8日傍晚,伦琴的实验室里,黑纸把阴极射线管包得严严实实。接通高压电源,伦琴看到附近桌面有绿光,原来是一个荧光屏发的光。
伦琴向远处移动荧光屏,移到距离阴极射线管2米远,还有荧光。
阴极射线管发射出的,是光线吗?不可能是光!因为,从阴极射线管射出的光线不可能穿过黑纸。
伦琴射线管发射出的,是阴极射线(带电离子)吗?不可能!因为,带电离子在空气里走不了那么远。
经过缜密的思考,伦琴有了结论:它是一种新的射线!伦琴与其他科学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拥有关于新的未知射线的想象力。
这时,伦琴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就叫它X射线吧!”
我们又一次想起罗丹的话:“美到处都有,对我们的眼睛来说,缺少发现 。”科学也是一样:“美到处都有,对我们感官、头脑来说,缺少发现。”
如果有人问你:“利用无机物能够合成有机物吗?”你会怎样回答?或者我若告诉你:“有人认为,用无机物绝对造不出有机物”,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有人问你:“生命能够从无机世界产生吗?”你将怎样回答?或者,我若告诉你:“有人认为,从无机物绝对生不出生命”,你又将有什么看法?
依老的观念,有机物有“生命”,怎能由没生命的无机物产生?那时,人们认为,比如尿素,只能从哺乳动物的尿液来提取,不可能用无机物制造。我们要感谢德国化学家维勒,是他打破了旧观念:1828年他作的分析表明,他用两种无机化合物生成了尿素!
照常规想法,生命更是不能从无机物生成。那么,原本只有无机物的地球怎样出现了生物呢?
我们要感谢美国的米勒和尤里,是他们带来了新观念:他们在1953年模拟早期地球发生的现象,对密闭的“原始大气”(含甲烷、氨、氢、水蒸气)连续放电,竟得到了11种氨基酸!他们为生命可以从无机世界产生提供了证据。
这是转变人类观念的两个实验:“无机”可以生“有机”,“无机”可以“孕”“生命”。科学史有无数事例告诉我们:观念更新之时,便是科学革命发生之日。维勒的实验和米勒的实验,被双双评为历史上最重要的10个科学实验之一。
学习科学知识,养成问学方法,培育全面素质,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从生硬到从容,从拼凑到融合,从技巧到境界,从无机到有机的过程。总之,它是一个从人为到自然的过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大门口有一石碑,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氢,只要有足够时间,就能变成人。”这不就是大爆炸宇宙学等等学问揭示的“万物简史”么?
“独立之精神”
雕塑家罗丹,1840年11月12日生于巴黎。他父亲是一个警官,希望小罗丹像自己一样,长大以后做个公务人员。罗丹从小喜欢绘画,很小就掌握了雕塑翻模等技术。他要放弃传统式学习,这样就做不了公务员。父亲对他很失望,认为儿子只能搞点装饰装潢的手工劳动。罗丹在17岁到19岁,连续三年报考艺术学校,都未被录取。
命运注定罗丹一生要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道路,在家里受到父亲的反对;这条路,在社会受到学院派的围攻。学院派的基础是古典主义,他们把古希腊和罗马式的艺术成就看成至高无上的模式。在罗丹看来,学院派的传统的创作手段矫揉造作、缺乏生机、缺失感情,他要创造富有生命力的、具有丰沛感情的、传达心理特征的人像作品。罗丹我行我素,从23岁创作《艾玛尔神父胸像》开始,就与学院派的陈旧格式大异其趣,走上了一条独立的道路、现实主义的道路。
年轻的罗丹期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想把自己的作品送去展览,却屡屡遭到学院派拒绝。为了同学院派作斗争,60岁的罗丹决定在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举办个人展。巴黎市政委员会同意租给罗丹一块土地建活动展室,位置就在万国博览会展馆“大宫殿”的门口(学院派的作品在“大宫殿”里面展出)。罗丹展出了包括《思想者》在内的150件(一说168件)作品。罗丹的展室吸引了不少人,31岁的马蒂斯来了,18岁的毕加索来了。《思想者》引起轰动。展览取得了成功,罗丹最终也做到了收支相抵。有人说,1900年展览之后,罗丹“精神地位提高了10倍,年轻人把他当领袖来致敬,诋毁他的人都不出声了”。
罗丹的创作理念是鲜明的:
模铸仅仅是表现外形,而我,则特别注重表达心灵。——罗丹
罗丹上面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他的那些作品,曾经引起多么剧烈的争议:
《艾玛尔神父胸像》,1863年作;连艾玛尔本人都不接受这样的创作,说罗丹拿他当笑料,不许把它翻制成青铜像。凑巧的是,画家马奈的《布吕内夫人画像》也被布吕内夫人哭诉,说把她画得太难看了;
《塌鼻男人》,1864年遭到沙龙拒绝;
《青铜时代》,1877年在布鲁塞尔展出,后被指斥为模仿真人之作;
《地狱之门》,1880年被订购,《思想者》是其中一部分。
《维克多·雨果塑像》,先贤祠1889年订购,次年塑像草案被拒绝;
《巴尔扎克》,1891年文艺家协会订购,1898年遭到协会拒绝,罗丹一气之下决定自己保留;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之后,罗丹“精神地位提高了10倍”,《思想者》于1906年安置在先贤祠门前。
罗丹作品为什么那么感人,为什么能够传世?今日看来,原因就是,在任何情况下,罗丹的创作都与18世纪流行的俊秀优柔的雕塑风格毫无关系。罗丹作品能够感人、能够传世,又一次说明“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偶尔违反常规的。”
谈论罗丹,我们说到了19世纪的学院派。下面,我们说说中国画家吴冠中在1940年代遇到学院派教授的故事。
1947年,吴冠中作为公费留学生来到法国。在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油画系共有4位教授,一位属于学院派,三位属于现代派。开始时,吴冠中想在掌握写实能力上下功夫,就选择了学院派的杜拜教授。后来他认为,杜拜教授的作品没有激情,便又决定离开他,转而投入苏弗尔皮教授(J.M.Souverbie)的怀抱。苏弗尔皮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是一位重量级画家。苏弗尔皮教授的两个故事,让吴冠中终生不忘。
一是苏弗尔皮把艺术分成两路:“小路艺术悦人耳目,大路艺术震撼心灵。”
二是苏弗尔皮把学生的作品分成两种:“美”与“漂亮”。如果他说你的作品很“漂亮”,那是在警告你!
28岁的吴冠中决心走大路,创作震撼心灵的美的作品。83岁的吴冠中,于2002年3月获选法兰西学士院艺术院通讯院士。
吴冠中关心科学与艺术的融合。2006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吴冠中荣誉文学博士证书。在隆重的仪式上,吴冠中致答词:“一切荣誉应赐给作品,赐给创造。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文艺探索感情之奥秘。文艺创造不是追寻源头,而是探索未知。”
吴冠中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有记者问吴冠中:“您曾经说现在的美术教育,培养的是画匠而不是艺术家。当前美术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吴冠中回答说:“它培养的是技术,培养的是方法。美术教育应该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因材施教。帮助他创造他的‘语言’。每个人的语言不一样。……艺术是发展感情的事业,需要自由恋爱,应该给学生多一些选择。……技术能培养,艺术不能培养。艺术是没有职业的,等于诗人没有职业一样。社会不培养诗人,而诗人偏偏自己有才华,写出了作品,震撼了世界。……艺术需要创造。要找一种方法把你心里面说不清的感受表达出来。”
为什么大师们从不惧怕被指责“违规”,从不惧怕被嗤笑为“疯子”?他们有对人类文化的挚爱,有为科学、艺术、人文真理献身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科学、艺术、哲学大师,不仅有独立之精神,还首创“自由之思想”。
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这些大师,人生大体也如孔子一样:“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第二)但是科学大师的人生与孔子也有区别。牛顿的“奇迹年”,发生在他24岁的那一年;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发生在他26岁的那一年。登上“贝格尔”号开始航海时,达尔文22岁;“贝格尔”号返回英国时,他27岁。发表导致量子力学发展的论文的那一年,海森堡23岁。跟孔子的成长规律相比,这些科学大师多了一条:“二十有五,从心所欲,偶逾矩。”“从心所欲,偶逾矩”便是自由之思想的表现。
达尔文看重“思想的自由”,他说:
我始终努力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我可以放弃任何假说,无论是如何心爱的,只要证明它是不符事实。——达尔文
齐白石曾经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科学、艺术人文大师共同的心声。同样的关切还来自雨果、狄德罗、罗丹。
我们来赞美大师吧,但不要模仿他们。——雨果
天才只可体会,但决不能模仿。——狄德罗
要小心,不要模仿你们的前辈。——罗丹
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睛。——罗丹
于是,我们联想到教育。爱因斯坦《论教育》一文里的如下论断,已经成为被频繁引用的名言:“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爱因斯坦提倡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缩写。
在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下,孩子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与我们的评价体系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的学生?
我想,最聪明的优秀学生,不是那些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学生,而是那些不那么“听话”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往往在科研上更有独创性,当然基础知识以及对所从事的研究的热爱也是很重要的。——(荷兰)霍夫特(1999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当一个学生在思想上不再追随他的导师,而是有自己的看法时,就可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在科学领域里,有时正确的理论在刚开始时并不为人们所承认,而且有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科学史上相当多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不怕(别人说)错误,坚持做下去。——(荷兰)霍夫特
让学生自由发现,并取得发现的快乐,是教师的责任。——(荷兰)霍夫特
如果下一代只知道击键盘写报告,我认为是一种可怕的情景,应该严格限制,不要把全部时间花在这方面,应该从更多实践中取得平衡,强调那些在室外进行的活动。我竭力提倡有关植物学和地质学内容的步行活动,去研究植物群、鉴赏风景的构成、寻找化石、考察矿物等等,教导学生们观察真实的世界,发现客观物体,解释自然现象。——P-G.德热纳
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象。——萨根《宇宙》
丁肇中先生说:“做别人做过的事情是很容易的,难的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和志气,“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问所未问,思所未思,探所未探,创所未创,成所未成。人类的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要不断向前发展。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有责任为人类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2年,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德加·富尔发表报告《学会生存》,被人们视为终身教育理论的诞生。
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他在真实生活中的需要;传递文化而不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表达方式,而不助长自私的个人主义;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性,这也是一种集体活动。——埃德加·富尔
这就是爱因斯坦提倡的——培养“和谐的人”。
无畏之勇气
北京医科大学的一位无机化学家指出,对很多人来说,创新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心理状态问题。在谈论中学理科教育的时候说:“能否创新,是否愿意并敢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心态。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一般科技工作,都要求创新,但是有很多人不愿、不敢、不能创新。他们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心理状态问题。我愿在这里引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的一段有益的话。他说,你想得诺贝尔奖吗?有5条规律:第一,不要让你被自己过去的经验所束缚;第二,不要过分追随你的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权威;第三,不要抱着你不需要的东西不放,要严格地筛选信息;第四,不要回避对抗,如果有合理的观点,就去辩论;第五,不要忘记童年时的好奇精神,它是想象所表现的。但是我们的学生在学习期间缺少这种心态和精神的培育,我们的各级教育都不能使学生有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