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体现在遵义会议中的民主团结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遵义会议是集体领导对独断专行的胜利；遵义会议是通过民主酝酿来争取多数人支持的绝好范例；遵义会议是据理力争，以理服人的成功典范；遵义会议留下了注重党内团结，不打击报复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遵义会议 民主团结 精神内涵
近年来，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内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石仲泉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徐静认为：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信念、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反思；独立自主、勇闯新路；民主团结、敢于批评”。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笔者认为当年遵义会议所体现的民主团结精神正是“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遵义会议是集体领导对独断专行的胜利
众所周知，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上走过一段弯路，当时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之风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名为军事顾问、实际上却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之一的李德成为党内独断专权者。李德后来在回忆中承认： 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陈云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张闻天）王（王稼祥）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李德的一意孤行使红军在前线节节失利，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失败。可以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李德所犯的错误客观上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拯救危难之中的革命力量，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迫在眉睫，然而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现实情况是，组织领导问题不解决，“左”倾教条主义依然以个人专断的形式主宰中央，军事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必须以强有力的集体领导推倒个人权威，才有希望扭转当前的局势。在遵义会议上，众多党内领导人互相配合、合力作用，强调和突出了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博古、李德在多数与会代表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以往的错误做法。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终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会议还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掌控的所谓“三人团”，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军事。在随后的转战途中，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全军的军事行动。新的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自此形成。在党的领导核心内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彼此合作，相互商讨，集体决议代替了个人专断。正因如此，邓小平在1989年谈到历史上党中央的领导状况时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二、遵义会议是民主酝酿、争取多数的绝好范例
民主的首要价值，是尊崇多数人的意志，强调“多数裁决”或“多数人权力”。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虽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不断批评和抵制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但由于李德自以为是、死抱教条，以毛泽东为首的众多红军指战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不能得到采纳。丢掉苏区和红军转移屡受重创这些残酷的事实，使红军全军上下对当时的军事路线普遍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懑，许多指战员愤愤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彭德怀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此时，毛泽东代表中共党内力主实事求是、注重中国革命实践的领导成员，广泛接触红军干部战士，调查、分析前线军事失利的原因，尤其深入部队了解广大基层指战员的思想状况。据后来毛泽民回忆：“所有干部和所有普通战士，都知道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而正确战术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却受到谴责。所有战士和指挥员都希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术领导下工作……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打退敌人的包围，挽救当时的危险局面。”因此，在红军转战途中，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抓住有利时机，与张闻天、王稼祥等进行思想观点的沟通交流，分析红军的现实处境，使张闻天、王稼祥认识到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组织路线等方面的严重错误，坚定地站到自己的一边。接着又设法联系沟通了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一些领导人，做进一步的启发、说服工作，逐步取得他们的共识，从而获得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结束红军处处被动的局面。关于这个过程，伍修权有这样的回忆：“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可见，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已经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红军上下的基本情况，并通过细致的说理工作，让党内多数领导同志认清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中国革命的局势，认清博古、李德的错误所在以及对革命的危害。相對于李德的专制作风而言，这种以说理来启发大家的觉悟，争取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应该是遵义会议前的一种民主酝酿方式，体现了当时最广大红军和党员的心愿。 三、遵义会议是据理力争、以理服人的成功典范
民主团结并不是模糊是非和真伪，刻意营造“一团和气”的局面。面对错误，需要的是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和责任感，是坚持真理、据理力争，而不是回避矛盾、保全自己。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主要领导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公心，与博古、李德的错误作斗争。在关键时刻，他们不回避矛盾，不顾及自身得失，用实际行动表明并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和主张。
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离不开在此之前召开的湖南通道会议、贵州黎平会议和瓮安猴场会议这三次重要会议，它们是召开遵义会议的准备和基础。广义上的遵义会议应包括这三次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会上，李德不顾红军湘江战役后兵力折损过半的实际情况和敌人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仍然坚持从通道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则力主避实就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参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方针。最后，李德的“冒险”计划被“搁浅”。据回忆，当时李德因自己的意见遭到否决，提前离开会场以示抗议。然而，毛泽东、周恩来等坚持正确方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刘伯承在回忆中指出：“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毀灭。”月18日，在黎平县城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驳了李德进军黔东、进入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意见，主张新的根据地应该建立在川黔边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可向遵义西北地区转移。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议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非常愤怒，两人当即用英文对吵起来。周恩来在气愤之下用手拍桌子，桌上的马灯都被震得跳动起来，灯也熄灭了。1935年1月1日，在瓮安县的猴场会议上，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主张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据理力争，逐条否定了李德的计划，重申黎平会议决定。猴场会议制定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有了这三次会议的基础，遵义会议的召开已经水到渠成。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与会者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同意采纳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
四、遵义会议留下注重党内团结、不打击报复的宝贵经验
民主也意味着尊重少数，尤其是保护少数持不同意见者，不对少数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惩罚。只有这种保护，才能让各种意见正常发表，民主的功能才能得到正常发挥。毋庸讳言，在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内流行甚广的是家长制和惩办主义，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极大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团结，造成中国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遵义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调整；另一方面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达到弄清思想、分清是非的目的，而不是单纯追究个人责任，更没有趁机打击报复。当时中央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出发，给犯有错误的李德、博古继续安排适当工作，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在会上受到批评的博古、李德其后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据回忆，博古与李德当时同意并支持召开遵义会议，原本以为是“清算”毛泽东等人不听从指挥的错误，达到“政令通达”的目的。然而，会议一开始就背离了这个初衷，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博古竟意外地成为会议批评的对象，但他依然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并在会议的最后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李德表示希望继续留在红军指挥前线，“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10]p128。可见，博古、李德此时虽然同其他领导人的认识不一致，但从革命大局出发，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还是服从并执行了组织决定。伍修权回忆：“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被批评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
遵义会议树立了党内民主团结的典范，从表面看各种观点激烈碰撞，会议充满矛盾和冲突，但在实际上党内民主的实施使各种见解得以充分表达，在多种思想观点的比较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真知灼见才脱颖而出。遵义会议提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
遵义会议的民主团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起步，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历史经验反复表明，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任何时期、任何阶段，党内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客观与偏见等等矛盾的出现都是极为正常的，关键在于营造党内应有的正常的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正确化解矛盾和争执，在民主团结的健康氛围中凸显真理，达到党内新的团结与统一，推动革命事业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本文选自：党史文苑 2017年02期）
[关键词]遵义会议 民主团结 精神内涵
近年来，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内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石仲泉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徐静认为：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信念、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反思；独立自主、勇闯新路；民主团结、敢于批评”。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笔者认为当年遵义会议所体现的民主团结精神正是“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遵义会议是集体领导对独断专行的胜利
众所周知，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上走过一段弯路，当时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之风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名为军事顾问、实际上却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之一的李德成为党内独断专权者。李德后来在回忆中承认： 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陈云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张闻天）王（王稼祥）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李德的一意孤行使红军在前线节节失利，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失败。可以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李德所犯的错误客观上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拯救危难之中的革命力量，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迫在眉睫，然而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现实情况是，组织领导问题不解决，“左”倾教条主义依然以个人专断的形式主宰中央，军事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必须以强有力的集体领导推倒个人权威，才有希望扭转当前的局势。在遵义会议上，众多党内领导人互相配合、合力作用，强调和突出了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博古、李德在多数与会代表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以往的错误做法。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终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会议还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掌控的所谓“三人团”，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军事。在随后的转战途中，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全军的军事行动。新的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自此形成。在党的领导核心内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彼此合作，相互商讨，集体决议代替了个人专断。正因如此，邓小平在1989年谈到历史上党中央的领导状况时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二、遵义会议是民主酝酿、争取多数的绝好范例
民主的首要价值，是尊崇多数人的意志，强调“多数裁决”或“多数人权力”。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虽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不断批评和抵制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但由于李德自以为是、死抱教条，以毛泽东为首的众多红军指战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不能得到采纳。丢掉苏区和红军转移屡受重创这些残酷的事实，使红军全军上下对当时的军事路线普遍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懑，许多指战员愤愤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彭德怀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此时，毛泽东代表中共党内力主实事求是、注重中国革命实践的领导成员，广泛接触红军干部战士，调查、分析前线军事失利的原因，尤其深入部队了解广大基层指战员的思想状况。据后来毛泽民回忆：“所有干部和所有普通战士，都知道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而正确战术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却受到谴责。所有战士和指挥员都希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术领导下工作……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打退敌人的包围，挽救当时的危险局面。”因此，在红军转战途中，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抓住有利时机，与张闻天、王稼祥等进行思想观点的沟通交流，分析红军的现实处境，使张闻天、王稼祥认识到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组织路线等方面的严重错误，坚定地站到自己的一边。接着又设法联系沟通了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一些领导人，做进一步的启发、说服工作，逐步取得他们的共识，从而获得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结束红军处处被动的局面。关于这个过程，伍修权有这样的回忆：“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可见，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已经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红军上下的基本情况，并通过细致的说理工作，让党内多数领导同志认清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中国革命的局势，认清博古、李德的错误所在以及对革命的危害。相對于李德的专制作风而言，这种以说理来启发大家的觉悟，争取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应该是遵义会议前的一种民主酝酿方式，体现了当时最广大红军和党员的心愿。 三、遵义会议是据理力争、以理服人的成功典范
民主团结并不是模糊是非和真伪，刻意营造“一团和气”的局面。面对错误，需要的是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和责任感，是坚持真理、据理力争，而不是回避矛盾、保全自己。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主要领导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公心，与博古、李德的错误作斗争。在关键时刻，他们不回避矛盾，不顾及自身得失，用实际行动表明并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和主张。
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离不开在此之前召开的湖南通道会议、贵州黎平会议和瓮安猴场会议这三次重要会议，它们是召开遵义会议的准备和基础。广义上的遵义会议应包括这三次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会上，李德不顾红军湘江战役后兵力折损过半的实际情况和敌人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仍然坚持从通道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则力主避实就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参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方针。最后，李德的“冒险”计划被“搁浅”。据回忆，当时李德因自己的意见遭到否决，提前离开会场以示抗议。然而，毛泽东、周恩来等坚持正确方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刘伯承在回忆中指出：“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毀灭。”月18日，在黎平县城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驳了李德进军黔东、进入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意见，主张新的根据地应该建立在川黔边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可向遵义西北地区转移。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议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非常愤怒，两人当即用英文对吵起来。周恩来在气愤之下用手拍桌子，桌上的马灯都被震得跳动起来，灯也熄灭了。1935年1月1日，在瓮安县的猴场会议上，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主张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据理力争，逐条否定了李德的计划，重申黎平会议决定。猴场会议制定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有了这三次会议的基础，遵义会议的召开已经水到渠成。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与会者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同意采纳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
四、遵义会议留下注重党内团结、不打击报复的宝贵经验
民主也意味着尊重少数，尤其是保护少数持不同意见者，不对少数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惩罚。只有这种保护，才能让各种意见正常发表，民主的功能才能得到正常发挥。毋庸讳言，在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内流行甚广的是家长制和惩办主义，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极大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团结，造成中国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遵义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调整；另一方面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达到弄清思想、分清是非的目的，而不是单纯追究个人责任，更没有趁机打击报复。当时中央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出发，给犯有错误的李德、博古继续安排适当工作，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在会上受到批评的博古、李德其后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据回忆，博古与李德当时同意并支持召开遵义会议，原本以为是“清算”毛泽东等人不听从指挥的错误，达到“政令通达”的目的。然而，会议一开始就背离了这个初衷，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博古竟意外地成为会议批评的对象，但他依然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并在会议的最后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李德表示希望继续留在红军指挥前线，“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10]p128。可见，博古、李德此时虽然同其他领导人的认识不一致，但从革命大局出发，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还是服从并执行了组织决定。伍修权回忆：“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被批评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
遵义会议树立了党内民主团结的典范，从表面看各种观点激烈碰撞，会议充满矛盾和冲突，但在实际上党内民主的实施使各种见解得以充分表达，在多种思想观点的比较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真知灼见才脱颖而出。遵义会议提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
遵义会议的民主团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起步，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历史经验反复表明，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任何时期、任何阶段，党内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客观与偏见等等矛盾的出现都是极为正常的，关键在于营造党内应有的正常的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正确化解矛盾和争执，在民主团结的健康氛围中凸显真理，达到党内新的团结与统一，推动革命事业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本文选自：党史文苑 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