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距今约2350万年前的地壳演变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造就了年轻的喜马拉雅山；同时也造就了雄秀的峨眉山。
峨眉山幅员广袤。以景区三级保护区为界线，包含大峨山的全部，二峨山和四峨山的局部，面积共623平方公里。目前，旅游者萍踪所及共约154平方公里，即风景名胜区的现行管理区域。
峨眉山秀甲天下。早在公元3世纪初，我国著名史学家张华对峨眉山就有“山如修眉横羽”的美喻。公元4世纪末，从印度来华入蜀的僧人宝掌，赞誉此山为“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我国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一书中谓：“平乡江东径峨眉山，在南安县（今乐山）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见两山相峙如蛾眉焉。”它与“剑门蜀道”“三峡夔门”“玉垒青城”，以其秀、雄、险、幽景观，并称为天府之国的四绝。1982年11月，经国务院审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峨眉山历史悠久。4000多年来，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哺育了峨眉山人。勤劳勇敢的峨眉山人，在劳动实践中逐步认识、保护、开发利用了这一“蜀国仙山”，逐步形成和铸造了多元一体、丰富多彩而又别具特色的峨眉山文化。邓小平将峨眉山高度概括为“文化型的风景区”，郭沫若题词誉为“天下名山”。
从1963年以来，沿峨眉河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柏香林青铜器、石岗村汉代铁制农具和石雕田塘模型等众多文物，证明早在公元前21世纪，峨眉山人已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开展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劳动。古籍中记载的周成王时羌人葛由骑木羊入山，楚昭王时楚国名士陆通入蜀来峨结庐耕食隐居等，均反映出在这一时期景区内的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东汉初，峨眉山开始步入以宗教为主的多元化开发阶段。当时中国道教在四川兴起，鹤鸣山和峨眉山均为其重要的布道基地。汉光武时（公元25—57年），道家史通平自会稽来蜀，在峨眉山中创五行之诀；公元194年，张陵之孙张鲁，掌握汉中郡的统治，建立了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政权，并在张陵所建24治（教区）的基础上新增“八品游治”，游治中的第一治即“峨眉治”。与此同时，印度的佛教，随着我国对外通商贸易的发展，从南丝绸之路传入峨眉，开始在山建寺。
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属尼泊尔）僧人跋陀罗在《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中又意指峨眉山乃普贤“示现”之处，因而“普贤道场”之说在山中开始传播。中、印僧人也随之在山上兴建普贤、化城、灵岩等寺，形成了佛道并存的格局。
隋唐之际，峨眉山上高僧云集，著名的有成都的克勤、灵龛，眉州的继德、昌福，资州的智诜，绵州的处寂，汉州的马祖，嘉州的白水、西禅，峨眉的怀一等。
延至宋初，宋太祖赵匡胤派遣继业等300僧侣去印度考研佛学、宣谕国威，达15年之久。继业回国奉旨来峨眉山译经扬法。乾德、开宝年间（公元963—976年），朝廷设置提点驻节普贤寺（今万年寺），掌管山中的宗教、风景林木等事宜，是为政府设司专管之始。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遣内侍张仁赞等至成都铸造金铜普贤大士像，并兴建白水、华严、中峰、延福、黑水、灵岩六大寺。从此，峨眉山即以普贤弘法场声名远播，与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道场。
明清两代帝王多次在景区内敕建佛寺、铸造佛像，大力支持佛教发展，致使道教绝迹，佛教一统。连绵百里的峨眉山，历代先后兴建佛寺达200多处，遂称佛教胜地。
伴随着宗教的兴起，农副业生产、医术、武术以及文学艺术也勃然而兴。
农副业生产成效显著。唐李善《文选注》中有“峨山多药草，茶尤好，异于天下”的记载，反映了茶叶生产当时达到量多质好的程度。宋时，山中僧人“农禅并重”，种粮、种菜、种药，已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元时的郭翼将景区内的水稻良种白莲谷、荷包谷、冰谷、紫粘谷等25种，载入他编著的《雪履斋笔记》一书，传留后世。
对特有动植物的研考卓有成效。唐乔琳的《慈竹赋》，宋黄庭坚的《对青竹赋并序》，宋祁的《益部方物略记》，江休复的《嘉佑杂志》，明廖大亨的《甄奥赋》，何宇度的《益部谈资》，清李调元的《峨眉山赋》等著述，对峨眉山琪花瑶草、珍禽异兽考记尤多。
药物学的研究成就更为突出。汉《神农本草经》、晋《巴郡本草》等古代的药物学名著，对峨眉山药物均有名录和记叙。其中，隋唐之际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数度来山，对特有的药草和民间药方作了长达25年的采集和研究，著有《千金要方》和《孙真人丹经》等名著传世。
峨眉武术悄然兴起。东魏孝静帝廷下武将林淡然来山出家为僧，将军旅内的攻防竞技之术传入峨眉山僧道之中。隋末，河南嵩山少林寺武僧云昙等卓锡山间。南宋以来，山僧白云创编了《峨眉气功》，普恩创编了《峨眉枪法》《峨眉剑术》等。这样，以僧道中的健身功为主，与民间的狩猎武技、军旅内的攻防术相互渗融，逐步开创了我国武术三大流派之一的峨眉派。
文学艺术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汉唐以来，历代著名诗人、词客、书画名流纷至沓来。隋唐时有陈子昂、李白、元微之、岑参、贾岛，两宋有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明清时有方孝孺、余承勋、何绍基、张问陶、刘光第等，名人佳作，数以千计。以峨眉山水和佛道经文为题材的绘画雕刻艺术众彩纷呈，有唐末李升和西蜀黄筌父子的《峨眉山图》，北宋文进的《峨眉山普贤菩萨像》和程堂的《菩萨竹》，程建用的圆雕《峨眉山》，张仁赞监制的金铜普贤像，明丁云鹏绘制的《万年寺八十八祖群像》，清末画僧竹禅的《听琴图》等佳作。
音乐艺术渊源远溯，有五代前蜀诗人韦庄与挚友李处士寄迹山中精研古琴之曲；制琴名师雷威选山材所制“松雪”名琴；唐末山阴僧澄观，宋时华亭僧惟政，明时吴郡僧宝昙，清时金陵僧明嵩等，不断将江南佛曲传入山中，与当民歌民乐结合，逐步衍变成为自成一格的峨眉山佛教音乐。 科学、艺术各个领域的发展，不仅造就和丰富了绚丽多彩的峨眉山文化，而且增强了峨眉山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吸引力，不少海外名流不畏蜀道之难来到山中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早在晋时，即有中印度僧人宝掌、阿婆多罗等入山习静、建寺、造像；明清时日僧田宽、鸡山、松涛，朝鲜僧宝光、花桥等谒山题诗作画。山中僧人有唐时的茂真，宋时的继业，明时的别传，近代的传品，相继出访印度、缅甸、朝鲜、泰国、斯里兰卡等国，传扬中国佛教文化。时至17世纪，峨眉山已成为中外名流揽胜寻幽之地，形成了我国内陆地区对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特殊环境。
随着我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帝制的结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峨眉山的历史跃入了以科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崭新阶段。
近代科研是从地史、地质的考察研究开始的。1929年，我国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来山考察，绘制了第一帧《峨眉山地质图》和《峨眉山地质剖面图》，并以化石为依据，划分了峨眉山各地质时代的地层，以“峨眉”二字为词头建立了峨眉山地层层序。同年，中山大学教授、瑞士地质学家汉漠，增补了震旦纪花岗岩地层。通过中外地质学者的共同努力，奠定了峨眉山地学研究的基础。1933年，我国地质学家谭锡畴、李春昱等以地形、地势发育为依据，将峨眉山的构造动动，由原定的燕山运动改定为喜马拉雅运动，确定了峨眉山地史研究的初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以1958—1987年的30年间，峨眉山的地质科研取得空前的发展和成就：确定了完整的地层层序，完成了地质修测和矿产普查，震旦系和寒武系的界线研究，取得了国际地科联的承认，并被作为全球5个界线层型的参考点之一；龙门洞三叠系沉积相剖面研究成效斐然，已被作为国际地质科学旅游点和教学基地予以保护管理。这些成就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国际地学研究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生物学和生物资源的研究也成绩斐然。民国时，我国生物学者来山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如1928年，当时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派遣方文培等来山考察，整整花了11年时间，完成植物的初步普查，并于1942年出版了《峨眉山植物图志》，著录种子植物200种之多。
1950年元月峨眉县人民政府成立，立即布告群众保护峨眉山生物资源。在“大炼钢铁”和“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有过伐木锻炭冶铁和毁林开荒种粮的失误，但很快得以制止和纠正。全面划定了植物分布区系，进一步普查了生物资源，制订了保护措施；33种植物和23种动物被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对野生植物的驯化和开发也初见成效。1960年，国家在山中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药学校和林业生产实验基地等。这一时期，生物研究结出丰硕的成果。1952年周太炎编著《峨眉药用植物》；1962年，胡琳、胡文光编著《峨眉山种子植物名录》，收录种子植物1534种；1963年，郑作新撰写《峨眉山鸟类及其垂直分布的研究》；1978年，峨眉县科委邀请和组织有关专家、科技人员再度普查并编写成《峨眉山药用植物普查资料》，搜寻药用植物1579种，近千种为前所未闻的重大发现。这些成就，不仅被广泛应用于我国人民生产和生活之中，而且丰富了我国和世界的科学宝库。
峨眉山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观测天气，始于1932年。当时的中央气象研究所为参加第二次国际极年气象观测活动，在峨眉山第三高峰千佛顶建立起高山测候所，历时一年，与山东泰山高山测候所共同完成这次极年测候任务。1950年，测候所扩建为峨眉山气象站。1959年，重庆北碚径流实验站迁至境内。1971年建立云雾物理观察站。这些机构的设置，有力地促进了峨眉山天文气象的观察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气象资料，明确划分了境内的气候段和一年四季；发现了境内的气象特征，揭示了峨眉山特异天气中的“佛光”“日晕”等千古之谜。这些成就，不仅作用于省内外经济、政治、军事、航天等工作和事业，而且为全球宇航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9年2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峨眉山风景名胜区对外开放，并提出景区工作应“以旅游为中心，以文物古迹为内容，在‘秀’字上做文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加强和扩大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三件大事服务”。同时设置峨眉山统一管理机构——峨眉山管理局（1989年改组为峨眉山管理委员会）。同年3月，由四川省建委牵头，约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历时年余完成《峨眉山风景区总体规划方案》的编制工作。至此，景区的保护、开发、建设、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且完成了投资总额上亿元的基础建设，彻底改变了旅行靠徒步，饮水靠天雨，照明靠油灯的状态。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环境的净化美化，生态的平衡，以及治安管理等也取得相应的成就。峨眉山旅游模式已由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旅游模式，演变成为多内容、多志趣、多价值取向的现代旅游模式。
峨眉山的旅游已成为峨眉山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牵引力。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年产值占全市国民经济年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依山兴市，靠山腾飞”已成为全市工作的战略方针。
峨眉山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堂，对国内旅游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丰富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增长科学文化知识，都产生着重要作用。
峨眉山已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重要窗口，既是继承和弘扬我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基地，也有助于我们吸收国外优秀文化、促进与世界人民的沟通和交流。
峨眉山幅员广袤。以景区三级保护区为界线，包含大峨山的全部，二峨山和四峨山的局部，面积共623平方公里。目前，旅游者萍踪所及共约154平方公里，即风景名胜区的现行管理区域。
峨眉山秀甲天下。早在公元3世纪初，我国著名史学家张华对峨眉山就有“山如修眉横羽”的美喻。公元4世纪末，从印度来华入蜀的僧人宝掌，赞誉此山为“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我国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一书中谓：“平乡江东径峨眉山，在南安县（今乐山）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见两山相峙如蛾眉焉。”它与“剑门蜀道”“三峡夔门”“玉垒青城”，以其秀、雄、险、幽景观，并称为天府之国的四绝。1982年11月，经国务院审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峨眉山历史悠久。4000多年来，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哺育了峨眉山人。勤劳勇敢的峨眉山人，在劳动实践中逐步认识、保护、开发利用了这一“蜀国仙山”，逐步形成和铸造了多元一体、丰富多彩而又别具特色的峨眉山文化。邓小平将峨眉山高度概括为“文化型的风景区”，郭沫若题词誉为“天下名山”。
从1963年以来，沿峨眉河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柏香林青铜器、石岗村汉代铁制农具和石雕田塘模型等众多文物，证明早在公元前21世纪，峨眉山人已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开展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劳动。古籍中记载的周成王时羌人葛由骑木羊入山，楚昭王时楚国名士陆通入蜀来峨结庐耕食隐居等，均反映出在这一时期景区内的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东汉初，峨眉山开始步入以宗教为主的多元化开发阶段。当时中国道教在四川兴起，鹤鸣山和峨眉山均为其重要的布道基地。汉光武时（公元25—57年），道家史通平自会稽来蜀，在峨眉山中创五行之诀；公元194年，张陵之孙张鲁，掌握汉中郡的统治，建立了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政权，并在张陵所建24治（教区）的基础上新增“八品游治”，游治中的第一治即“峨眉治”。与此同时，印度的佛教，随着我国对外通商贸易的发展，从南丝绸之路传入峨眉，开始在山建寺。
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属尼泊尔）僧人跋陀罗在《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中又意指峨眉山乃普贤“示现”之处，因而“普贤道场”之说在山中开始传播。中、印僧人也随之在山上兴建普贤、化城、灵岩等寺，形成了佛道并存的格局。
隋唐之际，峨眉山上高僧云集，著名的有成都的克勤、灵龛，眉州的继德、昌福，资州的智诜，绵州的处寂，汉州的马祖，嘉州的白水、西禅，峨眉的怀一等。
延至宋初，宋太祖赵匡胤派遣继业等300僧侣去印度考研佛学、宣谕国威，达15年之久。继业回国奉旨来峨眉山译经扬法。乾德、开宝年间（公元963—976年），朝廷设置提点驻节普贤寺（今万年寺），掌管山中的宗教、风景林木等事宜，是为政府设司专管之始。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遣内侍张仁赞等至成都铸造金铜普贤大士像，并兴建白水、华严、中峰、延福、黑水、灵岩六大寺。从此，峨眉山即以普贤弘法场声名远播，与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道场。
明清两代帝王多次在景区内敕建佛寺、铸造佛像，大力支持佛教发展，致使道教绝迹，佛教一统。连绵百里的峨眉山，历代先后兴建佛寺达200多处，遂称佛教胜地。
伴随着宗教的兴起，农副业生产、医术、武术以及文学艺术也勃然而兴。
农副业生产成效显著。唐李善《文选注》中有“峨山多药草，茶尤好，异于天下”的记载，反映了茶叶生产当时达到量多质好的程度。宋时，山中僧人“农禅并重”，种粮、种菜、种药，已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元时的郭翼将景区内的水稻良种白莲谷、荷包谷、冰谷、紫粘谷等25种，载入他编著的《雪履斋笔记》一书，传留后世。
对特有动植物的研考卓有成效。唐乔琳的《慈竹赋》，宋黄庭坚的《对青竹赋并序》，宋祁的《益部方物略记》，江休复的《嘉佑杂志》，明廖大亨的《甄奥赋》，何宇度的《益部谈资》，清李调元的《峨眉山赋》等著述，对峨眉山琪花瑶草、珍禽异兽考记尤多。
药物学的研究成就更为突出。汉《神农本草经》、晋《巴郡本草》等古代的药物学名著，对峨眉山药物均有名录和记叙。其中，隋唐之际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数度来山，对特有的药草和民间药方作了长达25年的采集和研究，著有《千金要方》和《孙真人丹经》等名著传世。
峨眉武术悄然兴起。东魏孝静帝廷下武将林淡然来山出家为僧，将军旅内的攻防竞技之术传入峨眉山僧道之中。隋末，河南嵩山少林寺武僧云昙等卓锡山间。南宋以来，山僧白云创编了《峨眉气功》，普恩创编了《峨眉枪法》《峨眉剑术》等。这样，以僧道中的健身功为主，与民间的狩猎武技、军旅内的攻防术相互渗融，逐步开创了我国武术三大流派之一的峨眉派。
文学艺术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汉唐以来，历代著名诗人、词客、书画名流纷至沓来。隋唐时有陈子昂、李白、元微之、岑参、贾岛，两宋有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明清时有方孝孺、余承勋、何绍基、张问陶、刘光第等，名人佳作，数以千计。以峨眉山水和佛道经文为题材的绘画雕刻艺术众彩纷呈，有唐末李升和西蜀黄筌父子的《峨眉山图》，北宋文进的《峨眉山普贤菩萨像》和程堂的《菩萨竹》，程建用的圆雕《峨眉山》，张仁赞监制的金铜普贤像，明丁云鹏绘制的《万年寺八十八祖群像》，清末画僧竹禅的《听琴图》等佳作。
音乐艺术渊源远溯，有五代前蜀诗人韦庄与挚友李处士寄迹山中精研古琴之曲；制琴名师雷威选山材所制“松雪”名琴；唐末山阴僧澄观，宋时华亭僧惟政，明时吴郡僧宝昙，清时金陵僧明嵩等，不断将江南佛曲传入山中，与当民歌民乐结合，逐步衍变成为自成一格的峨眉山佛教音乐。 科学、艺术各个领域的发展，不仅造就和丰富了绚丽多彩的峨眉山文化，而且增强了峨眉山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吸引力，不少海外名流不畏蜀道之难来到山中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早在晋时，即有中印度僧人宝掌、阿婆多罗等入山习静、建寺、造像；明清时日僧田宽、鸡山、松涛，朝鲜僧宝光、花桥等谒山题诗作画。山中僧人有唐时的茂真，宋时的继业，明时的别传，近代的传品，相继出访印度、缅甸、朝鲜、泰国、斯里兰卡等国，传扬中国佛教文化。时至17世纪，峨眉山已成为中外名流揽胜寻幽之地，形成了我国内陆地区对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特殊环境。
随着我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帝制的结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峨眉山的历史跃入了以科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崭新阶段。
近代科研是从地史、地质的考察研究开始的。1929年，我国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来山考察，绘制了第一帧《峨眉山地质图》和《峨眉山地质剖面图》，并以化石为依据，划分了峨眉山各地质时代的地层，以“峨眉”二字为词头建立了峨眉山地层层序。同年，中山大学教授、瑞士地质学家汉漠，增补了震旦纪花岗岩地层。通过中外地质学者的共同努力，奠定了峨眉山地学研究的基础。1933年，我国地质学家谭锡畴、李春昱等以地形、地势发育为依据，将峨眉山的构造动动，由原定的燕山运动改定为喜马拉雅运动，确定了峨眉山地史研究的初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以1958—1987年的30年间，峨眉山的地质科研取得空前的发展和成就：确定了完整的地层层序，完成了地质修测和矿产普查，震旦系和寒武系的界线研究，取得了国际地科联的承认，并被作为全球5个界线层型的参考点之一；龙门洞三叠系沉积相剖面研究成效斐然，已被作为国际地质科学旅游点和教学基地予以保护管理。这些成就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国际地学研究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生物学和生物资源的研究也成绩斐然。民国时，我国生物学者来山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如1928年，当时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派遣方文培等来山考察，整整花了11年时间，完成植物的初步普查，并于1942年出版了《峨眉山植物图志》，著录种子植物200种之多。
1950年元月峨眉县人民政府成立，立即布告群众保护峨眉山生物资源。在“大炼钢铁”和“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有过伐木锻炭冶铁和毁林开荒种粮的失误，但很快得以制止和纠正。全面划定了植物分布区系，进一步普查了生物资源，制订了保护措施；33种植物和23种动物被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对野生植物的驯化和开发也初见成效。1960年，国家在山中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药学校和林业生产实验基地等。这一时期，生物研究结出丰硕的成果。1952年周太炎编著《峨眉药用植物》；1962年，胡琳、胡文光编著《峨眉山种子植物名录》，收录种子植物1534种；1963年，郑作新撰写《峨眉山鸟类及其垂直分布的研究》；1978年，峨眉县科委邀请和组织有关专家、科技人员再度普查并编写成《峨眉山药用植物普查资料》，搜寻药用植物1579种，近千种为前所未闻的重大发现。这些成就，不仅被广泛应用于我国人民生产和生活之中，而且丰富了我国和世界的科学宝库。
峨眉山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观测天气，始于1932年。当时的中央气象研究所为参加第二次国际极年气象观测活动，在峨眉山第三高峰千佛顶建立起高山测候所，历时一年，与山东泰山高山测候所共同完成这次极年测候任务。1950年，测候所扩建为峨眉山气象站。1959年，重庆北碚径流实验站迁至境内。1971年建立云雾物理观察站。这些机构的设置，有力地促进了峨眉山天文气象的观察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气象资料，明确划分了境内的气候段和一年四季；发现了境内的气象特征，揭示了峨眉山特异天气中的“佛光”“日晕”等千古之谜。这些成就，不仅作用于省内外经济、政治、军事、航天等工作和事业，而且为全球宇航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9年2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峨眉山风景名胜区对外开放，并提出景区工作应“以旅游为中心，以文物古迹为内容，在‘秀’字上做文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加强和扩大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三件大事服务”。同时设置峨眉山统一管理机构——峨眉山管理局（1989年改组为峨眉山管理委员会）。同年3月，由四川省建委牵头，约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历时年余完成《峨眉山风景区总体规划方案》的编制工作。至此，景区的保护、开发、建设、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且完成了投资总额上亿元的基础建设，彻底改变了旅行靠徒步，饮水靠天雨，照明靠油灯的状态。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环境的净化美化，生态的平衡，以及治安管理等也取得相应的成就。峨眉山旅游模式已由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旅游模式，演变成为多内容、多志趣、多价值取向的现代旅游模式。
峨眉山的旅游已成为峨眉山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牵引力。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年产值占全市国民经济年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依山兴市，靠山腾飞”已成为全市工作的战略方针。
峨眉山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堂，对国内旅游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丰富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增长科学文化知识，都产生着重要作用。
峨眉山已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重要窗口，既是继承和弘扬我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基地，也有助于我们吸收国外优秀文化、促进与世界人民的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