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说：“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作了传达。對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10月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
　　汪东兴带着王良恩（时任中办副主任）到邓小平住处。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疏散到外地，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到江西。
　　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在宣布解除监护的同时被分别通知疏散的。
　　这些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徐向前回忆：“我是在10月18日接到‘疏散’紧急通知，限定20日离京去河南开封市。军人嘛，叫走就走。接到通知的第三天，我带上一名随员和铺盖卷，按时离京了。”
　　聂荣臻回忆：“他们通知我疏散到郑州。我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悉，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后来决定让我到了邯郸。”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摘自《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