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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一个埋头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奇才，在荒诞的“文革”时代，取得了举世瞩同的科学成就;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更是在全国刮起了“陈景润旋风”。其实，陈景润成名的前后经过充满了故事性……
“白专典型”放了一颗卫星
1973年的春天姗姗来迟，2月底了，水面上仍结着薄薄的冰。
陈景润裹着棉大衣去医院看病，在路上遇见中科院数学所原业务处处长罗声雄。也许是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陈景润将自己的秘密悄悄告诉了罗声雄：“我作出了‘1+2’，我想拿出来发表，又怕挨批判。”罗声雄说：“只要你的证明是对的，就不要怕。”可是陈景润仍不敢将论文拿出来，他仍心有余悸。
没过多久，中科院一位军代表来数学所视察工作。军代表姓王，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将军。罗声雄跟他谈起了陈景润，说陈景润将“哥德巴赫的一个著名的猜想”推进到了“1+2”。王将军不知道哥德巴赫是谁，也不知道他的那个猜想有什么意义，又有多重要。
罗声雄告诉他，哥德巴赫是德国的一位数学家，他在1742年提出了“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的猜想，这个猜想如果被证明了，将会极大地推动数论研究的发展。2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數学家都在梦想证明它，它被列入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之一。陈景润将它推进到“1+2”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个成果如果公布出去，将会在国际数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王将军听了很激动，问：“他的论文写出来了，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
“他不敢拿出来，怕受批判。”罗声雄说。
“他住哪里？你带我去看看他。”王将军说。
几天后，主持中科院党组工作的武衡来到数学所，他神情严肃地对所党委书记赵蔚山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青年作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却不敢将论文拿出来发表，这很严重，为什么不敢拿出来？这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原来，军代表回去后将陈景润的情况报告给了院党组。
不久，中科院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周恩来总理“要加强理论研究”的指示。武衡在会上说：“数学所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作出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虽然武衡在会上没点名，但不久，科学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武衡说的那位作出重要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员是陈景润。
武衡的讲话在中科院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怎么宣传起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来了，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
1973年4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顶着压力，公开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接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这项研究成果。这份简报被中央一位领导看到了，他要求中科院将陈景润的论文写一份详细摘要。4月20日，中科院将陈景润的“1+2”论文放大印制在八开纸上，一同报送毛主席、周总理。
毛泽东画了一个圈：要抢救
陈景润证明了“1+2”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
科学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那天，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刚好也在场，听武衡讲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取得一项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她的心为之一动。几天后，她与摄影记者钟巨治一起到中科院采访，写出两篇内参，一篇是《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一篇是《关于陈景润的一些情况》，在这篇“情况”里，他们反映了陈景润的处境和身体情况，说他病情危险，急需抢救。
这两篇内参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看了后画了一个圈，并批示：“要抢救。请文元同志办。”
一天凌晨，几辆小轿车悄悄停在中科院88号楼前，从车上急匆匆走下一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位是武衡，另一位是数学所负责人赵蔚山。他们径直走上三楼，叩响了小屋的门。陈景润仍在灯下工作，听见叩门声，心里一阵紧张，自从论文发表后，他就一直提心吊胆着。他将数学书和稿纸飞快地藏起来，然后才开门。见门口站着许多人，陈景润神情紧张地连连说：“我……我没干什么，我在听英语广播，听新闻……”
武衡走上来，微笑着说：“你别怕，我们是来带你去检查身体的。”
“带我去检查身体？”陈景润吃惊地张大了嘴。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受歧视、受排挤、受打击，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他警惕地打量着这些半夜来客，心里充满了不安和疑虑。
陈景润被大家拥着上了车。小轿车急驶，不一会就拐进了清华大学校园。陈景润被带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房间里坐着几位陌生人，陈景润正不知所措，有人向坐在沙发上的一位男人报告说：“迟群主任，陈景润同志来了，”
沙发上的男人站起来，一边握住陈景润的手，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陈景润同志，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看望你的，听说你病得很重？”
“谢谢，谢谢，我还好，还好……”陈景润虽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因为每天晚上都听中央电台的对外广播，他知道这个当时在教育科技界一手遮天的迟群。
迟群神情严肃地向陈景润传达了毛泽东和江青的指示。陈景润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竟会亲自关心、过问他这个小人物的身体健康。他激动万分，嘴唇哆嗦着一遍又一遍地说：“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天晚上，迟群请来的医学专家连夜对陈景润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表明，陈景润身染严重的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会诊后，天已大亮，武衡亲自将陈景润送回88号楼。这时，88号楼的住户正在互相传播着一个消息：“昨天晚上陈景润偷听敌台被带走了！”原来，昨天晚上那几辆神秘的小轿车停在楼前时，被88号楼传达室的值班员发现了，他想，陈景润那个倒霉蛋半夜被带走了还会有什么好事。见陈景润坐着小车回来了，后面还跟着院里的领导，人们交头接耳，目瞪口呆。 华国锋发了一顿脾气
毛泽东画的一个圈，使陈景润成了科学院的热点人物。
可是，陈景润几乎是怀着怯懦的心情接受人们各种各样的目光。从医院回来后，他仍很少走出那间缺少阳光的小屋，仍沉浸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苦苦求索中。
这时，小屋外面正风卷云涌。已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扫荡了“走资派”“牛鬼蛇神”，也扫荡了文化，扫荡了科学，扫荡了经济。文化园地一片荒芜，科学殿堂断壁残垣，经济命脉气息奄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亿万人压在心底的疑惑和呼喊。
197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1975年1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乎意料的是，陈景润，这个一直戴着“白专”帽子的科技工作者也被列上了人大代表的名单;更出乎意料的是，提名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竟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他的提议竟遭到了激烈的抵制。
有关方面通知科学院，尽快填写上报推荐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材料。通知传达到数学所后，数学所掀起轩然大波。所党委召开党委会，集体讨论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意见竟然一边倒：陈景润是“白专典型”，“白专典型”怎么能当全国人大代表！所里比陈景润优秀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让他当人大代表？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就是把刀子搁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陈景润是又红又专的人。”
结果，数学所党委会上，大家一致不同意让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会后，他们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如实地反映了党委的“一致意见”，认为陈景润不适合当全国人大代表。
一天上午，科学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从中南海打来的，通知院党委书记和数学所党委书记立即去中南海面见华国锋。
到了中南海，他们被直接领进华国锋的办公室。华国锋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见他们进来，满脸怒气地指着他们说：“你们连总理的指示都不办，你们还听谁的……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你们同意得办，不同意也得办。”
就在这时，陈景润病情再次加重，被送进309医院。一天，陈景润正躺在病床上输液，所里来人通知他，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告诉他，这是周总理亲自提议的。这个消息对于陈景润来说太突然、太意外了，多年来，他除了参加“批判会”“斗争会”，几乎没有参加过别的会议。当人大代表，与中央领导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更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
陈景润坚决不搬家
陈景润住的88号楼是一幢五层的筒子楼，里面不但住着单身汉，也住着已经生儿育女的住户，每层楼道都塞满了蜂窝煤炉、锅碗瓢盆，不但拥挤嘈杂，而且空气污浊。一位中央领导指示，要中科院给陈景润解决一间房子，让他搬出那间6平方米的锅炉房。数学所腾出了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却提出要按4个床铺收房租，一个床铺8角钱，每个月得交3.2元。陈景润没有搬。
1975年春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安定团结”“整顿工作”。7月初，胡耀邦受命到中科院主持整顿工作，给被称为“重灾区”的科学院带来了新的生机。
一天下午，胡耀邦来到88号楼。他穿过堆满各种杂物的幽暗的过道，走进陈景润的蜗居。小屋逼仄闷热，一股混杂着油烟、尿臊的难闻气味从敞开的门外扑进来，小孩的哭叫声、大人的呵斥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也从门外扑进来。小屋被各种噪声笼罩着，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
胡耀邦皱紧了眉头。回到院办公楼，他问有关领导为什么还让陈景润住在那样的环境里，为什么不给他换间房子。对方支支吾吾地说：“本来已经给他换了间16平方米的房子，可是他不愿搬。”
“为什么？”胡耀邦问。
“他不愿多交房租。”
“要交多少？”
“按4个床铺收，一个月得交3.2元。”
胡耀邦听了，恼怒地说：“你们怎么这么斤斤计较，这么小气？不要他的钱不就完了。”
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激动地说，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不久，胡耀邦在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的工作时，说至今还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邓小平听了愤怒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他还感叹地说：“中国要是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对他应爱护、赞扬。”
自从胡耀邦去小屋看过陈景润后，所里又张罗着要给陈景润搬家。事先得到消息的陈景润苦着脸坐在床上，见搬家的人来了，他说：“我不搬，我就住在这里，要搬，我就跑走！”有人劝他说：“领导给你搬家是关心你，是为了改善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你先搬过去，有什么不习惯的以后再说。”
可是陈景润就是死活不搬。
1976年元旦后的一个凌晨，陈景润又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外语广播。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正在播送《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听着听着，陈景润惊愕地张大了嘴巴。社论说：“……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四人帮”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在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也受到冲击。“左”的思潮又卷土重来，当初给陈景润戴上“白专”帽子的人又开始趾高气扬。科学院的墙上又刷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陈景润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的谨慎，如果当初搬了家，没准儿这次也会被扫地出门。
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刮起“陈景润旋风”
1978年，《人民文学》一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电台争相转载、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如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上空。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人们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他如何逃过了那一场又一场风刀霜剑？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长途中的孤独和寂寞？ 登载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杂志、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着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将全文抄写下来，珍藏起来。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有人说，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他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
1979年3月，酝酿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陈景润眼含热泪地聆听着讲话。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写下一首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他被大会请上台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陈景润心情激动地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同志的右手连声说：“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陈景润旋风”将陈景润从6平方米的小屋拉出来，他不得不无奈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陈景润的出现，使人们犹如在沙漠中看见了一片绿洲，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发现了一泓清泉，他们在陈景润身上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经过十年动乱的他们，赋予陈景润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一直醉心于数学研究的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徐迟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命运大起大落的陈景润：“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也试图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多年后，陈景润的同学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陈景润已名扬中外，母校厦门大学邀请他回校参加校庆。学校给他买了软卧车票，陈景润说：“这不好，这太浪费了。”他将软卧退了，坐硬臥颠簸了两天一夜才到福州。下车后，他对前来接他的老同学说：“你借我一块手表吧。”老同学大惑不解，因为陈景润的手上分明已戴着一块欧米茄手表。陈景润解释说，这块表是他出国时买的，戴这么好的表影响不好。说着，他将手表取下来装进口袋。
陈景润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有时他却身不由己。
（摘自《炎黄世界》路亦）
“白专典型”放了一颗卫星
1973年的春天姗姗来迟，2月底了，水面上仍结着薄薄的冰。
陈景润裹着棉大衣去医院看病，在路上遇见中科院数学所原业务处处长罗声雄。也许是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陈景润将自己的秘密悄悄告诉了罗声雄：“我作出了‘1+2’，我想拿出来发表，又怕挨批判。”罗声雄说：“只要你的证明是对的，就不要怕。”可是陈景润仍不敢将论文拿出来，他仍心有余悸。
没过多久，中科院一位军代表来数学所视察工作。军代表姓王，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将军。罗声雄跟他谈起了陈景润，说陈景润将“哥德巴赫的一个著名的猜想”推进到了“1+2”。王将军不知道哥德巴赫是谁，也不知道他的那个猜想有什么意义，又有多重要。
罗声雄告诉他，哥德巴赫是德国的一位数学家，他在1742年提出了“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的猜想，这个猜想如果被证明了，将会极大地推动数论研究的发展。2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數学家都在梦想证明它，它被列入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之一。陈景润将它推进到“1+2”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个成果如果公布出去，将会在国际数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王将军听了很激动，问：“他的论文写出来了，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
“他不敢拿出来，怕受批判。”罗声雄说。
“他住哪里？你带我去看看他。”王将军说。
几天后，主持中科院党组工作的武衡来到数学所，他神情严肃地对所党委书记赵蔚山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青年作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却不敢将论文拿出来发表，这很严重，为什么不敢拿出来？这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原来，军代表回去后将陈景润的情况报告给了院党组。
不久，中科院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周恩来总理“要加强理论研究”的指示。武衡在会上说：“数学所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作出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虽然武衡在会上没点名，但不久，科学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武衡说的那位作出重要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员是陈景润。
武衡的讲话在中科院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怎么宣传起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来了，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
1973年4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顶着压力，公开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接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这项研究成果。这份简报被中央一位领导看到了，他要求中科院将陈景润的论文写一份详细摘要。4月20日，中科院将陈景润的“1+2”论文放大印制在八开纸上，一同报送毛主席、周总理。
毛泽东画了一个圈：要抢救
陈景润证明了“1+2”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
科学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那天，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刚好也在场，听武衡讲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取得一项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她的心为之一动。几天后，她与摄影记者钟巨治一起到中科院采访，写出两篇内参，一篇是《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一篇是《关于陈景润的一些情况》，在这篇“情况”里，他们反映了陈景润的处境和身体情况，说他病情危险，急需抢救。
这两篇内参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看了后画了一个圈，并批示：“要抢救。请文元同志办。”
一天凌晨，几辆小轿车悄悄停在中科院88号楼前，从车上急匆匆走下一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位是武衡，另一位是数学所负责人赵蔚山。他们径直走上三楼，叩响了小屋的门。陈景润仍在灯下工作，听见叩门声，心里一阵紧张，自从论文发表后，他就一直提心吊胆着。他将数学书和稿纸飞快地藏起来，然后才开门。见门口站着许多人，陈景润神情紧张地连连说：“我……我没干什么，我在听英语广播，听新闻……”
武衡走上来，微笑着说：“你别怕，我们是来带你去检查身体的。”
“带我去检查身体？”陈景润吃惊地张大了嘴。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受歧视、受排挤、受打击，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他警惕地打量着这些半夜来客，心里充满了不安和疑虑。
陈景润被大家拥着上了车。小轿车急驶，不一会就拐进了清华大学校园。陈景润被带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房间里坐着几位陌生人，陈景润正不知所措，有人向坐在沙发上的一位男人报告说：“迟群主任，陈景润同志来了，”
沙发上的男人站起来，一边握住陈景润的手，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陈景润同志，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看望你的，听说你病得很重？”
“谢谢，谢谢，我还好，还好……”陈景润虽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因为每天晚上都听中央电台的对外广播，他知道这个当时在教育科技界一手遮天的迟群。
迟群神情严肃地向陈景润传达了毛泽东和江青的指示。陈景润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竟会亲自关心、过问他这个小人物的身体健康。他激动万分，嘴唇哆嗦着一遍又一遍地说：“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天晚上，迟群请来的医学专家连夜对陈景润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表明，陈景润身染严重的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会诊后，天已大亮，武衡亲自将陈景润送回88号楼。这时，88号楼的住户正在互相传播着一个消息：“昨天晚上陈景润偷听敌台被带走了！”原来，昨天晚上那几辆神秘的小轿车停在楼前时，被88号楼传达室的值班员发现了，他想，陈景润那个倒霉蛋半夜被带走了还会有什么好事。见陈景润坐着小车回来了，后面还跟着院里的领导，人们交头接耳，目瞪口呆。 华国锋发了一顿脾气
毛泽东画的一个圈，使陈景润成了科学院的热点人物。
可是，陈景润几乎是怀着怯懦的心情接受人们各种各样的目光。从医院回来后，他仍很少走出那间缺少阳光的小屋，仍沉浸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苦苦求索中。
这时，小屋外面正风卷云涌。已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扫荡了“走资派”“牛鬼蛇神”，也扫荡了文化，扫荡了科学，扫荡了经济。文化园地一片荒芜，科学殿堂断壁残垣，经济命脉气息奄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亿万人压在心底的疑惑和呼喊。
197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1975年1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乎意料的是，陈景润，这个一直戴着“白专”帽子的科技工作者也被列上了人大代表的名单;更出乎意料的是，提名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竟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他的提议竟遭到了激烈的抵制。
有关方面通知科学院，尽快填写上报推荐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材料。通知传达到数学所后，数学所掀起轩然大波。所党委召开党委会，集体讨论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意见竟然一边倒：陈景润是“白专典型”，“白专典型”怎么能当全国人大代表！所里比陈景润优秀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让他当人大代表？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就是把刀子搁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陈景润是又红又专的人。”
结果，数学所党委会上，大家一致不同意让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会后，他们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如实地反映了党委的“一致意见”，认为陈景润不适合当全国人大代表。
一天上午，科学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从中南海打来的，通知院党委书记和数学所党委书记立即去中南海面见华国锋。
到了中南海，他们被直接领进华国锋的办公室。华国锋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见他们进来，满脸怒气地指着他们说：“你们连总理的指示都不办，你们还听谁的……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你们同意得办，不同意也得办。”
就在这时，陈景润病情再次加重，被送进309医院。一天，陈景润正躺在病床上输液，所里来人通知他，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告诉他，这是周总理亲自提议的。这个消息对于陈景润来说太突然、太意外了，多年来，他除了参加“批判会”“斗争会”，几乎没有参加过别的会议。当人大代表，与中央领导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更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
陈景润坚决不搬家
陈景润住的88号楼是一幢五层的筒子楼，里面不但住着单身汉，也住着已经生儿育女的住户，每层楼道都塞满了蜂窝煤炉、锅碗瓢盆，不但拥挤嘈杂，而且空气污浊。一位中央领导指示，要中科院给陈景润解决一间房子，让他搬出那间6平方米的锅炉房。数学所腾出了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却提出要按4个床铺收房租，一个床铺8角钱，每个月得交3.2元。陈景润没有搬。
1975年春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安定团结”“整顿工作”。7月初，胡耀邦受命到中科院主持整顿工作，给被称为“重灾区”的科学院带来了新的生机。
一天下午，胡耀邦来到88号楼。他穿过堆满各种杂物的幽暗的过道，走进陈景润的蜗居。小屋逼仄闷热，一股混杂着油烟、尿臊的难闻气味从敞开的门外扑进来，小孩的哭叫声、大人的呵斥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也从门外扑进来。小屋被各种噪声笼罩着，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
胡耀邦皱紧了眉头。回到院办公楼，他问有关领导为什么还让陈景润住在那样的环境里，为什么不给他换间房子。对方支支吾吾地说：“本来已经给他换了间16平方米的房子，可是他不愿搬。”
“为什么？”胡耀邦问。
“他不愿多交房租。”
“要交多少？”
“按4个床铺收，一个月得交3.2元。”
胡耀邦听了，恼怒地说：“你们怎么这么斤斤计较，这么小气？不要他的钱不就完了。”
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激动地说，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不久，胡耀邦在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的工作时，说至今还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邓小平听了愤怒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他还感叹地说：“中国要是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对他应爱护、赞扬。”
自从胡耀邦去小屋看过陈景润后，所里又张罗着要给陈景润搬家。事先得到消息的陈景润苦着脸坐在床上，见搬家的人来了，他说：“我不搬，我就住在这里，要搬，我就跑走！”有人劝他说：“领导给你搬家是关心你，是为了改善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你先搬过去，有什么不习惯的以后再说。”
可是陈景润就是死活不搬。
1976年元旦后的一个凌晨，陈景润又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外语广播。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正在播送《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听着听着，陈景润惊愕地张大了嘴巴。社论说：“……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四人帮”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在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也受到冲击。“左”的思潮又卷土重来，当初给陈景润戴上“白专”帽子的人又开始趾高气扬。科学院的墙上又刷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陈景润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的谨慎，如果当初搬了家，没准儿这次也会被扫地出门。
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刮起“陈景润旋风”
1978年，《人民文学》一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电台争相转载、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如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上空。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人们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他如何逃过了那一场又一场风刀霜剑？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长途中的孤独和寂寞？ 登载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杂志、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着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将全文抄写下来，珍藏起来。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有人说，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他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
1979年3月，酝酿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陈景润眼含热泪地聆听着讲话。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写下一首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他被大会请上台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陈景润心情激动地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同志的右手连声说：“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陈景润旋风”将陈景润从6平方米的小屋拉出来，他不得不无奈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陈景润的出现，使人们犹如在沙漠中看见了一片绿洲，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发现了一泓清泉，他们在陈景润身上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经过十年动乱的他们，赋予陈景润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一直醉心于数学研究的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徐迟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命运大起大落的陈景润：“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也试图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多年后，陈景润的同学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陈景润已名扬中外，母校厦门大学邀请他回校参加校庆。学校给他买了软卧车票，陈景润说：“这不好，这太浪费了。”他将软卧退了，坐硬臥颠簸了两天一夜才到福州。下车后，他对前来接他的老同学说：“你借我一块手表吧。”老同学大惑不解，因为陈景润的手上分明已戴着一块欧米茄手表。陈景润解释说，这块表是他出国时买的，戴这么好的表影响不好。说着，他将手表取下来装进口袋。
陈景润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有时他却身不由己。
（摘自《炎黄世界》路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