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013年上映的电影《初恋未满》《青春派》《全城高考》以高考作为青春电影的主要内容和叙事线索展开。一方面，高考作为青少年成长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新时代媒体景观无一不构成了新一代青少年建构经验、意义和主体性的新方式，青春主体处理现实与自我理想冲突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这几部影片又是有意识地通过高考叙事来建构青春群像，从而使青少年顺应成人化视角中“好青年” “好学生”的角色期待。
关键词：青春电影; 高考; 媒体景观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1-0082-05
近年来，青春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市场中重要的电影类型之一，正趋于多元化的发展。2010年网络微电影《老男孩》引发的青春怀旧潮、大陆青年文化的兴起和一批演员、作家转型成为导演的现象陆续出现，使得2011年到2015年成为了中小成本青春电影产出的高峰期。其中最具代表的是2013 年上半年赵薇执导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收获了七亿多的票房，由此开启了国产青春电影井喷式涌现的一个时期。
一方面，青春电影进入主流商业电影市场，出于对商业化、娱乐化等因素的考量，它们批量生产并沿用《致青春》的成功模式来营造青春成长的怀旧氛围，以满足观众的集体追忆心理。因而在这种青春潮流之中，创作者们更多地通过娱乐化的爱情叙事来展现青春主体的成长经历，校园中青涩纯真的初恋与踏入社会后混乱的爱恨纠葛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主人公们的爱情故事中往往掺杂着“狗血”的因素。影片借这些小概率事件的重复出现来呈现并且试图加强青年人成长中必经的青春阵痛;另一方面，创作者们也尝试从题材选取、主题表达、叙事模式等方面突破青春片同质化的趋势，制作出生命力更为持久的青春电影。本文以2013年上映的《初恋未满》《青春派》《全城高考》这三部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它们如何以高考作为切入点来观照青少年在这一过程中经历的精神困惑、生理和心理变化。
一、媒体景观的重塑：高考之于青少年的意义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自1952年高考制度建立以来，在实践层面，它是一种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选拔机制，且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环境发生了种种变化，大众媒介迅速普及。2000年前后互联网的发展更使得青少年接受信息的数量和娱乐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一书中所言，电子媒体以其形式上十足的多样性（电影、电视、电脑和电话）和在日常生活中迅猛的传播速度为自我想象提供着资源，并将其作為一种日常的社会项目进行。而所谓的媒体景观，一是指生产和散布信息的电子能力（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影制片厂）的分配;二是指媒体所生产出的世界影像。并且，无论是私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所造就的媒体景观，都倾向于以影像为中心、以叙事为基础来描绘现实[1]。这些经由大众媒介传播的影像、文字和模型成为青少年认识外部世界、寻求自身意义和建立主体性的一种资源，他们的心理认识也与过往年代的青少年有着显著差异，他们相对能够更早、更便捷地接受到信息轰炸和来自成人世界的话语。因此，青少年自我意识萌芽的时间提前，渴望个体独立的欲望也更为强烈，他们在面对高考时的情感体验及表达也更多元化和个性化，但现实回应他们的不一定是成长所带来的喜悦、收获，更多时候都伴随着困境与伤痛。
《初恋未满》讲述的是1997年的南方小城里，六个即将面临高考的中学生憧憬着未来的青春故事。影片的社会背景中充满着特征明显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符号，如伟人邓小平逝世全班集体悼念的场景、亚洲金融风暴的新闻、影片末尾香港回归时的欢庆场面等。这些历史事件与青少年的命运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其作用只是时间的参照物，为了告诉观众故事发生的年代，从而引起特定群体的共鸣，成为情感的催化剂。这些时代符号中，流行音乐文化不仅突出了怀旧氛围，更与主人公命运直接相连。影片伊始便是女主人公董啾啾的父亲在影像店里为她购买随身听和一盘张雨生的卡带的场景。另外，还出现了醒目的刘德华海报，电视中播放着形形色色的歌唱舞台，大街小巷的音箱中传送着张惠妹的歌曲。这些不仅能建构出影片的时代背景、提示观众影片所展现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偶像歌声充斥的媒体景观帮助青少年构建起对自我价值的定位，以及对自我梦想的追求，并且还与他们青涩的初恋情感相勾连。而高考对于他们以媒体景观为参照建立起的幻想便是一种现实的破坏，其代表的是成人世界价值判断标准下的理想。不同于青少年们宣泄内心情感是置身于开阔的自然环境，校园作为学生主要活动的生存空间有着严格的规则需要遵守。学生们外在的穿着打扮（校服）、内在的理想追求（考上名校）都被归到了相同可循的模式之中，而他们在家庭中又有父母的束缚。啾啾的母亲在失去丈夫以后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女儿和股票上，学习以外的事物在她看来如临大敌，她翻箱倒柜地找到女儿藏在柜子里的随身听和卡带，并愤怒地将其全部摔毁。现实需求压迫着她，她继而以高考为工具将压力转嫁到女儿身上。家庭的变故使得董啾啾最终放弃了音乐梦想，回归“考上北大清华”的现实世界，而她与夏静寒两人的初恋也在庆祝香港回归的人群喧闹中宣告终结。
《青春派》中维系着复读学生居然同其初恋黄晶晶联系的是这个时代中最常见的通讯工具——一部Iphone手机。居然因为受到家长的阻涉而初恋受挫，高考也不幸落榜。此后通过手机与初恋的信息往来成为了居然生活的指望以及他学习奋斗的动力。他希望借助高考考上同黄晶晶一样的重点大学，重新追回自己的爱情。然而在黄晶晶坐上远去上海高铁的那一刻开始，两人便注定着将要分道扬镳。隔开他们的并非是1 200公里的物理空间距离，而是高考前后所处世界的差异。媒体景观带给了青少年们许多关于浪漫的想象，从中他们也似乎看到了某些冲破校园规章制度的可能性。在拍毕业照时以泰戈尔的诗句向心上人大胆告白的居然，无疑成为学生心中的“情圣老师”，因而班级中捣蛋鬼三人组的贾迪和齐明智希望居然为自己追求心怡的女生出主意。由于他们处于生命成长中最旺盛的时期，青春主体往往对未来的人生以及未知充满了无限期待与希望，而媒体景观则加剧了他们对美好的幻想，给予他们可以冲破常规、随性而活的错觉。但无论是对于初恋的遐想在现实手机消息的停滞中破灭，还是对于自己在年龄层面得以“成人”的兴奋与骄傲，最终为成人充斥的社会空间所驱散的事实都让他们付出了成长的代价——对现实的认清与妥协。而高考则似乎成了多数青少年唯一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而改变未来的途径。家境贫寒的周强希望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好大学改变家庭的命运;居然初恋破灭后选择留在北京的大学，从而使在高考期间为了他而分居两地的父母可以团聚;“伪娘”李飞通过艺考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来延续他的青春。 而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景观之于《全城高考》的主人公秦鹏而言，更多地成为他建立自我价值、实现自我梦想的动力源泉。新的媒介系统在全世界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与生活模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网络文学、网络交友成為新时代青少年们生活中重要的娱乐内容之一。秦鹏所创作的网络小说中主角萧遥穿越古代，同各个时代的文人来往交谈。当班主任范老师在课上指出小说中存在不少谬误之时，秦鹏忍不住反驳现代的创作无需在意这些，“旧一套”的创作思想是与时代脱节的。他的小说迎合的是网络快餐文化中人们的文化审美心理。小说重要的不再是其教导、规训作用，而是其娱乐大众的能力，因而具体的文学常识细节显得无足轻重起来。生活在充斥着媒体景观时代中的青少年，影像与电子传媒并不只在于引发人们的思考，而更多地成为人们娱乐的手段。青少年被动地接受且过分依赖来自于电视和网络所构建起的符号体系，同时对主流价值与传统观念进行嘲讽与颠覆。他们试图借此来彰显自我意识并在极具个性的自我展现与表达中实现自我认同。电影的结尾秦鹏因高考作文偏题而落榜，在范老师焦急的质问中，他缓缓掏出了一张签约作家的合同，同时镜头回溯他所说过的“求学不是求分数”“读书不是读死书”等场面。这昭示着高考并非是青少年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高考作为选拔性的升学考试“一考定终身”的权威色彩也由此削弱。结局看似是对过于功利化的教育目标的一种叩问，但影片中许多情节的设置与推进却过于理想化。尤其是秦鹏最终的结局放置于现实来看禁不住推敲，这便使得影片的深度只能停留在高喊空洞口号的层面，缺乏现实关怀，对高考趋于功利化的质疑力度也大打折扣。
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现代媒介的流动与传播所带来的流行音乐文化，还是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愈发扩展，这些媒体景观无一不构成了新一代青少年建构经验、意义和主体性的新方式。尽管这个时代对于青年人在价值观上拥有更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样性，但高考就是学生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对于这一现实问题的处理迥然不同，或是妥协于现实放弃单纯的理想，回归成人价值体系;或是在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中，逐渐认清成人应当如何处理与社会、他人的种种关系;或是在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受挫中逐步寻求到平衡点，在理想与现实的缝隙间寻求到自己的前进方向等。这些个人化的青春成长记忆叙述也往往反映群体性的成长经验，进而引发对时代与社会的情感叩问。另外，从表面上来看，在全球性的媒体景观中，青少年依此想象出来的未来生活方式和理想实践，是顺从了主观意愿和自由趣味的产物，不再受到来自宏大话语的影响，也无需在宏大的叙事中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但事实上，青少年主体虽然摆脱了传统意义上权威话语的控制，却也被公共传媒、歌手明星、广告、娱乐节目等媒体景观与消费主义共同打造出的“流行”标准所摆布。
二、 高考叙事的建构：理想化的青少年
中国拥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历史，发展到今天，高考制度，考试文化思维、心理及教育价值被深刻地写在所有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并且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强大的惯性。另外，高校录取人数也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0%，经过近几年的扩招后达到每年50%以上，社会整体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2]。逐步降低的入学门槛造成在我国上大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和心理期待，受此影响，青春电影中最终呈现出来的青春群像往往是符合成人阶层所划定的“好学生”角色模式，并且顺从于“金榜题名”的传统观念。在高考叙事中，学生的校园生活成为影片呈现的主要空间。校园作为一个青春想象的场域，是由家长、教师联手营造的尽可能地与外部成人社会隔绝的、封闭的世界。同时，高考叙事也更贴近于是一种迎合怀旧风潮的银幕呈现，它只展现过程，因为在这过程中能够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是流行歌曲、黑板、统一的校服等符号元素。但其却不重视展现结果，结果往往是完满的或是无足轻重的。结尾常以罗列学生的姓名、高考分数、录取学校及专业而告终，人物本身并没有得到发展性的成长。青少年在叙事中“被期待扮演某种特殊的社会角色”[3]，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的空间之中，无论是他们个体的价值追求与情感欲望，还是自我与他人、社会之间的碰撞都难以得到重视。
如果说《初恋未满》所充斥的时代符号是为了迎合“80后”一代青年的青春怀旧心理，那么，《全城高考》和《青春派》一方面沿袭了青春电影大量复制青春符号，以获得广大观众内心认同的叙事策略;另一方面，影片中关于高考元素的堆积也暗示着社会期待对塑造青少年角色的决定性意义。校园空间的构建是成人社会的缩影，它束缚并扼杀了青少年们关于梦想与自由的欲望。电影中多次出现以下场景：醒目的高考标语被装点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收音机中总是播放着关于高考扩招的新闻，高考前习题册在学生课桌上层层堆叠，高考后课本笔记被肆意抛洒变卖。除去这些常见的高考元素之外，两部电影中高考倒计时成为了贯穿全片的时间线索，或直接出现在教室前后的黑板之上，或直接以画面字幕提示。并且在时间归零之际，青少年主体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青春困惑，与成人阶层的矛盾冲突都仿佛随之迎刃而解，他们更为丰富且复杂的内心世界也被高考叙事所遮蔽。啾啾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居然与自己的初恋告别，回归升学的传统秩序，但如何去面对接下来的现实社会皆是空白。
影片还透露出一个信号，即高考不仅关乎青少年个体的前途，更是牵动整个社会的特殊事件。《青春派》中庆祝青少年们成人的成年礼被校长、老师代表和家长们变成了高考誓师大会。在撒老师慷慨激昂的发言中，高考是所有人最高的使命与责任，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梦想。而在《全城高考》中，在高考前不幸遭遇车祸的贺帆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援助，最终在各类社会资源的齐心帮助之下，顺利完成高考。随着学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逐渐形成，高考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正如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提及，“只有掌握知识的人（国家）才能掌握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不占有知识不仅意味着贫穷、软弱，而且意味着任人摆布”。那么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占有意味着会在日后逐渐过渡成为对优质社会资源的占有，进而成为个体获取自我利益、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4]。熟知这套体系的成人因此常常以较为激烈的方式来束缚与管教青少年的行为。《全城高考》中任雪的父亲罔顾女儿的意愿，为了让她出国留学，擅作主张到学校为她办理了提前结业证明;而居然的母亲为了他的高考毅然辞职，同丈夫两地分居，只为方便陪伴他在出租屋读书。她对儿子的教育投资中寄托的是摆脱上一辈“连城里像样的一个房子都混不上住”的现实的期望。 教师与家长作为成人社会价值的传声筒，教育并约束着青少年们的种种行为，试图将他们纳入社会主流价值的范式之中，而青少年在面對他们时往往会产生复杂多元的态度反应，他们有的依附顺从，有的激烈反抗，有的僵持疏离。但青春电影在处理青少年与成人世界的冲突与对峙时，总是以情感的力量来化解矛盾，使得矛盾的解决变得单一化、概念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考的残酷性与现实性。啾啾发现母亲被相亲对象骗走了积蓄，同时因争吵而心生愧疚的母亲不仅修好了她的随身听，还给予了她一次去追逐梦想的机会。最终她选择放弃梦想转而去回应母亲的期许。《全城高考》中范老师的人物形象刻画则更显得模式化，他是一位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心系学生的教师。他既要开导任雪的父亲不要逼迫孩子出国留学，又要鼓励因父母离异而想放弃高考的林叶重振信心，且还要为家境贫困的贺帆追讨回被奸商诈骗的钱财，最后还带领着全班学生通过在操场上跑圈与呐喊来激发学习动力。可谓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青春派》中，面对严厉并压制着学生的撒老师，居然等人的对抗和叛逆总是失效并被制服。一直作为学生“对立面”出现的她因意外车祸而远离了讲台，在这期间学生们的自控能力受到了挑战，成绩也随之下滑。而当拄着拐杖的撒老师再次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居然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在拍毕业照时对她进行了“告白”，以表达学生对教师的依赖与敬意。这一系列的青春电影显然是以成人化的叙事视角来建构影片，在高考的重压之下，老师、家长和学生成为一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使得青少年们在面对与成人世界的矛盾时，最终均以妥协与接受成人所认同的社会价值为终结。
三、结 语
于2013年上映的三部青春电影的背景在时间上有着一定的延续性，无论是《初恋未满》中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港台音乐文化，还是《全城高考》《青春派》中新世纪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网络等新媒体文化，席卷全球的媒体景观直接影响了青少年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对自我未来的想象。并且，以高考这一特殊的考试制度及时间节点来观照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反应也是多样的。或是如董啾啾一般放弃参照媒体景观所建立起的音乐幻梦，希望借助高考来找到缓解家庭重担的出路;或是如居然不再寄希望于远在手机另一端而不可触的初恋，回到现实的世界，接受家长和教师所传递的主流价值观;或是如秦鹏以网络创作为阵地来对抗高考所代表的升学体系和意义体系。此外，这些青春电影中的高考叙事最终还是纳入到商业化的青春怀旧消费之中。复制粘贴般的高考元素，一方面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契合观众的共同记忆，以使大众进入对高考的反思与追忆;另一方面，其所建构起的青少年群像仍然是成人社会评判价值下的“好学生”形象，他们各自成长历程中的困惑往往被一笔带过，沦为限定时期中的青春阵痛，且最终总能被圆满的高考结果所解决。在这些高度趋同的描摹高考的模式中，青少年主体地位丧失，他们的青春体验与成长的深刻经历也沦为价值消费，而关于高考制度本身的意义与反思也仅停留在表面。
参考文献：
[1]高军峰，姚润田.新中国高考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2]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6.
[3]（美）阿尔文·托夫勒著.吴迎春译.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艾涓]
关键词：青春电影; 高考; 媒体景观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1-0082-05
近年来，青春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市场中重要的电影类型之一，正趋于多元化的发展。2010年网络微电影《老男孩》引发的青春怀旧潮、大陆青年文化的兴起和一批演员、作家转型成为导演的现象陆续出现，使得2011年到2015年成为了中小成本青春电影产出的高峰期。其中最具代表的是2013 年上半年赵薇执导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收获了七亿多的票房，由此开启了国产青春电影井喷式涌现的一个时期。
一方面，青春电影进入主流商业电影市场，出于对商业化、娱乐化等因素的考量，它们批量生产并沿用《致青春》的成功模式来营造青春成长的怀旧氛围，以满足观众的集体追忆心理。因而在这种青春潮流之中，创作者们更多地通过娱乐化的爱情叙事来展现青春主体的成长经历，校园中青涩纯真的初恋与踏入社会后混乱的爱恨纠葛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主人公们的爱情故事中往往掺杂着“狗血”的因素。影片借这些小概率事件的重复出现来呈现并且试图加强青年人成长中必经的青春阵痛;另一方面，创作者们也尝试从题材选取、主题表达、叙事模式等方面突破青春片同质化的趋势，制作出生命力更为持久的青春电影。本文以2013年上映的《初恋未满》《青春派》《全城高考》这三部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它们如何以高考作为切入点来观照青少年在这一过程中经历的精神困惑、生理和心理变化。
一、媒体景观的重塑：高考之于青少年的意义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自1952年高考制度建立以来，在实践层面，它是一种相对公正、公平、公开的人才选拔机制，且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环境发生了种种变化，大众媒介迅速普及。2000年前后互联网的发展更使得青少年接受信息的数量和娱乐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一书中所言，电子媒体以其形式上十足的多样性（电影、电视、电脑和电话）和在日常生活中迅猛的传播速度为自我想象提供着资源，并将其作為一种日常的社会项目进行。而所谓的媒体景观，一是指生产和散布信息的电子能力（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影制片厂）的分配;二是指媒体所生产出的世界影像。并且，无论是私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所造就的媒体景观，都倾向于以影像为中心、以叙事为基础来描绘现实[1]。这些经由大众媒介传播的影像、文字和模型成为青少年认识外部世界、寻求自身意义和建立主体性的一种资源，他们的心理认识也与过往年代的青少年有着显著差异，他们相对能够更早、更便捷地接受到信息轰炸和来自成人世界的话语。因此，青少年自我意识萌芽的时间提前，渴望个体独立的欲望也更为强烈，他们在面对高考时的情感体验及表达也更多元化和个性化，但现实回应他们的不一定是成长所带来的喜悦、收获，更多时候都伴随着困境与伤痛。
《初恋未满》讲述的是1997年的南方小城里，六个即将面临高考的中学生憧憬着未来的青春故事。影片的社会背景中充满着特征明显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符号，如伟人邓小平逝世全班集体悼念的场景、亚洲金融风暴的新闻、影片末尾香港回归时的欢庆场面等。这些历史事件与青少年的命运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其作用只是时间的参照物，为了告诉观众故事发生的年代，从而引起特定群体的共鸣，成为情感的催化剂。这些时代符号中，流行音乐文化不仅突出了怀旧氛围，更与主人公命运直接相连。影片伊始便是女主人公董啾啾的父亲在影像店里为她购买随身听和一盘张雨生的卡带的场景。另外，还出现了醒目的刘德华海报，电视中播放着形形色色的歌唱舞台，大街小巷的音箱中传送着张惠妹的歌曲。这些不仅能建构出影片的时代背景、提示观众影片所展现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偶像歌声充斥的媒体景观帮助青少年构建起对自我价值的定位，以及对自我梦想的追求，并且还与他们青涩的初恋情感相勾连。而高考对于他们以媒体景观为参照建立起的幻想便是一种现实的破坏，其代表的是成人世界价值判断标准下的理想。不同于青少年们宣泄内心情感是置身于开阔的自然环境，校园作为学生主要活动的生存空间有着严格的规则需要遵守。学生们外在的穿着打扮（校服）、内在的理想追求（考上名校）都被归到了相同可循的模式之中，而他们在家庭中又有父母的束缚。啾啾的母亲在失去丈夫以后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女儿和股票上，学习以外的事物在她看来如临大敌，她翻箱倒柜地找到女儿藏在柜子里的随身听和卡带，并愤怒地将其全部摔毁。现实需求压迫着她，她继而以高考为工具将压力转嫁到女儿身上。家庭的变故使得董啾啾最终放弃了音乐梦想，回归“考上北大清华”的现实世界，而她与夏静寒两人的初恋也在庆祝香港回归的人群喧闹中宣告终结。
《青春派》中维系着复读学生居然同其初恋黄晶晶联系的是这个时代中最常见的通讯工具——一部Iphone手机。居然因为受到家长的阻涉而初恋受挫，高考也不幸落榜。此后通过手机与初恋的信息往来成为了居然生活的指望以及他学习奋斗的动力。他希望借助高考考上同黄晶晶一样的重点大学，重新追回自己的爱情。然而在黄晶晶坐上远去上海高铁的那一刻开始，两人便注定着将要分道扬镳。隔开他们的并非是1 200公里的物理空间距离，而是高考前后所处世界的差异。媒体景观带给了青少年们许多关于浪漫的想象，从中他们也似乎看到了某些冲破校园规章制度的可能性。在拍毕业照时以泰戈尔的诗句向心上人大胆告白的居然，无疑成为学生心中的“情圣老师”，因而班级中捣蛋鬼三人组的贾迪和齐明智希望居然为自己追求心怡的女生出主意。由于他们处于生命成长中最旺盛的时期，青春主体往往对未来的人生以及未知充满了无限期待与希望，而媒体景观则加剧了他们对美好的幻想，给予他们可以冲破常规、随性而活的错觉。但无论是对于初恋的遐想在现实手机消息的停滞中破灭，还是对于自己在年龄层面得以“成人”的兴奋与骄傲，最终为成人充斥的社会空间所驱散的事实都让他们付出了成长的代价——对现实的认清与妥协。而高考则似乎成了多数青少年唯一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而改变未来的途径。家境贫寒的周强希望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好大学改变家庭的命运;居然初恋破灭后选择留在北京的大学，从而使在高考期间为了他而分居两地的父母可以团聚;“伪娘”李飞通过艺考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来延续他的青春。 而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景观之于《全城高考》的主人公秦鹏而言，更多地成为他建立自我价值、实现自我梦想的动力源泉。新的媒介系统在全世界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与生活模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网络文学、网络交友成為新时代青少年们生活中重要的娱乐内容之一。秦鹏所创作的网络小说中主角萧遥穿越古代，同各个时代的文人来往交谈。当班主任范老师在课上指出小说中存在不少谬误之时，秦鹏忍不住反驳现代的创作无需在意这些，“旧一套”的创作思想是与时代脱节的。他的小说迎合的是网络快餐文化中人们的文化审美心理。小说重要的不再是其教导、规训作用，而是其娱乐大众的能力，因而具体的文学常识细节显得无足轻重起来。生活在充斥着媒体景观时代中的青少年，影像与电子传媒并不只在于引发人们的思考，而更多地成为人们娱乐的手段。青少年被动地接受且过分依赖来自于电视和网络所构建起的符号体系，同时对主流价值与传统观念进行嘲讽与颠覆。他们试图借此来彰显自我意识并在极具个性的自我展现与表达中实现自我认同。电影的结尾秦鹏因高考作文偏题而落榜，在范老师焦急的质问中，他缓缓掏出了一张签约作家的合同，同时镜头回溯他所说过的“求学不是求分数”“读书不是读死书”等场面。这昭示着高考并非是青少年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高考作为选拔性的升学考试“一考定终身”的权威色彩也由此削弱。结局看似是对过于功利化的教育目标的一种叩问，但影片中许多情节的设置与推进却过于理想化。尤其是秦鹏最终的结局放置于现实来看禁不住推敲，这便使得影片的深度只能停留在高喊空洞口号的层面，缺乏现实关怀，对高考趋于功利化的质疑力度也大打折扣。
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现代媒介的流动与传播所带来的流行音乐文化，还是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愈发扩展，这些媒体景观无一不构成了新一代青少年建构经验、意义和主体性的新方式。尽管这个时代对于青年人在价值观上拥有更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样性，但高考就是学生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对于这一现实问题的处理迥然不同，或是妥协于现实放弃单纯的理想，回归成人价值体系;或是在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中，逐渐认清成人应当如何处理与社会、他人的种种关系;或是在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受挫中逐步寻求到平衡点，在理想与现实的缝隙间寻求到自己的前进方向等。这些个人化的青春成长记忆叙述也往往反映群体性的成长经验，进而引发对时代与社会的情感叩问。另外，从表面上来看，在全球性的媒体景观中，青少年依此想象出来的未来生活方式和理想实践，是顺从了主观意愿和自由趣味的产物，不再受到来自宏大话语的影响，也无需在宏大的叙事中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但事实上，青少年主体虽然摆脱了传统意义上权威话语的控制，却也被公共传媒、歌手明星、广告、娱乐节目等媒体景观与消费主义共同打造出的“流行”标准所摆布。
二、 高考叙事的建构：理想化的青少年
中国拥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历史，发展到今天，高考制度，考试文化思维、心理及教育价值被深刻地写在所有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并且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强大的惯性。另外，高校录取人数也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0%，经过近几年的扩招后达到每年50%以上，社会整体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2]。逐步降低的入学门槛造成在我国上大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和心理期待，受此影响，青春电影中最终呈现出来的青春群像往往是符合成人阶层所划定的“好学生”角色模式，并且顺从于“金榜题名”的传统观念。在高考叙事中，学生的校园生活成为影片呈现的主要空间。校园作为一个青春想象的场域，是由家长、教师联手营造的尽可能地与外部成人社会隔绝的、封闭的世界。同时，高考叙事也更贴近于是一种迎合怀旧风潮的银幕呈现，它只展现过程，因为在这过程中能够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是流行歌曲、黑板、统一的校服等符号元素。但其却不重视展现结果，结果往往是完满的或是无足轻重的。结尾常以罗列学生的姓名、高考分数、录取学校及专业而告终，人物本身并没有得到发展性的成长。青少年在叙事中“被期待扮演某种特殊的社会角色”[3]，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的空间之中，无论是他们个体的价值追求与情感欲望，还是自我与他人、社会之间的碰撞都难以得到重视。
如果说《初恋未满》所充斥的时代符号是为了迎合“80后”一代青年的青春怀旧心理，那么，《全城高考》和《青春派》一方面沿袭了青春电影大量复制青春符号，以获得广大观众内心认同的叙事策略;另一方面，影片中关于高考元素的堆积也暗示着社会期待对塑造青少年角色的决定性意义。校园空间的构建是成人社会的缩影，它束缚并扼杀了青少年们关于梦想与自由的欲望。电影中多次出现以下场景：醒目的高考标语被装点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收音机中总是播放着关于高考扩招的新闻，高考前习题册在学生课桌上层层堆叠，高考后课本笔记被肆意抛洒变卖。除去这些常见的高考元素之外，两部电影中高考倒计时成为了贯穿全片的时间线索，或直接出现在教室前后的黑板之上，或直接以画面字幕提示。并且在时间归零之际，青少年主体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青春困惑，与成人阶层的矛盾冲突都仿佛随之迎刃而解，他们更为丰富且复杂的内心世界也被高考叙事所遮蔽。啾啾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居然与自己的初恋告别，回归升学的传统秩序，但如何去面对接下来的现实社会皆是空白。
影片还透露出一个信号，即高考不仅关乎青少年个体的前途，更是牵动整个社会的特殊事件。《青春派》中庆祝青少年们成人的成年礼被校长、老师代表和家长们变成了高考誓师大会。在撒老师慷慨激昂的发言中，高考是所有人最高的使命与责任，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梦想。而在《全城高考》中，在高考前不幸遭遇车祸的贺帆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援助，最终在各类社会资源的齐心帮助之下，顺利完成高考。随着学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逐渐形成，高考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正如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提及，“只有掌握知识的人（国家）才能掌握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不占有知识不仅意味着贫穷、软弱，而且意味着任人摆布”。那么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占有意味着会在日后逐渐过渡成为对优质社会资源的占有，进而成为个体获取自我利益、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4]。熟知这套体系的成人因此常常以较为激烈的方式来束缚与管教青少年的行为。《全城高考》中任雪的父亲罔顾女儿的意愿，为了让她出国留学，擅作主张到学校为她办理了提前结业证明;而居然的母亲为了他的高考毅然辞职，同丈夫两地分居，只为方便陪伴他在出租屋读书。她对儿子的教育投资中寄托的是摆脱上一辈“连城里像样的一个房子都混不上住”的现实的期望。 教师与家长作为成人社会价值的传声筒，教育并约束着青少年们的种种行为，试图将他们纳入社会主流价值的范式之中，而青少年在面對他们时往往会产生复杂多元的态度反应，他们有的依附顺从，有的激烈反抗，有的僵持疏离。但青春电影在处理青少年与成人世界的冲突与对峙时，总是以情感的力量来化解矛盾，使得矛盾的解决变得单一化、概念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考的残酷性与现实性。啾啾发现母亲被相亲对象骗走了积蓄，同时因争吵而心生愧疚的母亲不仅修好了她的随身听，还给予了她一次去追逐梦想的机会。最终她选择放弃梦想转而去回应母亲的期许。《全城高考》中范老师的人物形象刻画则更显得模式化，他是一位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心系学生的教师。他既要开导任雪的父亲不要逼迫孩子出国留学，又要鼓励因父母离异而想放弃高考的林叶重振信心，且还要为家境贫困的贺帆追讨回被奸商诈骗的钱财，最后还带领着全班学生通过在操场上跑圈与呐喊来激发学习动力。可谓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青春派》中，面对严厉并压制着学生的撒老师，居然等人的对抗和叛逆总是失效并被制服。一直作为学生“对立面”出现的她因意外车祸而远离了讲台，在这期间学生们的自控能力受到了挑战，成绩也随之下滑。而当拄着拐杖的撒老师再次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居然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在拍毕业照时对她进行了“告白”，以表达学生对教师的依赖与敬意。这一系列的青春电影显然是以成人化的叙事视角来建构影片，在高考的重压之下，老师、家长和学生成为一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使得青少年们在面对与成人世界的矛盾时，最终均以妥协与接受成人所认同的社会价值为终结。
三、结 语
于2013年上映的三部青春电影的背景在时间上有着一定的延续性，无论是《初恋未满》中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港台音乐文化，还是《全城高考》《青春派》中新世纪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网络等新媒体文化，席卷全球的媒体景观直接影响了青少年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对自我未来的想象。并且，以高考这一特殊的考试制度及时间节点来观照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反应也是多样的。或是如董啾啾一般放弃参照媒体景观所建立起的音乐幻梦，希望借助高考来找到缓解家庭重担的出路;或是如居然不再寄希望于远在手机另一端而不可触的初恋，回到现实的世界，接受家长和教师所传递的主流价值观;或是如秦鹏以网络创作为阵地来对抗高考所代表的升学体系和意义体系。此外，这些青春电影中的高考叙事最终还是纳入到商业化的青春怀旧消费之中。复制粘贴般的高考元素，一方面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契合观众的共同记忆，以使大众进入对高考的反思与追忆;另一方面，其所建构起的青少年群像仍然是成人社会评判价值下的“好学生”形象，他们各自成长历程中的困惑往往被一笔带过，沦为限定时期中的青春阵痛，且最终总能被圆满的高考结果所解决。在这些高度趋同的描摹高考的模式中，青少年主体地位丧失，他们的青春体验与成长的深刻经历也沦为价值消费，而关于高考制度本身的意义与反思也仅停留在表面。
参考文献：
[1]高军峰，姚润田.新中国高考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2]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6.
[3]（美）阿尔文·托夫勒著.吴迎春译.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