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随着很多“老虎”级的官员在中央强力反腐中落马，和他们有利益勾连的商人也一并倒下。
　　仅仅以四川为例，3名省部级官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的背后，牵扯出了一批商人。最著名的，是黑社会老大、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此外，还有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四川明星电缆股份公司董事长李广元，以及中旭盛世风华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兵等。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自然的结果，反腐在一定—当然也是很有限的—范围内触动到了权力、资本、知识精英的黑色“精英联盟”，一个个平时隐身于黑暗中的小联盟， 随着位于联盟中心的贪官被抓而被瓦解，烟消云散。
　　反腐具有解构官商学利益结构的功能，但这种功能也难以高估。毕竟，这种 “精英联盟”根基深厚，错综复杂，且不一定只是纯粹的腐败共同体。它在当下的中国，仍然影响极为深远。
　　最近，媒体报道湖南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在文件中，双峰县表示，李定胜是县里多家企业的董事长，其中有一家还是省重点企业，“如果对李定胜进行长期羁押，势必影响该项目的正常投产，进而影响全县……”
　　此外，媒体在报道中还提到，双峰县在文件中表示，李定胜的企业与县里其他企业长期存在资金拆借行为，“任其发展下去极有可能引发重大社会不稳定事件”。
　　这正是发生在基层的典型的“精英联盟”。官方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去为一个企业家“请求”取保候审，实在是意味深长。人们也许不需要去对背后是否有官商勾结展开合理想象，以及是不是幕后操作失败才走到前台来干预司法。只从文件中所说的，长期羁押犯罪嫌疑人会导致经济、社会稳定受到影响，就足以说明“精英联盟”的坚固性—它事实上已经绑架了权力结构，甚至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结构。出于“公心”的权力，变成了“精英联盟”这个利益共同体的“私心”。
　　从媒体披露出来的贪腐黑幕来看，种种黑色“精英联盟”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迄今已经20年，差不多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现在正进行二代传递。比如，商人周滨的“小伙伴”们，就有落马的省部级官员郭永祥、蒋洁敏的儿子郭连星、蒋峰。父辈在权力—利益上的交集，以及其中的关系，也传递给了他们，就像阶层位置的代际传递一样。
　　权力、资本、知识精英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构成“联盟”，看上去并不奇怪。权力精英需要和资本精英、知识精英联盟，是因为权力要变现为利益，而且需要进行合法性论证；资本精英需要和权力精英、知识精英结盟，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他们需要寻找庇护和从政府那儿获取资源，并且，也需要知识精英的鼓吹；而知识精英要获取名利，则需要游走于官-商的利益结构。这三者相互需要，可谓强强联合。这个“铁三角”通过非法的勾当攫取了改革的成果，已成为中国社会走向公平正义的强有力的阻击者。他们可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可以使资源分配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可以攫取巨大的腐败收益。
　　一般所说的“特殊利益集团”，和黑色“精英联盟”存在很大的交集。某种意义上说，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成功，社会能否变得让人充满希望，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是否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此类黑色“精英联盟”，至少不让后者凌驾于法律、公正和民主之上。
　　这种阻碍改革深入进行的“精英联盟”，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粗陋的形式，就是腐败共同体，包括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官商学之间的利益勾连，前面所说的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等，大致属于此类。这个腐败共同体局限于一个个圈子，比较“黑”，多数见不得阳光。
　　另外一种，是在对制度、政策影响上的“精英联盟”，权力、资本、知识精英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是一个很大的共同体，某种程度上，他们具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也有很多官方半官方、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平台，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在博弈中，和民众相比，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民众或者被排斥进入这些平台，或者极少数进入的也只是点缀。
　　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其可能深化为权力、资本、知识精英对经济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控制。他们通过这种总体性控制来确立有利于自己的等级秩序。前面所说的双峰县官方发红头文件为企业家“请求”，从一个微小的层面曲折地映射了这一点。
　　显然，反腐只碰触到了“精英联盟”的第一种表现形式。要瓦解第二种表现形式的“精英联盟”，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做到，而且也应该是它下一步要干的事情。抓住这个“问题意识”，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