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年龄，别去随便打听。这一点，稍微绅士一点的男人，都是懂的。
　　女人嘛，她们的理想就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最好是“永远十八”。那样，自我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那么，刊物的印数呢？是不是也像女人的年龄那样，希望“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呢？错了。刊物的印数，可不想倒退，只盼着“今年十八，明年二十”才好呢！
　　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目前，国内所有的期刊印数，几乎都在下滑。以至于下滑到羞于启齿的地步了。许多刊物的印数，已经跟女人的年龄一样——不要去打听啦。
　　如果往前推10年、20年、30年，你不去打听刊物的印数，对方还会很自豪地告诉你——
　　“咱们《雨花》发行量达到68万份！”《雨花》杂志的老师，曾经那样对我说。
　　“《故事会》的发行量，每期都在400万份上下。”那一年，我到《故事会》参加笔会时，《故事会》的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讲的。
　　还有我们《连云港文学》，上世纪80年代初期，每期的发行量都在12万份左右。
　　想想，那个时候的文学期刊是多么辉煌。
　　而今，尤其是最近三五年，大数据（微信、博客）抢夺了人们的眼球，文学期刊的印数急速下滑。
　　我记得，前年春天，我在徐习军参与编辑的刊物上发了一个小稿子（当时，徐教授手下经办着好几本刊物呢）。我闲着没事时，转悠到他的办公室，顺便问了一句：“前期约我的那篇小稿，什么时候可以见刊（见到刊物）？”
　　徐教授抬头望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说：“快了，你再坐20分钟，刊物可能会拿到手了。”
　　徐教授说，他们的刊物是在下面一个县里印刷廠印的，按计划下午3点前，对方会将刊物送过来。
　　我心想，今天让我来着了，顺便可以拿到最新的刊物了。
　　果然，3点钟不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一手拎着一摞散发着油墨香的新刊物，如同一手拎着三五块砖头似的，很是轻松的样子，推门进来了。
　　当时，我认为车上还有很多期刊，想帮助那人去拿（卸货），对方却摆摆手说：“不用不用！”说话间，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张送货单递给徐教授，以此表明他送来的刊物数量。
　　事后，也就是那个送刊物的人走了以后，我疑疑惑惑地问徐教授：“你们刊物，就印这几份吗？”
　　徐教授可能羞于刊物的印数，跟我打了马虎眼子，说：“这是前期送几本给我们看看的。”言下之意，大量的刊物印数还在后面。
　　事后我仔细想想，徐教授那话是骗我的。
　　事实上，我们的期刊印数，大都像徐教授手下的刊物印数一样——直线下滑。
　　期间，还有一些报刊、杂志，纷纷停刊。
　　但是，我们为副刊写稿子的作者，却像飞蛾扑火一样，一茬一茬地前赴后继。就拿我们微型小说（小小说）来说吧，各种学习班、作家班、包括个人创办的读书班、阅稿服务体系等等，层出不穷，每年都有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写作人，数字直线上升。
　　而各家刊物呢，印数下滑不说，而且还不断有刊物停刊。如此严重的社会“矛盾体”，若是甩给地方政府来解决，只怕是信访部门要应接不暇了。
　　可我们写作者很是遵纪守法，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只是默默地承受，即便没有地方发表，我们发个朋友圈、弄在公众号上，也心安理得。
　　好在，还有那么一些刊物，在期刊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还在不断地提升稿费——尽管是望梅止渴一样的高稿费。
　　如《北京文学》千字千元，《钟山》《上海文学》《花城》《当代》《十月》《人民文学》等等，他们的稿费虽然没有达到《北京文学》那样千字千元，但也在千字千元上下浮动着。
　　紧随其后的，还有《雨花》《作品》《天涯》《广西文学》《鸭绿江》《江南》《文学港》《边疆文学》《故事会》《金山》等等，他们的稿费也都相当客观。至于，人家刊物的印数，咱就别问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期刊印数每年下滑的情况下，那些所谓的纯文学刊物，又没有高额的广告支撑，他们是如何将稿费飚升得如此之高呢？是政府补贴？还是企业赞助？
　　这个问题，人家不会告诉我们，咱也不去深问。
　　但是，就如何办好刊物而言，泗阳县文联主席张荣超老师曾有一句名言——只要手头有钱，谁都能把刊物办好。
　　那一年，准确地说是2018年底，临近2019年元旦时，我与张老师到四川大凉山参加《小说选刊》一个颁奖活动，他看到去了那么多大刊、名刊的主编，想到他手下的那本《林中凤凰》，突然间，就冒出那么一句。
　　是的，只要有钱，像《北京文学》那样，来个千字千元，或者说，咱自办一个文学刊物，其稿费比《北京文学》的稿费再高出三倍来，就不信招不来好编辑，约不到好稿件。可那样创办出来的精品刊物，放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能有多少人掏钱来买？每期的刊物印数能达到当年《雨花》那样——68万份吗？
　　这个问题，张主席肯定没去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