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我在经历了十年的戎马生涯后，转业到了地方，被分配到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秘书科工作。
　　那正是一个大饥荒的年代，整个社会的话题似乎都集中在“吃”上，人人都在想方设法搞吃的，红薯、藕、南瓜、萝卜这些平常人们看不上眼的杂粮、蔬菜此时都成了抢手货。然而在教育界，由于一些教师忠诚于教育事业，死抱着男27斤、女26斤的口粮坚守在讲台上，所以许多人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有的还患上了肝炎、浮肿、妇科病，还不时传来某某学校某某老师昏倒在讲台上的消息。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天，局长找到我，说考虑到我曾在部队锤炼过十年，还立过三等功，是个值得信任的同志，所以要交给我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局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特供证”递给我说：“你也知道，当前我们的教师队伍中，出现了严重营养不良的状况，导致许多教师患上了各种疾病，为了保住这支队伍，我向省教育厅、市政府申请了多次，终于要到了一张‘特供证’。你的任务就是办一个小型疗养所，将我局下属中一些有疾病的教师轮流安排到疗养所休养一个月，这张‘特供证’能到特定的部门买肉、糯米、红糖、猪油、鸡蛋这些营养品，你一定要把好关，让这些来之不易的营养品全部都用在教师的疗养上。”
　　我听了，既感动，也觉得光荣，党和政府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居然还能为教师们提供“特供证”，这是关心教育的体现；而我成了持“特供证”的人，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
　　接下任务后，我立即在局下属的学校里四处考查，终于在一个校园里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地方：既有一栋三层楼房可作为前来疗养教师的宿舍，又有一排平房能作为食堂、餐厅和治疗室，而且还能隔离成独立的小院。地址选好后，我又亲自选拔炊事员、医护员等相关人员，组成了“武昌教师疗养小组”。随后，局里也把相关的经费拨到我处，按局里规定，前来疗养的教师不需要交钱，只需交粮票就行。
　　一个月后，疗养所开张了。我开始每天拿着“特供证”到各个特供点去购买猪肉、鸡蛋等营养品送到疗养所食堂。
　　我持有一张“特供证”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成了人人仰慕的人物，走到哪里，人们都对我毕恭毕敬，但我始终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一定要把好关，不让这张“特供证”为个人谋私利。所以，当亲友们纷纷找到我，希望我帮他们买点“特供食品”时，我都一口回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有一天，一个曾和我在朝鲜战场上共过生死的战友找到我，说他的妻子怀孕了，急需红糖和鸡蛋，要我用“特供证”帮他买一点，我说：“老战友啊，我怎么能放弃原则开后门呢？想想那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吧，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坚守和克服的呢！”在我的劝说下，老战友想通了。但为了帮助老战友，我将自己的一份口粮供应给了他。结果，我因少了一个月的供应，每天只有靠吃蒸藕、萝卜汤度日，偶尔能吃到一个糠菜饼子就算打牙祭了。
　　有一天，我去特供点购买排骨时，被告知没有新鲜排骨，只有卤排骨，我只有接受。当卤排骨称好放到我面前时，那香气熏得我口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实在挡不住那美味的诱惑，就以尝尝的理由吃了一小块。当卤排骨送到疗养所食堂时，我叫管理员来过秤，结果明显少了一点，我顿时脸红得不行，虽然管理员没说什么，但我心里特别羞愧，回到宿舍，狠狠拧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告诫自己，下次一定不要贪吃了，一定不要为了一点吃食毁了自己的清白和前程。
　　通过这件事，我想到美味的诱惑是不可小视的，我开始更加严格管理疗养所的食堂，每一斤食物做多少份，可供应几位教师，都计算得不差分毫。我还将疗养所的工作人员集中单独吃饭，不沾一点“特供证”的光。
　　在我的严格管理监督下，疗养所办得十分到位。在疗养所疗养的教师们经过一个月的营养补充，身体都得到了恢复。他们临走时，都会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党和政府关心我们，我们回去后一定会努力工作！”
　　通过在疗养所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自己也很受教育，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教育局的领导们没有一个找我利用“特供证”为他们购买食品。一些教师来疗养没几天，心里牵挂着学生，说身体好多了，要求提前回校上讲台。
　　这些感人的事触动了我，我原来从部队要求转业到地方，是想考大学的，但通过办疗养所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踏踏实实地在教育战线上干一辈子。
　　一张饥饿年代的“特供证”，改变了许多教师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