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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为世界的和平而战。中共一直关注战后中国和战后世界的建设，支持同盟国的协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对日处置上，要求贯彻《波茨坦公告》精神，管制日本，根除战争因素，维护远东和平；在盟国关系上，强调大国的合作与一致；同时也努力争取在受降权上应有的地位和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处理问题上的主张和努力，体现了非凡的自信和能力，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日和约及外交政策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战后处理； 战犯 ；美国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4-0050-09
直到1944年，中国共产党仍认为自己的外交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是中共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315）因此，对于中国抗战胜利后的战后处理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象国民党那样，提出全面和具体的方案。虽然如此，但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战后中国和战后世界的建设，并称之为战后“新中国”和“新世界”，对盟国举行的系列会议的决议都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实际已经形成了对战后处理问题的主张和设想。这些主张和设想具有鲜明的中共的特点，也是其对国内政治主张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外交方向和对日政策方针。
一、 支持盟国协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党，也没有机会代表中国处理外交事务，但中共对于国际事务，特别是同盟国的关系都极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对于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中共认为，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战，也是为世界的和平而战，中共愿意领导中国人民对战后新世界的建设分担其应负的责任。对于国际重大问题，中共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要在一切国际、国内、战时、战后重大问题上，明白表示我们的态度，与对同盟国政府与人民的要求。要使盟邦清楚知道我们坚持抗战要彻底胜利，民主政治要彻底实现的决心及努力，强调我们对战后世界和平与世界经济合作的保障及可能有极大贡献……我们要随时注意研究国际间的活动（如战后救济总署、国际援华运动、战后和平计划等），准备与提出自己的意见。”
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联合声明发表，被称为《大西洋宪章》。《大西洋宪章》提出了美英共同反对法西斯的目的及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将《大西洋宪章》视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和原则。在《大西洋宪章》发表两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彻底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社论，指出：“大西洋宪章是英美两国共同的国策，而在二十六国宣言发表后，实际上已经成了世界宪章。他不仅是联合国家对作战目标的宣言，也的的确确是战后新世界的基础。”
1942年1月，反法西斯同盟国家《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后不久，《新华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战后的世界必定要是自由、民主、和平的世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必须根绝。相互间决不侵犯领土，不干涉内政，经济必须繁荣与互惠。民族必须平等互助。凡此一切，去年所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今年一月的二十六国宣言，以及英苏同盟条约，苏美互助协定等文件中，都已规定得很明确。这些，都与中国人民的愿望相吻合，與新中国的建设相辅相成。”对于战后的中国及世界，中共的主张非常明确，那就是自由、民主、和平的世界，战后问题的原则是“民族自决，民主自由，经济合作和国际协商”。这一原则，体现在战时盟国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中，它不但是建设战后世界的原则，也是建设战后中国的原则。因此，中共对于战时盟国历次会议的决议、公告等国际文件都表示肯定、赞同和支持，将其中的原则作为自己对战后问题主张的原则和依据。
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发布的宣言中宣布：“世界战争中胜败谁属，已很明显，……而且战后世界的动向亦有了明确的方针。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苏英同盟条约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规定战后的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侵略主义再有抬头的可能。凡此一切，都被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所共同承认，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拥护这些宣言，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
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加速战争结束及战后建立安全制度问题 。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发表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发表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阐明四国宣言的重要意义，指出：“莫斯科会议发表的四国宣言，是四国关于战后问题的大宪章。条文虽少，意义重大。这宣言是去年元旦二十六国宣言的重要发展。那次宣言奠定了联合国在战时的合作，而四国宣言则确立了战后合作的基础。三国会议对战后欧洲问题，正是在这个宣言的原则下商讨和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不但认识到四国宣言对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而且认识到通过四国宣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于中国在战后建立世界和平的岗位也极明确地最后确定了”，中国将在战后世界占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战争和战后和平中的责任也加重了，需要有新的精神、新的努力。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12月1日，正式发表《开罗宣言》。开罗会议是中美英三国关于战后对日政策及战后安排的一次影响深远的盟国会议。对于开罗会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关注的重点是会议对战争进程及国内民主的影响，中共认为，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挑拨中、美、英三国团结的阴谋和中国或明或暗的投降分子，打击了日本的诱降，有利于中国的团结抗战。中共自豪地认为：“消灭日寇，及新东方的建立，中、英、美的努力最为重要，而中国对远东被压迫民族的示范和协助，尤为重要。” 中共一方面支持盟国的决定和协议，同时也不断增加了对中国抗战重要意义及战后中国在远东和世界上的重要地位的了解和认识。 在战后处理问题上，中共对盟国协议的赞同和支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1084-1085）
中国共产党不但赞成盟国的一致主张和原则，而且明确表达了参与战后国内、国际事务和建设的愿望，愿意与盟国在战后处理问题上进行各方面的合作，中共对战后安排的设想是主动而积极的，是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二、 对日处理：根除战争基础，
严惩战犯，慎重對待天皇问题
对于战后日本的处置，中国共产党主张：“一定要根据波茨坦联合公告的精神原则，彻底管制日本，从根剔除足以造成再一次侵略战争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一切成因，粉碎一切军阀主义势力，剥夺天皇的独裁权力，严格惩治战争罪犯及其附属国爪牙，扶植日本人民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这样才能在赢得战争之后赢得和平。”
日军侵略中国期间，违反国际法规，杀害平民，到处制造惨案，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严惩战争罪犯是国共两党和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中国共产党认为，法西斯侵略者是全人类的敌人，是“绝无人性的暴虐者”，他们欠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对于战争罪犯，决不能姑息。《新华日报》社论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甘心让法西斯侵略者虐杀。这样的死，死不瞑目，为了彻底根绝法西斯侵略者，只有把这些罪犯，彻底消灭！” 中国受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所受痛苦也最深，对惩罚战犯的要求最关心最迫切，这并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将来的持久和平。
1943年6月，为调查日本的侵略罪行，国民政府筹备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敌寇在中国的一切罪行。对此，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机构如何开展工作提出建议：“这件工作，不能限于静的收集材料，更要发挥动的调查。要鼓励前后方和敌后的机关、团体和人民，尽量供给材料，并且要能经常派人到各地去调查访问，就地收集材料，不使一个敌寇漏网。同时，敌寇的暴行既与汉奸的伪政权和伪军的罪行不可分，我们请政府考虑，应如何调查收集关于汉奸民族叛逆罪行的材料！” 对于如何搜集证据，中国共产党主张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搜集日军罪行的证据，要做到详尽，不使一个敌寇漏网。同时要调查收集汉奸叛逆的罪行，不能使他们逃脱惩罚。
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明确界定，指出惩罚战争罪犯的范围是“从中央以至地方，从军人、官僚以至财阀、政治家，从日本国内以至占领区，从各方面调查检举，予以严厉处罚。”战争罪犯包括下列人员：
“首先是准备与发动侵略战争以及执行侵略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应作为首要战犯惩办。如荒木贞夫、本庄繁、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杉山元等。……
其次是战争的同谋者以及与军部合作积极支持战争者，应按其罪行轻重分别惩办。这里面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皇室、重臣、高级官僚等。……二是财阀。日本的大财阀都是从历次侵略战争中起家的，他们离不开军部，军部也离不开他们。……三是反动的政治家、官僚及法西斯团体负责人等。……
对于违反战争法律与惯例以及违反人道的罪行，如屠杀、虐待战俘，杀害、奴役、侮辱平民，抢劫、破坏私人及公共财物等等暴行者，不管其职位高低，都应受刑法的制裁。至于军部的走卒——宪兵、镇压人民的凶手——政治警察、警备队（占领区）的积极分子，也必须予以应有的处罚。”
中国共产党认为，战争罪犯包括战争的准备者、发动者、军事指挥者，战争的同谋者及与军部合作积极支持者，以及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行的实施者。要有一个“点滴不漏的战争犯名单，公布于全世界”。对于战争罪犯的审判，中国共产党主张，除了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无特殊地域性的主要战犯外，每个国家（包括日本人民）以及曾被侵占的地区，都有权审判一切侵害他们利益的战犯。
除了严惩战争罪犯，中国共产党对战后如何处置日本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主要内容是要解除日本的战争军备，要废止军阀等的特权，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把日本人民和军阀分开，要促进日本人民力量的发展，争取广大的反军阀反战争的日本人民合作，帮助日本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其中日本共产党又是日本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我们要严厉惩罚战争罪犯，但是我们无意也不可能绝灭日本的民族。对于日本的军阀领袖、反动政客、军火资本家、参加沦陷区暴行和染指于虐杀战俘的一切人员，我们要追迹到海角天涯，使他们在犯罪的地方审判处罪，我们要废止军阀、皇室、元老贵族等等的特权，没收他们的财产，解散一切反动的半军事性质的团体，……但同时我们也要争取日本人民的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份子的合作。日本共产党是一个强大坚定而在这八年战争中一直抱臂前导，指导着、组织着日本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
战后日本天皇制的存废问题，是关系到战后日本国体的重要问题。在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就天皇制的存废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应依其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主张。”（115）在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没有涉及日本的国体问题，为战后天皇制的保留提供了一个存在的基础。对于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但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如果盟国间侈谈消灭天皇，可能会为日本军阀提供一个团结国内战线的借口。关于战后保留或废除天皇的问题，应该交付日本人民表决。中国共产党对天皇制的态度和认识，基本接受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意见。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野坂参三代表日本共产党在会上作《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他提出了天皇和天皇制两个概念，指出，天皇有两个作用，“第一，我国的封建专制独裁政治机构或天皇制，是以天皇为首、为中心而组成的，在制度上，天皇掌有绝大的政治独裁权。第二，作为一个‘神的化身’在人民之中起着半宗教的作用。这两个作用，是互相结合着的；……作为专制政治机构（天皇制）之首的天皇，或天皇的特权，必须与这个机构同时立即废除，以实现民主制度。”但是，对于天皇“半宗教性的影响力，则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在一般日本人民心中种下的对天皇的信仰，是相当深刻的。“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又是事实”，如果提出“打倒天皇”的口号，就有受到群众孤立的危险，因此，“我们共产党要求建立没有天皇制、没有天皇的彻底的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我们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教育。但我们的要求违反了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即不能实现。如果，大多数人民热烈要求保存天皇，我们对此必须让步。因此对于天皇的存废问题，我们主张，在战后由一般人民的投票来决定。投票的结果，纵令决定保存天皇，这时的天皇，也必须是没有专制权的天皇。”（42） 野坂参三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后来全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还在根据地出版了单行本。在《解放日报》发表野坂参三七大发言之前，毛泽东对之进行了审阅，并致信野坂，一方面称赞，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关于天皇问题，野坂参三原文说：对于天皇的存废问题，我们主张，“在战后尽速由一般人民的投票来决定”，毛泽东在信中说：“‘尽速由一般人民’，尽速二字似可去掉。这个投票问题，那时究竟以速为有利，或者以缓为有利，要看情况才能决定。依我估计，日本人民不要天皇，恐怕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接受了野坂参三提出的战后由日本人民决定天皇的存废主张，而且指出要根据日本人民的情况来考虑，也就是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
1945年6月，《新华日报》在讨论如何处置日本的社论中，再次引用了野坂参三中共七大发言中关于“天皇和天皇制”的主张，并指出：“对于处置天皇，这是同盟国间争论最激烈，议论最靡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提起同盟国的注意：在铃木米内之流高呼着‘为保卫国体而战的关头’，我们侈谈消灭天皇可能对日本军阀提供一个团结国内战线的借口，而在彻底击溃日本军事力量后，日本人民能够有权处理自己运命的时候，要不要天皇，确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对战后日本的处理，态度是鲜明的，即根除日本发动战争的一切基础，粉碎一切军国主义力量，发展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在天皇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采取慎重态度，表示由日本人民表决。
三、 强调盟国团结一致，共建战后和平
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同时，也倡导和探索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但包括与苏联联合，而且还包括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国家和人们。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设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616-61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329）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苏联战争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80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将“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作为中国必须实现的重要任务。由此可见，在七七事变前，关于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抗日出发，超越国家的阶级性质，主张联合一切被日本侵略和压迫的民族，与英美等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与盟国的合作关系相当乐观、充满信心，对战后的中国与盟国的合作关系也满是期待，希望盟国间继续合作，在战后日本处置和东亚地区问题上采取一致态度，共建战后和平。如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团結 缩短战争！——论莫斯科会议的伟大成就》的社论，指出：“我们不仅将和英、美继续共同行动，击溃日寇，而且将在战后世界占重要的地位。”1944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国际团结的文章，一篇是《国际间认识和团结》，社论指出：“今天世界大势是英美和苏联携手并肩亲密团结，和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从制度上说，自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要进一步的研究一下，他们的团结，却是有深刻的共同的基础的。那就是各国的人民都反对法西斯主义，都要求更广泛更彻底的民主主义。世界人民的这个共同信念和目标，保障了今天的团结，战争的胜利，也将保障战后的世界民主大家庭和持久的和平。所以，尽管事实上各民主国家的制度上的不同，这不仅不致妨碍团结，具有相互观摩，互相推进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新华日报》呼吁：“应该向盟邦声明：中国人民是把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和胜利和平联结在一起的，是热切主张和美、英、苏一样的亲密团结的。”这些文章，以热情洋溢的语言，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乐观情绪。
毛泽东在1945年2月的《时局问题及其他》文章中批驳了美英苏三国的团结要破裂的谣言，认为三国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团结占主要地位，三国不但在战争期间能够团结，在战后也能团结。毛泽东说：“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那末，三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雅尔塔会议后，1945年3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指示中认为，“英美苏三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可见，中国共产党对美英苏的合作更是充满信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对三国的团结合作如此乐观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苏联力量及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地位的认识。1944年11月，苏军在苏德战场上已转入全面反攻，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11月7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纪念会上作了《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报告，1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彻底胜利与持久和平》的社论，社论指出：“苏联在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个伟大历史任务中的卓绝功勋，是人类解放史上最光辉的一页。”1945年2月毛泽东在讲到美英苏三国团结占主要地位时，说：“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八十个师，苏联出了二百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苏联对打败法西斯德国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苏联还将对日参战，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需要使三国团结合作，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三国的团结充满信心。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更关心战后中美英苏的关系及其在战后问题上的作用。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担心管制日本会因为中美英苏间的不一致而削弱，呼吁盟国团结一致，严格贯彻《波茨坦公告》精神。《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我们要求中英美苏及其他同盟国家团结一致，严格的贯彻波茨坦宣言。日寇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同盟强国之间的分裂与步调不能一致，这是今天最值得警惕的一点。……我们希望同盟国之间要取得一个明确的共同方针，而采取一种严峻而有效的措置。……在管制和处置战后日本的问题上假如主要同盟国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步骤和一致的方针，太平洋上的持久和平是没有保证的。”
中国共产党深知，战后中美英苏的关系不但影响到对日本的处置、远东的格局与和平，而且影响到国共两党的关系和战后中国局势。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与苏联的关系，苏联是解决远东问题的重要的关键因素。1945年3月，中国共产党指出：“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澈底解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也再次强调：“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1084-1085）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新华日报》发表题为《远东和平的基石 祝中苏友好与同盟条约》的社论，说：“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赢得了胜利之后，还要赢得和平，赢得和平的工作和赢得胜利的工作同样地艰巨与重要，而在和平时期，也和在战争时期同样，要保证持久和平必须要有主要大国间的团结和合作。在远东，中苏两国幅员最广，接壤最长，友谊最深，历史最久，利害相关最切，而两大民族人口总和也占有了整个太平洋区域人口的最大多数。只有中苏两国团结友好，才能保证整个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只有中苏两国的同盟互助，才能防止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再起，也只有中苏两国的和协一致，对远东一切有关问题保持一致的见解与行动，才能符合远东各个民族的利益与愿望。”
很明显，中美英苏间的合作关系主要是美苏之间的合作关系，美苏主导着战后世界的安排。虽然后来战时盟国合作关系破裂，但在战争结束前后，在彻底打败日本这个共同目标下，中国共产党希望盟国的合作关系能一直延续。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美苏两国背着中国、私下达成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及将秘密协定条约化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表示异议。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对于盟国间的关系更多地从团结与合作方面考虑，对于盟国间的矛盾和分歧、以及利益的分化关注不够。
四、 争取在战后处理问题上应有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声援，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外工作，倡导国际统一战线，努力宣传敌后抗战。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理直气壮地要求盟国正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在受降和战后处理问题上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对美军观察组表示欢迎，发表前，毛泽东对社论进行了改写，他指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考察敌后抗战，“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 毛泽东批驳了“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论调，相信美军观察组会对延安及根据地的情况进行“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36） 毛泽东明确表示了中國共产党愿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进行合作的愿望，希望盟国能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
对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共中央还作了专门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认为这不是普通的行动，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希望通过美军观察组，逐渐争取到美军“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参与联合国的创建活动。1945年春，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前，国民党决定自行选派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全部名额。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要求赴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1945年2月18日和3月9日，周恩来就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问题两次致函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指出：“由于中国局势之极度缺乏统一，因此，设若国民党竟图独占全部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正与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本党已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上项要求，并提议本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中国代表团。设若此项提议不为国民党政府接受，本党定将反对国民党之分裂措施，并对国民党政府独占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行动，保留表示一切意见之权利。”最终，经过反复磋商，确定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旧金山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严正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1084-1085）毛澤东以警示的语气向美英表明，不要轻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战后问题上要给予中国共产党应有的地位。
在抗日战争临近最后胜利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果断行动，坚决争取受降权力，收复失地，捍卫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119）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215）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遇顽抗，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并配合苏军作战，准备接受日伪投降。
8月10日—11日，蒋介石也发布三道命令：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令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309）对此命令，朱德电告蒋介石：坚决地拒绝。
美国支持国民党独占受降权，阻止日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8月12日，赫尔利在给国务院的—份电报中说：“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允许中国的一个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缴收日本人的武装，那末中国的内战便会因而不可避免。我已建议依照投降条件，日本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包括日本兵士手里的日本武器、支持日本的中国傀儡部队以及同日本一起作战的游击队的武器，交给中国国民政府。我们也曾建议投降条款应规定：惩罚日本企图武装中国国内任何反抗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
魏德迈将军给我看了他致参谋长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就如果允许日本人把武器交给共产党武装部队将造成的局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同意魏德迈将军的报告，并建议国务院敦促投降条件应规定：不准把日本人的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 武装部队。”（374）
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赫尔利的建议。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签发了主要是命令战区的日本军队放下武器，特别是该向谁投降的总命令第一号，其中规定：中国（不包括东北）、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由蒋介石受降。（380）
面对美国和蒋介石联合独占受降权的不利局势，中国共产党毫不退缩、针锋相对。1945年8月15日，朱德发表致美英苏三国说帖，要求：
“（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顿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由此可见，从接受日军投降、收缴武器资材、落实盟国规定、处理日本投降后的工作，以及参加对日和会和联合国会议等等，中国共产党都要求根据自己的意愿有处理的权力，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争取受降权既是外交问题，也是国内政治和军事斗争问题。经过抗战胜利初期的交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战后受降中，美国指定了蒋介石的合法地位，苏联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限制，在外交上支持国民政府，也不可能给中国共产党以公开的支持，因而决定改变战后的战略方针。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避开国民党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锋芒，转而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指示指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改变思想与部署。”根据调整的部署，各大战略区以主力转向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以一部兵力威胁大城市，迫使日伪军向大城市集中或投降。到1945年底，在大反攻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重大胜利，（592）巩固了敌后战场长期坚持艰苦抗战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自身力量、着眼于实际情况，不盲从、不惧外，将外交抗争和军事行动、政治斗争互相结合，在受降权的争取和战后处理问题上，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利益和地位，奠定了争取全国解放的坚实基础，显示出了非凡的自信和战略部署能力。
五、 结 语
对于战后处理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阶段，因为地位和形势的不同，主张和政策有所不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战后处理问题的主张和设想，必须围绕蒋介石国民政府是美英苏等盟国承认的中央政府这一基本点。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正如中共中央的指示所说的那样，“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作为当时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力量的情况下，来提出自己的主张。因此，对于战后处理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系统、完整和细致的方案，主要着眼于国共关系和国内问题的解决，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综观来看，有以下值得注意之处： （一） 除了受降权外，在战后处理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赞同盟国协议和国民政府的主张。从领土问题、战后占领和处置日本、支持周边民族独立以及参与创建联合国等外交和国际事务，中国共产党都表示支持。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专注于国内问题，自认为外交工作是最不熟悉的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出于对战时同盟国对建设自由、民主、和平的“战后新世界”理念的认可和信任。毫无疑问，这种信任来源于战时美英苏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及盟国间的合作。
（二） 支持盟国团结，妥善处理与美苏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战后和在战争时期一样，要保证持久和平必须要有大国间的团结与合作；认为只有盟国团结一致，才能彻底消除日本发动战争的基础、保证远东的和平。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国民党政府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明知苏联支持国民政府，仍称条约的签订是“远东和平的基石”，体谅苏联对条约的义务。对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就是在美国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后，中国共产党仍采取比较和缓的态度，避免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以争取在受降权问题上应有的地位。
（三） 对日处理主张和对日认识成为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的起源。中国共产党主张从根本上消除日本发动侵略戰争的政治、军事、经济因素，粉碎一切军国主义势力，严惩战争罪犯。同时，把日本人民和军阀分开，发展日本的民主和反战力量，尊重日本人民对天皇问题的意愿。这些主张和对日本的认识，实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日政策原则的主体，是新中国实行“中日友好”、“人民外交”、“以民促官”等政策的源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战后处理问题的主张和设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新中国处理对日媾和及对外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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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北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战后处理； 战犯 ；美国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4-0050-09
直到1944年，中国共产党仍认为自己的外交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是中共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315）因此，对于中国抗战胜利后的战后处理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象国民党那样，提出全面和具体的方案。虽然如此，但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战后中国和战后世界的建设，并称之为战后“新中国”和“新世界”，对盟国举行的系列会议的决议都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实际已经形成了对战后处理问题的主张和设想。这些主张和设想具有鲜明的中共的特点，也是其对国内政治主张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外交方向和对日政策方针。
一、 支持盟国协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党，也没有机会代表中国处理外交事务，但中共对于国际事务，特别是同盟国的关系都极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对于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中共认为，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战，也是为世界的和平而战，中共愿意领导中国人民对战后新世界的建设分担其应负的责任。对于国际重大问题，中共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要在一切国际、国内、战时、战后重大问题上，明白表示我们的态度，与对同盟国政府与人民的要求。要使盟邦清楚知道我们坚持抗战要彻底胜利，民主政治要彻底实现的决心及努力，强调我们对战后世界和平与世界经济合作的保障及可能有极大贡献……我们要随时注意研究国际间的活动（如战后救济总署、国际援华运动、战后和平计划等），准备与提出自己的意见。”
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联合声明发表，被称为《大西洋宪章》。《大西洋宪章》提出了美英共同反对法西斯的目的及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将《大西洋宪章》视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和原则。在《大西洋宪章》发表两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彻底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社论，指出：“大西洋宪章是英美两国共同的国策，而在二十六国宣言发表后，实际上已经成了世界宪章。他不仅是联合国家对作战目标的宣言，也的的确确是战后新世界的基础。”
1942年1月，反法西斯同盟国家《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后不久，《新华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战后的世界必定要是自由、民主、和平的世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必须根绝。相互间决不侵犯领土，不干涉内政，经济必须繁荣与互惠。民族必须平等互助。凡此一切，去年所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今年一月的二十六国宣言，以及英苏同盟条约，苏美互助协定等文件中，都已规定得很明确。这些，都与中国人民的愿望相吻合，與新中国的建设相辅相成。”对于战后的中国及世界，中共的主张非常明确，那就是自由、民主、和平的世界，战后问题的原则是“民族自决，民主自由，经济合作和国际协商”。这一原则，体现在战时盟国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中，它不但是建设战后世界的原则，也是建设战后中国的原则。因此，中共对于战时盟国历次会议的决议、公告等国际文件都表示肯定、赞同和支持，将其中的原则作为自己对战后问题主张的原则和依据。
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发布的宣言中宣布：“世界战争中胜败谁属，已很明显，……而且战后世界的动向亦有了明确的方针。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苏英同盟条约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规定战后的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侵略主义再有抬头的可能。凡此一切，都被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所共同承认，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拥护这些宣言，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
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加速战争结束及战后建立安全制度问题 。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发表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发表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阐明四国宣言的重要意义，指出：“莫斯科会议发表的四国宣言，是四国关于战后问题的大宪章。条文虽少，意义重大。这宣言是去年元旦二十六国宣言的重要发展。那次宣言奠定了联合国在战时的合作，而四国宣言则确立了战后合作的基础。三国会议对战后欧洲问题，正是在这个宣言的原则下商讨和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不但认识到四国宣言对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而且认识到通过四国宣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于中国在战后建立世界和平的岗位也极明确地最后确定了”，中国将在战后世界占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战争和战后和平中的责任也加重了，需要有新的精神、新的努力。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12月1日，正式发表《开罗宣言》。开罗会议是中美英三国关于战后对日政策及战后安排的一次影响深远的盟国会议。对于开罗会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关注的重点是会议对战争进程及国内民主的影响，中共认为，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挑拨中、美、英三国团结的阴谋和中国或明或暗的投降分子，打击了日本的诱降，有利于中国的团结抗战。中共自豪地认为：“消灭日寇，及新东方的建立，中、英、美的努力最为重要，而中国对远东被压迫民族的示范和协助，尤为重要。” 中共一方面支持盟国的决定和协议，同时也不断增加了对中国抗战重要意义及战后中国在远东和世界上的重要地位的了解和认识。 在战后处理问题上，中共对盟国协议的赞同和支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1084-1085）
中国共产党不但赞成盟国的一致主张和原则，而且明确表达了参与战后国内、国际事务和建设的愿望，愿意与盟国在战后处理问题上进行各方面的合作，中共对战后安排的设想是主动而积极的，是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二、 对日处理：根除战争基础，
严惩战犯，慎重對待天皇问题
对于战后日本的处置，中国共产党主张：“一定要根据波茨坦联合公告的精神原则，彻底管制日本，从根剔除足以造成再一次侵略战争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一切成因，粉碎一切军阀主义势力，剥夺天皇的独裁权力，严格惩治战争罪犯及其附属国爪牙，扶植日本人民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这样才能在赢得战争之后赢得和平。”
日军侵略中国期间，违反国际法规，杀害平民，到处制造惨案，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严惩战争罪犯是国共两党和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中国共产党认为，法西斯侵略者是全人类的敌人，是“绝无人性的暴虐者”，他们欠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对于战争罪犯，决不能姑息。《新华日报》社论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甘心让法西斯侵略者虐杀。这样的死，死不瞑目，为了彻底根绝法西斯侵略者，只有把这些罪犯，彻底消灭！” 中国受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所受痛苦也最深，对惩罚战犯的要求最关心最迫切，这并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将来的持久和平。
1943年6月，为调查日本的侵略罪行，国民政府筹备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敌寇在中国的一切罪行。对此，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机构如何开展工作提出建议：“这件工作，不能限于静的收集材料，更要发挥动的调查。要鼓励前后方和敌后的机关、团体和人民，尽量供给材料，并且要能经常派人到各地去调查访问，就地收集材料，不使一个敌寇漏网。同时，敌寇的暴行既与汉奸的伪政权和伪军的罪行不可分，我们请政府考虑，应如何调查收集关于汉奸民族叛逆罪行的材料！” 对于如何搜集证据，中国共产党主张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搜集日军罪行的证据，要做到详尽，不使一个敌寇漏网。同时要调查收集汉奸叛逆的罪行，不能使他们逃脱惩罚。
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明确界定，指出惩罚战争罪犯的范围是“从中央以至地方，从军人、官僚以至财阀、政治家，从日本国内以至占领区，从各方面调查检举，予以严厉处罚。”战争罪犯包括下列人员：
“首先是准备与发动侵略战争以及执行侵略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应作为首要战犯惩办。如荒木贞夫、本庄繁、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杉山元等。……
其次是战争的同谋者以及与军部合作积极支持战争者，应按其罪行轻重分别惩办。这里面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皇室、重臣、高级官僚等。……二是财阀。日本的大财阀都是从历次侵略战争中起家的，他们离不开军部，军部也离不开他们。……三是反动的政治家、官僚及法西斯团体负责人等。……
对于违反战争法律与惯例以及违反人道的罪行，如屠杀、虐待战俘，杀害、奴役、侮辱平民，抢劫、破坏私人及公共财物等等暴行者，不管其职位高低，都应受刑法的制裁。至于军部的走卒——宪兵、镇压人民的凶手——政治警察、警备队（占领区）的积极分子，也必须予以应有的处罚。”
中国共产党认为，战争罪犯包括战争的准备者、发动者、军事指挥者，战争的同谋者及与军部合作积极支持者，以及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行的实施者。要有一个“点滴不漏的战争犯名单，公布于全世界”。对于战争罪犯的审判，中国共产党主张，除了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无特殊地域性的主要战犯外，每个国家（包括日本人民）以及曾被侵占的地区，都有权审判一切侵害他们利益的战犯。
除了严惩战争罪犯，中国共产党对战后如何处置日本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主要内容是要解除日本的战争军备，要废止军阀等的特权，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把日本人民和军阀分开，要促进日本人民力量的发展，争取广大的反军阀反战争的日本人民合作，帮助日本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其中日本共产党又是日本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我们要严厉惩罚战争罪犯，但是我们无意也不可能绝灭日本的民族。对于日本的军阀领袖、反动政客、军火资本家、参加沦陷区暴行和染指于虐杀战俘的一切人员，我们要追迹到海角天涯，使他们在犯罪的地方审判处罪，我们要废止军阀、皇室、元老贵族等等的特权，没收他们的财产，解散一切反动的半军事性质的团体，……但同时我们也要争取日本人民的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份子的合作。日本共产党是一个强大坚定而在这八年战争中一直抱臂前导，指导着、组织着日本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
战后日本天皇制的存废问题，是关系到战后日本国体的重要问题。在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就天皇制的存废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应依其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主张。”（115）在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没有涉及日本的国体问题，为战后天皇制的保留提供了一个存在的基础。对于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但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如果盟国间侈谈消灭天皇，可能会为日本军阀提供一个团结国内战线的借口。关于战后保留或废除天皇的问题，应该交付日本人民表决。中国共产党对天皇制的态度和认识，基本接受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意见。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野坂参三代表日本共产党在会上作《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他提出了天皇和天皇制两个概念，指出，天皇有两个作用，“第一，我国的封建专制独裁政治机构或天皇制，是以天皇为首、为中心而组成的，在制度上，天皇掌有绝大的政治独裁权。第二，作为一个‘神的化身’在人民之中起着半宗教的作用。这两个作用，是互相结合着的；……作为专制政治机构（天皇制）之首的天皇，或天皇的特权，必须与这个机构同时立即废除，以实现民主制度。”但是，对于天皇“半宗教性的影响力，则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在一般日本人民心中种下的对天皇的信仰，是相当深刻的。“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又是事实”，如果提出“打倒天皇”的口号，就有受到群众孤立的危险，因此，“我们共产党要求建立没有天皇制、没有天皇的彻底的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我们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教育。但我们的要求违反了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即不能实现。如果，大多数人民热烈要求保存天皇，我们对此必须让步。因此对于天皇的存废问题，我们主张，在战后由一般人民的投票来决定。投票的结果，纵令决定保存天皇，这时的天皇，也必须是没有专制权的天皇。”（42） 野坂参三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后来全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还在根据地出版了单行本。在《解放日报》发表野坂参三七大发言之前，毛泽东对之进行了审阅，并致信野坂，一方面称赞，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关于天皇问题，野坂参三原文说：对于天皇的存废问题，我们主张，“在战后尽速由一般人民的投票来决定”，毛泽东在信中说：“‘尽速由一般人民’，尽速二字似可去掉。这个投票问题，那时究竟以速为有利，或者以缓为有利，要看情况才能决定。依我估计，日本人民不要天皇，恐怕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接受了野坂参三提出的战后由日本人民决定天皇的存废主张，而且指出要根据日本人民的情况来考虑，也就是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
1945年6月，《新华日报》在讨论如何处置日本的社论中，再次引用了野坂参三中共七大发言中关于“天皇和天皇制”的主张，并指出：“对于处置天皇，这是同盟国间争论最激烈，议论最靡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提起同盟国的注意：在铃木米内之流高呼着‘为保卫国体而战的关头’，我们侈谈消灭天皇可能对日本军阀提供一个团结国内战线的借口，而在彻底击溃日本军事力量后，日本人民能够有权处理自己运命的时候，要不要天皇，确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对战后日本的处理，态度是鲜明的，即根除日本发动战争的一切基础，粉碎一切军国主义力量，发展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在天皇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采取慎重态度，表示由日本人民表决。
三、 强调盟国团结一致，共建战后和平
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同时，也倡导和探索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但包括与苏联联合，而且还包括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国家和人们。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设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616-61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329）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苏联战争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80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将“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作为中国必须实现的重要任务。由此可见，在七七事变前，关于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抗日出发，超越国家的阶级性质，主张联合一切被日本侵略和压迫的民族，与英美等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与盟国的合作关系相当乐观、充满信心，对战后的中国与盟国的合作关系也满是期待，希望盟国间继续合作，在战后日本处置和东亚地区问题上采取一致态度，共建战后和平。如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团結 缩短战争！——论莫斯科会议的伟大成就》的社论，指出：“我们不仅将和英、美继续共同行动，击溃日寇，而且将在战后世界占重要的地位。”1944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国际团结的文章，一篇是《国际间认识和团结》，社论指出：“今天世界大势是英美和苏联携手并肩亲密团结，和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从制度上说，自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要进一步的研究一下，他们的团结，却是有深刻的共同的基础的。那就是各国的人民都反对法西斯主义，都要求更广泛更彻底的民主主义。世界人民的这个共同信念和目标，保障了今天的团结，战争的胜利，也将保障战后的世界民主大家庭和持久的和平。所以，尽管事实上各民主国家的制度上的不同，这不仅不致妨碍团结，具有相互观摩，互相推进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新华日报》呼吁：“应该向盟邦声明：中国人民是把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和胜利和平联结在一起的，是热切主张和美、英、苏一样的亲密团结的。”这些文章，以热情洋溢的语言，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乐观情绪。
毛泽东在1945年2月的《时局问题及其他》文章中批驳了美英苏三国的团结要破裂的谣言，认为三国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团结占主要地位，三国不但在战争期间能够团结，在战后也能团结。毛泽东说：“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那末，三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雅尔塔会议后，1945年3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指示中认为，“英美苏三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可见，中国共产党对美英苏的合作更是充满信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对三国的团结合作如此乐观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苏联力量及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地位的认识。1944年11月，苏军在苏德战场上已转入全面反攻，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11月7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纪念会上作了《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报告，1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彻底胜利与持久和平》的社论，社论指出：“苏联在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个伟大历史任务中的卓绝功勋，是人类解放史上最光辉的一页。”1945年2月毛泽东在讲到美英苏三国团结占主要地位时，说：“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八十个师，苏联出了二百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苏联对打败法西斯德国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苏联还将对日参战，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需要使三国团结合作，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三国的团结充满信心。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更关心战后中美英苏的关系及其在战后问题上的作用。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担心管制日本会因为中美英苏间的不一致而削弱，呼吁盟国团结一致，严格贯彻《波茨坦公告》精神。《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我们要求中英美苏及其他同盟国家团结一致，严格的贯彻波茨坦宣言。日寇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同盟强国之间的分裂与步调不能一致，这是今天最值得警惕的一点。……我们希望同盟国之间要取得一个明确的共同方针，而采取一种严峻而有效的措置。……在管制和处置战后日本的问题上假如主要同盟国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步骤和一致的方针，太平洋上的持久和平是没有保证的。”
中国共产党深知，战后中美英苏的关系不但影响到对日本的处置、远东的格局与和平，而且影响到国共两党的关系和战后中国局势。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与苏联的关系，苏联是解决远东问题的重要的关键因素。1945年3月，中国共产党指出：“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澈底解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也再次强调：“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1084-1085）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新华日报》发表题为《远东和平的基石 祝中苏友好与同盟条约》的社论，说：“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赢得了胜利之后，还要赢得和平，赢得和平的工作和赢得胜利的工作同样地艰巨与重要，而在和平时期，也和在战争时期同样，要保证持久和平必须要有主要大国间的团结和合作。在远东，中苏两国幅员最广，接壤最长，友谊最深，历史最久，利害相关最切，而两大民族人口总和也占有了整个太平洋区域人口的最大多数。只有中苏两国团结友好，才能保证整个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只有中苏两国的同盟互助，才能防止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再起，也只有中苏两国的和协一致，对远东一切有关问题保持一致的见解与行动，才能符合远东各个民族的利益与愿望。”
很明显，中美英苏间的合作关系主要是美苏之间的合作关系，美苏主导着战后世界的安排。虽然后来战时盟国合作关系破裂，但在战争结束前后，在彻底打败日本这个共同目标下，中国共产党希望盟国的合作关系能一直延续。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美苏两国背着中国、私下达成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及将秘密协定条约化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表示异议。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对于盟国间的关系更多地从团结与合作方面考虑，对于盟国间的矛盾和分歧、以及利益的分化关注不够。
四、 争取在战后处理问题上应有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为争取国际社会的声援，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外工作，倡导国际统一战线，努力宣传敌后抗战。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理直气壮地要求盟国正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在受降和战后处理问题上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对美军观察组表示欢迎，发表前，毛泽东对社论进行了改写，他指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考察敌后抗战，“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 毛泽东批驳了“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论调，相信美军观察组会对延安及根据地的情况进行“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36） 毛泽东明确表示了中國共产党愿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进行合作的愿望，希望盟国能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
对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共中央还作了专门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认为这不是普通的行动，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希望通过美军观察组，逐渐争取到美军“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参与联合国的创建活动。1945年春，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前，国民党决定自行选派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全部名额。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要求赴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1945年2月18日和3月9日，周恩来就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问题两次致函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指出：“由于中国局势之极度缺乏统一，因此，设若国民党竟图独占全部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正与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本党已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上项要求，并提议本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中国代表团。设若此项提议不为国民党政府接受，本党定将反对国民党之分裂措施，并对国民党政府独占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行动，保留表示一切意见之权利。”最终，经过反复磋商，确定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旧金山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严正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1084-1085）毛澤东以警示的语气向美英表明，不要轻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战后问题上要给予中国共产党应有的地位。
在抗日战争临近最后胜利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果断行动，坚决争取受降权力，收复失地，捍卫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119）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215）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遇顽抗，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并配合苏军作战，准备接受日伪投降。
8月10日—11日，蒋介石也发布三道命令：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令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309）对此命令，朱德电告蒋介石：坚决地拒绝。
美国支持国民党独占受降权，阻止日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8月12日，赫尔利在给国务院的—份电报中说：“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允许中国的一个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缴收日本人的武装，那末中国的内战便会因而不可避免。我已建议依照投降条件，日本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包括日本兵士手里的日本武器、支持日本的中国傀儡部队以及同日本一起作战的游击队的武器，交给中国国民政府。我们也曾建议投降条款应规定：惩罚日本企图武装中国国内任何反抗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
魏德迈将军给我看了他致参谋长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就如果允许日本人把武器交给共产党武装部队将造成的局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同意魏德迈将军的报告，并建议国务院敦促投降条件应规定：不准把日本人的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 武装部队。”（374）
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赫尔利的建议。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签发了主要是命令战区的日本军队放下武器，特别是该向谁投降的总命令第一号，其中规定：中国（不包括东北）、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由蒋介石受降。（380）
面对美国和蒋介石联合独占受降权的不利局势，中国共产党毫不退缩、针锋相对。1945年8月15日，朱德发表致美英苏三国说帖，要求：
“（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顿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由此可见，从接受日军投降、收缴武器资材、落实盟国规定、处理日本投降后的工作，以及参加对日和会和联合国会议等等，中国共产党都要求根据自己的意愿有处理的权力，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争取受降权既是外交问题，也是国内政治和军事斗争问题。经过抗战胜利初期的交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战后受降中，美国指定了蒋介石的合法地位，苏联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限制，在外交上支持国民政府，也不可能给中国共产党以公开的支持，因而决定改变战后的战略方针。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避开国民党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锋芒，转而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指示指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改变思想与部署。”根据调整的部署，各大战略区以主力转向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以一部兵力威胁大城市，迫使日伪军向大城市集中或投降。到1945年底，在大反攻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重大胜利，（592）巩固了敌后战场长期坚持艰苦抗战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自身力量、着眼于实际情况，不盲从、不惧外，将外交抗争和军事行动、政治斗争互相结合，在受降权的争取和战后处理问题上，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利益和地位，奠定了争取全国解放的坚实基础，显示出了非凡的自信和战略部署能力。
五、 结 语
对于战后处理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阶段，因为地位和形势的不同，主张和政策有所不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战后处理问题的主张和设想，必须围绕蒋介石国民政府是美英苏等盟国承认的中央政府这一基本点。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正如中共中央的指示所说的那样，“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作为当时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力量的情况下，来提出自己的主张。因此，对于战后处理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系统、完整和细致的方案，主要着眼于国共关系和国内问题的解决，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综观来看，有以下值得注意之处： （一） 除了受降权外，在战后处理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赞同盟国协议和国民政府的主张。从领土问题、战后占领和处置日本、支持周边民族独立以及参与创建联合国等外交和国际事务，中国共产党都表示支持。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专注于国内问题，自认为外交工作是最不熟悉的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出于对战时同盟国对建设自由、民主、和平的“战后新世界”理念的认可和信任。毫无疑问，这种信任来源于战时美英苏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及盟国间的合作。
（二） 支持盟国团结，妥善处理与美苏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战后和在战争时期一样，要保证持久和平必须要有大国间的团结与合作；认为只有盟国团结一致，才能彻底消除日本发动战争的基础、保证远东的和平。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国民党政府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明知苏联支持国民政府，仍称条约的签订是“远东和平的基石”，体谅苏联对条约的义务。对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就是在美国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后，中国共产党仍采取比较和缓的态度，避免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以争取在受降权问题上应有的地位。
（三） 对日处理主张和对日认识成为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的起源。中国共产党主张从根本上消除日本发动侵略戰争的政治、军事、经济因素，粉碎一切军国主义势力，严惩战争罪犯。同时，把日本人民和军阀分开，发展日本的民主和反战力量，尊重日本人民对天皇问题的意愿。这些主张和对日本的认识，实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日政策原则的主体，是新中国实行“中日友好”、“人民外交”、“以民促官”等政策的源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战后处理问题的主张和设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新中国处理对日媾和及对外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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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