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燕舞是因为评论。几年前开始给他所服务的中央某报在业内外享有盛誉的评论版写评论，燕舞是编辑之一，我们偶尔在MSN上交流也只限于稿件问题。逐渐熟悉之后，彼此交流的话题越来越广。燕舞虽然身在“评论界”，但他其实并未真正融入这个圈子，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在文化方面。
　　通过“评论”，你并不能全面了解燕舞的学识和才华，他的志趣更多地在于写些书评，或者是一些能够沉淀下来的东西，短平快的评论（时评）写作并不是他喜欢的。偶尔在《新民周刊》等报刊上看到燕舞应邀做的人物访谈，其访谈的深度大抵相当于一篇不太深奥的学术论文。终于等到了这本《见解》（燕舞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的出版，对于作者燕舞而言，《见解》的面世从某个侧面见证了他的成长；而对于众多读者来说，《见解》又为你打开了了解当下社会的一扇窗。
　　《见解》的主体是人物访谈，作者访谈的对象并不是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在这个浮华的以眼球取胜的时代，如果访谈一些被媒体热炒的政坛人物或娱乐明星，可能更具普遍意义上的市场价值。但是，燕舞选择的访谈对象大多是一些能够沉静下来的学者或文化人。在众多访谈对象中，距离公众最近的那个群体应该是其中的“记者”一辑，即便是“记者”，他所选择的对象也并非火热一时的“新闻人”，而是充分呈现时代核心命题、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深沉思考的那些资深媒体人，比如由记者转型为时政作家的凌志军，比如迄今为止全球唯一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1992年度）的华裔记者刘香成，比如近年着力关注口述史等公益事业的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
　　《见解》中，采访者燕舞的提问基本都是基于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大问题”，偶尔也会有针对个体的“小问题”。比如，在访问台湾知名乐评人马世芳时，燕舞会很直接地问马世芳：“像李敖、龙应台这个年纪的作家，他们今天在台湾实际的影响力如何？”这类“小问题”背后，展示的其实还是大时代中的影像。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人都愿意和想要发声的时代，《见解》中的访谈对象并没有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他们都带着介入社会的文化关怀来呈现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在燕舞的提问、追问与双方对谈中，他们无论是作家、学者、记者或艺术创作者，其作品背后或多或少或明或晦的对现实社会文化的关怀与批判，均表露无遗。
　　让人庆幸的是，在这本访谈《见解》中，访谈对象的社会关怀及其介入并没有呈现出普遍的愤怒，他们的“见解”基本上都处于平和的对话状态。比如，燕舞在对著名作家韩少功的访谈中问及“底层写作”等问题，韩少功说：“一个好作家应该超越阶层身份局限，比如一个穷人作家，最好能体会上层人的苦恼，不能囿于阶级仇恨；一个小资或大富的作家，最好能关注下层人的艰辛，不能止于阶级傲慢。”
　　所有痛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比出来的，习惯了怒目以对，习惯了对抗分歧，痛苦和愤怒反而显得并不高尚。即便是看待历史不平时，《见解》中的访谈者们大多都是娓娓道来。当然，这样的平和并不完全取决于访谈者本身，对于记者而言，是否会有意放大痛苦和不平，这也是一种考验。
　　受访者回答的内容如何，有时候完全取决于记者的提问。在《见解》一书中，作者的提问都进行了精心的“平和”设计。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忧虑，表达自己强烈的历史感，并不一定非要通过展示痛苦或者愤怒的提问才能达到。平和地对话，有时更能抵达真相、呈现历史价值。
　　这份“平和”一定和作者的性情有关。正因为有这份平和的性情在，作者才认为在学术文化上，默默工作、不作秀的人才格外值得关注的，所以他访问了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洪子诚、访问了法国汉学家潘鸣啸、访问了天津作家杨显惠等很多并不为公众熟知的“名人”。
　　在一个处处弥漫着功利和戾气的社会里，如果能非常平和、淡定地倾听别人表达一些对这个社会的“见解”，作为读者，我们确实应该留意一下《见解》的存在。在它帮你从某个侧面打开这个世界的某扇窗之外，你甚至还可以将它视作一本教记者如何操作深度思想文化类访谈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