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继续暖和，太阳光催开了那些桑拳头上的小手指儿模样的嫩叶，现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么大了。老通宝他们那村庄四周围的桑林似乎发长得更好，远望去像一片绿锦平铺在密密层层灰白色矮矮的篱笆上。“希望”在老通宝和一般农民们的心里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强大。蚕事的动员令也在各方面发动了。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养蚕用具都拿出来洗刷修补。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旁边，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这些女人和孩子们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脸色——从今年开春起，他们都只吃个半饱，他们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旧的衣服。实在他们的情形比叫花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们的精神都很不差。他们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虽然他们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要蚕花熟，就好了！他们想像到一個月以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于是又变成丁丁当当响的洋钱，他们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
　　这些女人中间也就有老通宝的媳妇四大娘和那个十二岁的小宝。这娘儿两个已经洗好了那些“团匾”和“蚕箪”，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撩起布衫角揩脸上的汗水。
　　“四阿嫂！你们今年也看（养）洋种么？”
　　小溪对岸的一群女人中间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隔溪喊过来了。四大娘认得是隔溪的对门邻舍陆福庆的妹子六宝。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浓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来：
　　“不要来问我！阿爹做主呢！——小宝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张洋种！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像见了七世冤家！洋钱，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听得笑起来了。这时候有一个壮健的小伙子正从对岸的陆家稻场上走过，跑到溪边，跨上了那横在溪面用四根木头并排做成的雏形的“桥”。四大娘一眼看见，就丢开了“洋种”问题，高声喊道：
　　“多多弟！来帮我搬东西罢！这些匾，浸湿了，就像死狗一样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开口，走过来拿起五六只“团匾”，湿漉漉地顶在头上，却空着一双手，划桨似的荡着，就走了。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什么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们叫他帮忙拿什么重家伙，或是下溪去捞什么，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点不高兴，所以只顶了五六只“团匾”去，却空着一双手。那些女人们看着他戴了那特别大箬帽似的一叠“匾”，袅着腰，学镇上女人的样子走着，又都笑起来了，老通宝家紧邻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边笑，一边叫道：
　　“喂，多多头！回来！也替我带一点儿去！”
　　“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给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转眼间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头上的“团匾”放在廊檐口。
　　“那么，叫你一声干儿子！”
　　荷花说着就大声地笑起来，她那出众地白净然而扁得作怪的脸上看去就好像只有一张大嘴和眯紧了好像两条线一般的细眼睛。她原是镇上人家的婢女，嫁给那不声不响整天苦着脸的半老头子李根生还不满半年，可是她的爱和男子们胡调已经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脸的！”
　　忽然对岸那群女人中间有人轻声骂了一句。荷花的那对细眼睛立刻睁大了，怒声嚷道：
　　“骂哪一个？有本事，当面骂，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
　　隔溪立刻回骂过来了，这就是那六宝，又一位村里有名淘气的大姑娘。
　　于是对骂之下，两边又泼水。爱闹的女人也夹在中间帮这边帮那边。小孩子们笑着狂呼。四大娘是老成的，提起她的“蚕箪”，喊着小宝，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知道为什么六宝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着那“辣货”六宝挨骂，倒觉得很高兴。
　　老通宝掮着一架“蚕台”从屋子里出来。这三棱形家伙的木梗子有几条给白蚂蚁蛀过了，怕的不牢，须得修补一下。看见阿多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外边的女人们吵架，老通宝的脸色就板起来了。他这“多多头”的小儿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使他不高兴的，是多多也和紧邻的荷花说说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老通宝时常这样警戒他的小儿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么？阿四在后边扎‘缀头’，你去帮他！”
　　老通宝像一匹疯狗似的咆哮着，火红的眼睛一直盯住了阿多的身体，直到阿多走进屋里去，看不见了，老通宝方才提过那“蚕台”来反复审察，慢慢地动手修补。木匠生活，老通宝早年是会的；但近来他老了，手指头没有劲，他修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喘气，又望望屋里挂在竹竿上的三张蚕种。
　　四大娘就在廊檐口糊“蚕箪”。去年他们为的想省几百文钱，是买了旧报纸来糊的。老通宝直到现在还说是因为用了报纸——不惜字纸，所以去年他们的蚕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饭，省下钱来买了“糊箪纸”来了。四大娘把那鹅黄色坚韧的纸儿糊得很平贴，然后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张小小的花纸——那是跟“糊箪纸”一块儿买来的，一张印的花色是 “聚宝盆”，另两张都是手执尖角旗的人儿骑在马上，据说是“蚕花太子”。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来三十块钱，就只买了二十担叶。后天米又吃完了，怎么办？”
　　老通宝气喘喘地从他的工作里抬起头来，望着四大娘。那三十块钱是二分半的月息。总算有四大娘的父亲张财发做中人，那债主也就是张财发的东家“做好事”，这才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条件是蚕事完后本利归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蚕箪”放在太阳底下晒，好像生气似的说：
　　“都买了叶！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
　　“什么话！你倒先来发利市了！年年像去年么？自家只有十来担叶；五张布子（蚕种），十来担叶够么？”
　　“噢，噢；你总是不错的！我只晓得有米烧饭，没米饿肚子！”
　　四大娘气哄哄地回答；为了那“洋种”问题，她到现在常要和老通宝抬杠。
　　老通宝气得脸都紫了。两个人就此再没有一句话。
　　（选自叶子铭编《茅盾·社会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
　　《春蚕》是茅盾的经典篇目，“农村三部曲”之一，创作于1932年。小说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江浙一带农村蚕事活动的描写，展示了农村丰收成灾、经济破产的现实生活图景，揭露了民生凋敝的根源。
　　节选部分用一幅生动的生活画面向我们展示了老通宝、四大娘、多多头、荷花、六宝等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并且三言两语就点出了人物间微妙的关系，勾勒出了人物的大体轮廓。
　　四大娘借六宝一问，聊起老通宝不要“洋种”，让我们看到了老通宝作为一个农民的执拗、守旧。荷花对多多头的两句调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贴了“白虎星”标签的农村妇女的放纵、恣肆。妇女们对荷花的公然侮辱，六宝与荷花的当街对骂、泼水吵架，既有扑面而来的浓浓的生活气息，又自然地展现了村人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农民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老通宝对多多头“疯狗似的咆哮”，四大娘对老通宝的“抬杠”，既真实可信，又朴实得可爱。老通宝有些愚昧、迷信、顽固、保守，但是也任劳任怨、勤苦克制、满怀希望、劳作不休。老通宝对多多头的管束，其实暗示着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四大娘与老通宝的“抬杠”，其实道出了生活的日渐艰难，这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在作者看似不经意的描写中点出，这份匠心，着实耐品。
　　将人物置于特定的场景中，借助矛盾冲突曲笔地勾勒人物形象，是《春蚕》人物塑造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