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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义庆编撰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记录了魏晋士人的言谈琐闻、轶事清谈，开中国古典小说中纪事写真之先河，其中《贤媛》篇对女性人物专门论述，为后代写人记事小说中女性形象提供了典范和借鉴，从惊世之作曹雪芹《红楼梦》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可以看出对其的承袭。
【关键词】 贤媛;女性塑造;《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30-02
《世说新语》虽篇幅短小、行文简练，对把握完整生动的艺术形象塑造不比后代长篇小说宏大精致，但其塑造的外似放诞、内实怀忧的“风流名士”形象成为时代的标签，被文人历代传诵和追求，也为后代纷呈异彩小说的迭新打下了基础，其中《贤媛》篇对女性人物专门藉集，自然真切的女性形象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后代小说女性塑造的审美追求和赏鉴标准。学界已有学者指出《世说新语》中“风流名士”对《红楼梦》人物塑造的影响和魏晋风流对作者曹雪芹不随流俗的个人性格的影响等。[1]笔者拟从《红楼梦》对《世说新语·贤媛》在塑造闺阁女子外貌气质和性格共性的继承上去阐发其相似的文化共性。
一、外貌气质的承袭
《世说新语·贤媛》中通过外貌传达内在精神气质的书写与曹雪芹笔下女性人物追求自然外在之美和内在精神气质的搭配统一有着相似性。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第21条）[2]
当桓温之妻带领十婢“拔白刀袭之”打开门见李氏之貌后“惭而退”，其惭而退的原因不仅仅是李氏之语令人动容，更因为她外在气度的震慑作用，李氏长发委地、肤色如玉与面对外来人时的镇定自若相映衬，其超凡气质可谓是魏晋理想女性形象的典型。这种外貌的震慑之美并不是偶然出现，贾充妻郭槐见李氏前，“盛威仪，多将侍婢”，但一跨入门内，“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第13条）[3]这一段看似没有对李氏进行外貌特征的渲染描繪，在李氏没有任何行为的前提下，折服郭槐的只有她外貌的神韵风采，读者似乎可以透过郭槐被震慑的情态想象到李氏气宇轩昂的外貌风韵，这已将外貌与内在气度高度融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第15条中王湛看到郝普之女在井上汲水时“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断认为她有“令姿淑德”有母仪贤妻之气度，更是将外貌气质直接提升为品评人物的第一要义。曹雪芹在继承《世说新语》以形貌品评人物的基础上，更鲜活的将外貌和性格高度融合，从而塑造真实而丰满的艺术形象。在王熙凤的首次出场中，作者借助语言、动作、外貌，让人物性格特点在第一次出场便展露无遗：“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在所有人敛声屏气的礼教大家庭中单此一人风风火火的出现，可见其大方泼辣的性格，外貌穿着更是凸显着其个性：
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蛎螭璎珞圈; 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4]
通过服饰穿戴的珠光宝气、辉煌绚丽透出她爱财、贪婪、俗气的性格;通过丹凤眼、吊梢眉又可见其风骚、蛮横、刁钻;通过“威不露”“笑先闻”可见她阴险和城府之深……作者精细且淋漓尽致的将外在形象与其性格达到高度统一，使人物形象鲜活生动。这种书写还体现在林黛玉身上，曹雪芹屡以“风流”形容黛玉的仪态，用“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点出黛玉的自然风流之态，以显示出她不拘礼法的气质;因她性格孤傲、又敏感多情，作者借体态的娇弱和身姿的清虚去塑造其内在气质。又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写泪似秋露常含眼中的悲愁天性;以“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写身似弱柳的娇弱之性;以“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写步步留心、敏感多情之由。将孤高清虚之志与风流袅娜之美相匹配可谓是曹雪芹的独到之处。
二、性格气度的共性
《世说新语·贤媛》塑造的女性人物性格各有千秋，即使整个魏晋名士群体也难掩其光辉，她们高瞻远瞩、见识气度的气度与《德行》《任诞》等其他各篇中所提及的名士无二，《贤媛》开篇陈婴之母在陈婴欲王时，告诫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5]其母有主见、知时事，在福祸面前能高瞻远瞩、有大将之风，其子备受拥戴，品性著称的原因离不开母亲的言传身教;山涛妻韩氏，在山涛与嵇康、阮籍交往时，评价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第11条）眼光独特、切中肯綮，她不仅能识三人的品性优劣，并且中肯地给出与名士交往如何扬长避短，以成美名，其度量眼光如文将谋士一般令人钦佩;《红楼梦》中的女性群体同样光彩照人，在大观园女性似乎更处于主导地位，她们能言善辩、见识独到又有处事掌家之风，在贾府掌握着实权的王熙凤有极强的理家才能、在数日就能勠力将两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令全府男女主仆无不钦服;还有“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贾探春，显出男儿气概“补天济世”的情怀和强烈的自尊，在抄检大观园时唯独探春一人抗争，且感受到家族背后隐藏的危机：“……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而起来，才能一败涂地。[6]”其言语铿锵有着男儿般的刚烈和敏锐的直觉、刚正决绝的背后又有无限的担忧。
在《贤媛》篇中还记录了像班婕妤、王昭君这样有耿直气节、任气简傲的高洁女子。汉武帝宠幸赵飞燕，飞燕诬告班婕妤，但班婕妤被馋后面对汉武帝的质问，她依旧表现出正气凛然之态：“若神鬼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7]”显得知性而不卑不亢、得体而不屈不媚，令人折服。（第3条）;王昭君姿容甚丽，却因没有贿赂画工，被画工丑画了容貌，阴差阳错被送去北方边疆和亲，在叹惋的同时却被其“志不苟求”的高洁品质打动，这种精神气质大概许多男性亦无法企及。《红楼梦》中所描绘的主要女性形象常常有这种林下之风和名士的高洁气度。从探春的闺房之名“秋菊斋”可见其旷达洒脱的高洁之志;从林黛玉的闺房潇湘馆可窥其高洁脱俗的文人风骨;甚至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可见曹雪芹对魏晋名士的倾心，特别是对女性人物具有风流气度的钟爱。 同时，魏晋时士人普遍的自我觉醒，在开始追求个体价值的同时，也给予女性更大的空间去追寻属于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彰显对本我的进一步探求。因此《贤媛》篇中还有执着率真、自由热烈的女子形象[8]。郗超死后，他妻子的兄弟想接回她，但她始终不愿回去，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第29条）在《列女传》中有不少的关于年轻女子在丈夫死后以死殉节，甚至以更残忍的方式自毁其容。但郗超之妻愿“以死殉节”，明显是将个人感情放在第一位的，而非礼教之束缚，是一种更高一层地对自我的忠贞，是妻子对丈夫的发自肺腑、对纯真情贞的向往。在《红楼梦》中司棋就是这样一个冲破层层束缚、热烈为情而死的的女子，当被翻查出情郎的信物时，司琪脸上并无畏惧惭愧，司棋这种冷静与坚定正是源于对心中爱情的追求与执着，“就是他一辈子不来，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9]。在她知晓这段感情终不得善终时，宁可以死明志也不愿了枉此生，其刚烈自由的性格令人动容。
三、結语
在魏晋那极其混乱的年代里，人的个性生存却被极大重视，正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里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0]对于女性精神人格的关注也由此发端，虽未从根本上改变以男性为主体审美风貌，但已展现出与时代风气相对应的重才情品性而轻性别、地位、身份，刘义庆将她们列为“贤媛”，可见其时女性地位和独立个性在逐渐脱离男性附庸，同时大量人物品评出现，讲求形貌之美且更重视外貌和气质共存的品鉴方式由此发端。《贤媛》所塑造的女性之美和女性典范，无疑为《红楼梦》所塑令姿淑德、个性丰富的女性群像提供了借鉴。此外，魏晋时能言善辩、极富思辨性的女性备受关注与时下尚清谈的社会风气有必然联系。女性在社会中拥有了话语权，这将女性与男性地位置于同一水平，可以突破礼教的束缚，去表达个性诉求、展现女性魅力。但《世说新语》对女性典范和个性自由的拓展只是在具体人物上照应“风流名士”的精神气质，《红楼梦》中由此生发尽管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更丰富的历史内涵，但对理想女性的性格刻画仍可看出对《世说新语》女性塑造的踪影。
参考文献：
[1]刘伟生.《红楼梦》中的《世说》踪影[J].红楼梦学刊，2007，（01）.
[2][3][5][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6][9]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8]齐郑艳.《世说新语》与《红楼梦》之人物精神特质论[D].浙江工业大学，2015.
[10]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
张晓亮，女，甘肃武威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关键词】 贤媛;女性塑造;《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30-02
《世说新语》虽篇幅短小、行文简练，对把握完整生动的艺术形象塑造不比后代长篇小说宏大精致，但其塑造的外似放诞、内实怀忧的“风流名士”形象成为时代的标签，被文人历代传诵和追求，也为后代纷呈异彩小说的迭新打下了基础，其中《贤媛》篇对女性人物专门藉集，自然真切的女性形象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后代小说女性塑造的审美追求和赏鉴标准。学界已有学者指出《世说新语》中“风流名士”对《红楼梦》人物塑造的影响和魏晋风流对作者曹雪芹不随流俗的个人性格的影响等。[1]笔者拟从《红楼梦》对《世说新语·贤媛》在塑造闺阁女子外貌气质和性格共性的继承上去阐发其相似的文化共性。
一、外貌气质的承袭
《世说新语·贤媛》中通过外貌传达内在精神气质的书写与曹雪芹笔下女性人物追求自然外在之美和内在精神气质的搭配统一有着相似性。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第21条）[2]
当桓温之妻带领十婢“拔白刀袭之”打开门见李氏之貌后“惭而退”，其惭而退的原因不仅仅是李氏之语令人动容，更因为她外在气度的震慑作用，李氏长发委地、肤色如玉与面对外来人时的镇定自若相映衬，其超凡气质可谓是魏晋理想女性形象的典型。这种外貌的震慑之美并不是偶然出现，贾充妻郭槐见李氏前，“盛威仪，多将侍婢”，但一跨入门内，“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第13条）[3]这一段看似没有对李氏进行外貌特征的渲染描繪，在李氏没有任何行为的前提下，折服郭槐的只有她外貌的神韵风采，读者似乎可以透过郭槐被震慑的情态想象到李氏气宇轩昂的外貌风韵，这已将外貌与内在气度高度融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第15条中王湛看到郝普之女在井上汲水时“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断认为她有“令姿淑德”有母仪贤妻之气度，更是将外貌气质直接提升为品评人物的第一要义。曹雪芹在继承《世说新语》以形貌品评人物的基础上，更鲜活的将外貌和性格高度融合，从而塑造真实而丰满的艺术形象。在王熙凤的首次出场中，作者借助语言、动作、外貌，让人物性格特点在第一次出场便展露无遗：“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在所有人敛声屏气的礼教大家庭中单此一人风风火火的出现，可见其大方泼辣的性格，外貌穿着更是凸显着其个性：
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蛎螭璎珞圈; 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4]
通过服饰穿戴的珠光宝气、辉煌绚丽透出她爱财、贪婪、俗气的性格;通过丹凤眼、吊梢眉又可见其风骚、蛮横、刁钻;通过“威不露”“笑先闻”可见她阴险和城府之深……作者精细且淋漓尽致的将外在形象与其性格达到高度统一，使人物形象鲜活生动。这种书写还体现在林黛玉身上，曹雪芹屡以“风流”形容黛玉的仪态，用“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点出黛玉的自然风流之态，以显示出她不拘礼法的气质;因她性格孤傲、又敏感多情，作者借体态的娇弱和身姿的清虚去塑造其内在气质。又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写泪似秋露常含眼中的悲愁天性;以“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写身似弱柳的娇弱之性;以“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写步步留心、敏感多情之由。将孤高清虚之志与风流袅娜之美相匹配可谓是曹雪芹的独到之处。
二、性格气度的共性
《世说新语·贤媛》塑造的女性人物性格各有千秋，即使整个魏晋名士群体也难掩其光辉，她们高瞻远瞩、见识气度的气度与《德行》《任诞》等其他各篇中所提及的名士无二，《贤媛》开篇陈婴之母在陈婴欲王时，告诫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5]其母有主见、知时事，在福祸面前能高瞻远瞩、有大将之风，其子备受拥戴，品性著称的原因离不开母亲的言传身教;山涛妻韩氏，在山涛与嵇康、阮籍交往时，评价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第11条）眼光独特、切中肯綮，她不仅能识三人的品性优劣，并且中肯地给出与名士交往如何扬长避短，以成美名，其度量眼光如文将谋士一般令人钦佩;《红楼梦》中的女性群体同样光彩照人，在大观园女性似乎更处于主导地位，她们能言善辩、见识独到又有处事掌家之风，在贾府掌握着实权的王熙凤有极强的理家才能、在数日就能勠力将两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令全府男女主仆无不钦服;还有“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贾探春，显出男儿气概“补天济世”的情怀和强烈的自尊，在抄检大观园时唯独探春一人抗争，且感受到家族背后隐藏的危机：“……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而起来，才能一败涂地。[6]”其言语铿锵有着男儿般的刚烈和敏锐的直觉、刚正决绝的背后又有无限的担忧。
在《贤媛》篇中还记录了像班婕妤、王昭君这样有耿直气节、任气简傲的高洁女子。汉武帝宠幸赵飞燕，飞燕诬告班婕妤，但班婕妤被馋后面对汉武帝的质问，她依旧表现出正气凛然之态：“若神鬼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7]”显得知性而不卑不亢、得体而不屈不媚，令人折服。（第3条）;王昭君姿容甚丽，却因没有贿赂画工，被画工丑画了容貌，阴差阳错被送去北方边疆和亲，在叹惋的同时却被其“志不苟求”的高洁品质打动，这种精神气质大概许多男性亦无法企及。《红楼梦》中所描绘的主要女性形象常常有这种林下之风和名士的高洁气度。从探春的闺房之名“秋菊斋”可见其旷达洒脱的高洁之志;从林黛玉的闺房潇湘馆可窥其高洁脱俗的文人风骨;甚至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可见曹雪芹对魏晋名士的倾心，特别是对女性人物具有风流气度的钟爱。 同时，魏晋时士人普遍的自我觉醒，在开始追求个体价值的同时，也给予女性更大的空间去追寻属于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彰显对本我的进一步探求。因此《贤媛》篇中还有执着率真、自由热烈的女子形象[8]。郗超死后，他妻子的兄弟想接回她，但她始终不愿回去，曰：“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同穴。”（第29条）在《列女传》中有不少的关于年轻女子在丈夫死后以死殉节，甚至以更残忍的方式自毁其容。但郗超之妻愿“以死殉节”，明显是将个人感情放在第一位的，而非礼教之束缚，是一种更高一层地对自我的忠贞，是妻子对丈夫的发自肺腑、对纯真情贞的向往。在《红楼梦》中司棋就是这样一个冲破层层束缚、热烈为情而死的的女子，当被翻查出情郎的信物时，司琪脸上并无畏惧惭愧，司棋这种冷静与坚定正是源于对心中爱情的追求与执着，“就是他一辈子不来，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9]。在她知晓这段感情终不得善终时，宁可以死明志也不愿了枉此生，其刚烈自由的性格令人动容。
三、結语
在魏晋那极其混乱的年代里，人的个性生存却被极大重视，正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里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0]对于女性精神人格的关注也由此发端，虽未从根本上改变以男性为主体审美风貌，但已展现出与时代风气相对应的重才情品性而轻性别、地位、身份，刘义庆将她们列为“贤媛”，可见其时女性地位和独立个性在逐渐脱离男性附庸，同时大量人物品评出现，讲求形貌之美且更重视外貌和气质共存的品鉴方式由此发端。《贤媛》所塑造的女性之美和女性典范，无疑为《红楼梦》所塑令姿淑德、个性丰富的女性群像提供了借鉴。此外，魏晋时能言善辩、极富思辨性的女性备受关注与时下尚清谈的社会风气有必然联系。女性在社会中拥有了话语权，这将女性与男性地位置于同一水平，可以突破礼教的束缚，去表达个性诉求、展现女性魅力。但《世说新语》对女性典范和个性自由的拓展只是在具体人物上照应“风流名士”的精神气质，《红楼梦》中由此生发尽管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更丰富的历史内涵，但对理想女性的性格刻画仍可看出对《世说新语》女性塑造的踪影。
参考文献：
[1]刘伟生.《红楼梦》中的《世说》踪影[J].红楼梦学刊，2007，（01）.
[2][3][5][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6][9]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8]齐郑艳.《世说新语》与《红楼梦》之人物精神特质论[D].浙江工业大学，2015.
[10]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
张晓亮，女，甘肃武威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