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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反”运动是发动人民群众的一场政治运动,目的是为了清除党内和政府中贪污腐败的官员,加强共产党的纯洁性、纪律性,加强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作为率先提出“三反”概念的东北,其做法措施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借鉴意义,对党今后反贪污腐败浪费以及官僚主义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三反运动;贪污腐败;打“老虎”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9-0077-02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短短三年内便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如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土地改革运动,除此之外,还有伴随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进行的“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将其与“五反”运动区分开,五反运动指的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物、反对偷工減料以及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运动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亦敌亦友的资本家,而三反运动针对的则是农村地主和敌对分子。这场运动主要是为了肃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始滋生出的贪污腐败现象。
一、“三反”运动的发动由来
三反运动最开始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提出的,主张反对贪污腐败,并在1951年8月31日的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1]3,几天后又正式发表了《关于展开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文件并向中央报告,中央表示了肯定,并批转各地[2]202-205。但是当时却并没有将其重视起来,中央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朝鲜战争以及经济建设方面,如在1951年10月23日的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口号,并成立了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3]481-483,故而可以看出增产节约是1951年的中心,但此后高岗又将增产节约的问题与反对贪污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并首次提出了“三反”的概念(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使毛泽东意识到两者并不冲突,可以同时进行,并且一直注重李自成农民起义进京后失去领导权教训的毛泽东,注意到现在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与当时的增产节约相比,“三反”问题更加迫切。故而,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起来这个问题,同时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的张子善所呈现出来的贪污腐败事实使全国人民和党中央震惊。对于东北地区的状况而言,可以看出由于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的原因,东北地区率先注重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在1951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向贪污行为做坚决斗争》的社论中指出: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最大的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不能肃清,那么它将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最大的障碍。①从此便可以看出,高岗之所以注重贪污腐败问题,是因为1950年的8个月中虽然处理了3 258人,但其中大部分却并非是党员干部,并且其贪污腐败发展过快,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的统计从1949年开始,贪污犯占犯案总数的百分比逐年提高,数据显示1949年5.3%,1950年5.7%,1951年直接升到13.2%,正是因为这样明显的直观数字增长,才使高岗对贪污腐败问题意识到了严重性,故而加大重视,加大了力度[4]52。
二、东北辽宁地区“三反”运动进程
东北地区的“三反”运动情况是:1951年11月1日高岗所做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介绍了东北地区进行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经验,阐述了要注重人民群众的作用,要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才能使运动的效益最大化,其次要领导亲自带队,使人民群众知道怎么做,对人民要有指导,同时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认识到反贪污蜕化的斗争是尖锐的,贪污的人必定是顽固的,不好掌握的,领导要为人民撑腰对人民的顾虑要有解释,要安定坦白者孤立破坏分子,随问题的深入不断研究新的问题经验推动运动的进行;最后,要组建干部检查小组作为助手,协助指导运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运动中要有正确的领导指挥,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推动,明确“三反”的目标。对此,毛泽东认为是正确的,并要求各部门均要以此为例检查情况并上报经验。在1951年12月1,2日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其中有些部分是毛泽东修改,有一部分是采纳个别同志的意见进行修改,共有六部分,足见毛泽东对“三反”运动的重视,并且其中也阐述了一些“三反”运动时要注意的一些方式方法[3]532。1951年12月8日下发了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表明要加大宣传,在党内刊物刊登,属半公开的文件,尽量让更多的同志看到;并将“三反”运动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视,并要积极发动人民群众以及各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起进行,而且将贪污程度不同的人也要不同对待,绝不能一概而论,号召检举和坦白,并对贪污分子数量大致说了一个指标,对“三反”运动中的浪费分子贪污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并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但由于现在问题的严重,也要同等重视。从而表现出了同颠覆我国民主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一样,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对我国的破坏,一样不可低估,广大人民和党员对此要十分重视。同时,高岗于1951年12月3日关于工矿企业深入车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以及毛泽东对其的批示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了“三反”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并不冲突可以一起很好同时进行。从1952年1月4日的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当时全国“三反”运动的不满,从其中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和召开干部会,期限(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文件[5]12。并且要求只要违反者不论级别身份一律查办,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反”运动的坚决与需要加强力度,雷厉风行。1952年1月31日转发东北局关于寻找贪污线索的经验的电报介绍了东北方面打虎的经验即要注意我们国家机关中与商业有大大小小联系的人员,并对以往的打虎事件进行研究以利打虎。对于东北地区“三反”运动的效果而言,从1952年1月31日的关于搜查大老虎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给高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东北清理出了大小贪污分子十六万多人,成绩斐然。并对东北地区下达了大老虎的指标[5]117;同时,也强调了对付资本家时要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等一系列措施,并且措施极其详尽具体。而高岗也于1952年2月6日将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给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东北全区计划打大老虎四千只,中小老虎二万五千只,并准备于二月十五日左右在沈阳开一个几千人的公审大会,对各类案犯作不同的判决,以推动运动前进。对此毛泽东批语表明东北计划打虎数量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予以满意,同时也指明了要求各大区要注意方法,全国已经出现屈打成招的案例,大老虎打不出反而冤枉好人,要予以迅速纠正,可见此时全国已经出现扩大化现象。对于东北工业部而言也有贪污腐败的现象,从中总结出经验:大贪污犯要不就是资本家,要不就是与资本家有关系,破坏性极大;有过贪污腐化行为的人,如果经手资财往往就是大贪污犯;并指出了大贪污案件较多的时期。对此毛泽东批示,王鹤寿等的打虎经验极其有用,请各同志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除了在党刊上发布宣传信息和经验总结以外,东北地区还使用了拍摄纪录片等手段来宣传“三反”运动的影响以及作用,例如:高岗当初1952年2月26日时曾向中央发出电报请求拍摄三反纪录片,毛泽东对其大力赞扬并与1952年2月27日发出了关于拍摄三反纪录片问题给高岗的复电,内容显示周恩来将提纲作了修改加上了拍摄军队和拍摄民主人士,也显示出了对民主党派的重视[5]267。同时,1952年2月21日东北贸易部也召开围剿大贪污分子大会,主要内容则是:在骨干力量的领导下,根据掌握材料的情况组织打虎高潮;要注意掌握材料,不要造成逼供情形,可以看出开始收缩调整,以防止减轻“左”的倾向;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威力;不要使用武力手段,特别注意打人与变相打人都是错误的[5]277。1952年5月25日中共辽东省委发布的《大力领导增产节约及结束“三反”的指示》,指出要以最大力量领导增产节约运动,同时要尽可能做到6月10日至15日以前结束“三反”运动[6]46。6月6日中共辽西省委组织部下达《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通知》表示“三反”运动就是最生动的整党运动。至6月份,辽宁地区的“三反”运动至此结束。
三、东北辽宁地区“三反”运动的影响及意义
“三反”运动作为中共发起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目的是为防止干部腐化,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第一次在干部队伍中进行的。它也是我们党执政之后自觉克服腐化现象对我党的党员干部侵蚀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保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个实践,并且遏制住了我党逐渐走上贪污腐败,使我党更加廉洁高效,更加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掌握群众力量,保证我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也有着其缺陷,由于大规模发动人民群众,防治右的倾向,致使出现了扩大化现象,在“三反”运动中,出现冤假案例和公报私仇的现象,而从目前来看,虽然“三反”运动在当时起效显著,党政机关人员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明显减少,但依旧没有消除根源,故而“三反”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同时也对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在方式和思想上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没有枪声的战斗—“三反”“五反”运动专辑[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0.
[2]中央转发东北局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Z].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29),1951.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4]杨奎松.毛泽东与“三反”运动[J].史林, 2006(4).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6]高峰.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三反运动;贪污腐败;打“老虎”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9-0077-02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短短三年内便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情,如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土地改革运动,除此之外,还有伴随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进行的“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将其与“五反”运动区分开,五反运动指的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物、反对偷工減料以及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运动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亦敌亦友的资本家,而三反运动针对的则是农村地主和敌对分子。这场运动主要是为了肃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始滋生出的贪污腐败现象。
一、“三反”运动的发动由来
三反运动最开始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提出的,主张反对贪污腐败,并在1951年8月31日的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1]3,几天后又正式发表了《关于展开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文件并向中央报告,中央表示了肯定,并批转各地[2]202-205。但是当时却并没有将其重视起来,中央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朝鲜战争以及经济建设方面,如在1951年10月23日的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口号,并成立了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3]481-483,故而可以看出增产节约是1951年的中心,但此后高岗又将增产节约的问题与反对贪污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并首次提出了“三反”的概念(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使毛泽东意识到两者并不冲突,可以同时进行,并且一直注重李自成农民起义进京后失去领导权教训的毛泽东,注意到现在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与当时的增产节约相比,“三反”问题更加迫切。故而,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起来这个问题,同时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的张子善所呈现出来的贪污腐败事实使全国人民和党中央震惊。对于东北地区的状况而言,可以看出由于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的原因,东北地区率先注重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在1951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向贪污行为做坚决斗争》的社论中指出: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最大的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不能肃清,那么它将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最大的障碍。①从此便可以看出,高岗之所以注重贪污腐败问题,是因为1950年的8个月中虽然处理了3 258人,但其中大部分却并非是党员干部,并且其贪污腐败发展过快,据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的统计从1949年开始,贪污犯占犯案总数的百分比逐年提高,数据显示1949年5.3%,1950年5.7%,1951年直接升到13.2%,正是因为这样明显的直观数字增长,才使高岗对贪污腐败问题意识到了严重性,故而加大重视,加大了力度[4]52。
二、东北辽宁地区“三反”运动进程
东北地区的“三反”运动情况是:1951年11月1日高岗所做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介绍了东北地区进行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经验,阐述了要注重人民群众的作用,要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才能使运动的效益最大化,其次要领导亲自带队,使人民群众知道怎么做,对人民要有指导,同时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认识到反贪污蜕化的斗争是尖锐的,贪污的人必定是顽固的,不好掌握的,领导要为人民撑腰对人民的顾虑要有解释,要安定坦白者孤立破坏分子,随问题的深入不断研究新的问题经验推动运动的进行;最后,要组建干部检查小组作为助手,协助指导运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运动中要有正确的领导指挥,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推动,明确“三反”的目标。对此,毛泽东认为是正确的,并要求各部门均要以此为例检查情况并上报经验。在1951年12月1,2日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其中有些部分是毛泽东修改,有一部分是采纳个别同志的意见进行修改,共有六部分,足见毛泽东对“三反”运动的重视,并且其中也阐述了一些“三反”运动时要注意的一些方式方法[3]532。1951年12月8日下发了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表明要加大宣传,在党内刊物刊登,属半公开的文件,尽量让更多的同志看到;并将“三反”运动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视,并要积极发动人民群众以及各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起进行,而且将贪污程度不同的人也要不同对待,绝不能一概而论,号召检举和坦白,并对贪污分子数量大致说了一个指标,对“三反”运动中的浪费分子贪污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并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但由于现在问题的严重,也要同等重视。从而表现出了同颠覆我国民主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一样,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对我国的破坏,一样不可低估,广大人民和党员对此要十分重视。同时,高岗于1951年12月3日关于工矿企业深入车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以及毛泽东对其的批示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了“三反”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并不冲突可以一起很好同时进行。从1952年1月4日的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当时全国“三反”运动的不满,从其中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和召开干部会,期限(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文件[5]12。并且要求只要违反者不论级别身份一律查办,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反”运动的坚决与需要加强力度,雷厉风行。1952年1月31日转发东北局关于寻找贪污线索的经验的电报介绍了东北方面打虎的经验即要注意我们国家机关中与商业有大大小小联系的人员,并对以往的打虎事件进行研究以利打虎。对于东北地区“三反”运动的效果而言,从1952年1月31日的关于搜查大老虎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给高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东北清理出了大小贪污分子十六万多人,成绩斐然。并对东北地区下达了大老虎的指标[5]117;同时,也强调了对付资本家时要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等一系列措施,并且措施极其详尽具体。而高岗也于1952年2月6日将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给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东北全区计划打大老虎四千只,中小老虎二万五千只,并准备于二月十五日左右在沈阳开一个几千人的公审大会,对各类案犯作不同的判决,以推动运动前进。对此毛泽东批语表明东北计划打虎数量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予以满意,同时也指明了要求各大区要注意方法,全国已经出现屈打成招的案例,大老虎打不出反而冤枉好人,要予以迅速纠正,可见此时全国已经出现扩大化现象。对于东北工业部而言也有贪污腐败的现象,从中总结出经验:大贪污犯要不就是资本家,要不就是与资本家有关系,破坏性极大;有过贪污腐化行为的人,如果经手资财往往就是大贪污犯;并指出了大贪污案件较多的时期。对此毛泽东批示,王鹤寿等的打虎经验极其有用,请各同志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除了在党刊上发布宣传信息和经验总结以外,东北地区还使用了拍摄纪录片等手段来宣传“三反”运动的影响以及作用,例如:高岗当初1952年2月26日时曾向中央发出电报请求拍摄三反纪录片,毛泽东对其大力赞扬并与1952年2月27日发出了关于拍摄三反纪录片问题给高岗的复电,内容显示周恩来将提纲作了修改加上了拍摄军队和拍摄民主人士,也显示出了对民主党派的重视[5]267。同时,1952年2月21日东北贸易部也召开围剿大贪污分子大会,主要内容则是:在骨干力量的领导下,根据掌握材料的情况组织打虎高潮;要注意掌握材料,不要造成逼供情形,可以看出开始收缩调整,以防止减轻“左”的倾向;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威力;不要使用武力手段,特别注意打人与变相打人都是错误的[5]277。1952年5月25日中共辽东省委发布的《大力领导增产节约及结束“三反”的指示》,指出要以最大力量领导增产节约运动,同时要尽可能做到6月10日至15日以前结束“三反”运动[6]46。6月6日中共辽西省委组织部下达《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通知》表示“三反”运动就是最生动的整党运动。至6月份,辽宁地区的“三反”运动至此结束。
三、东北辽宁地区“三反”运动的影响及意义
“三反”运动作为中共发起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目的是为防止干部腐化,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第一次在干部队伍中进行的。它也是我们党执政之后自觉克服腐化现象对我党的党员干部侵蚀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保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个实践,并且遏制住了我党逐渐走上贪污腐败,使我党更加廉洁高效,更加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掌握群众力量,保证我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也有着其缺陷,由于大规模发动人民群众,防治右的倾向,致使出现了扩大化现象,在“三反”运动中,出现冤假案例和公报私仇的现象,而从目前来看,虽然“三反”运动在当时起效显著,党政机关人员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明显减少,但依旧没有消除根源,故而“三反”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同时也对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在方式和思想上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没有枪声的战斗—“三反”“五反”运动专辑[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0.
[2]中央转发东北局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的报告[Z].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29),1951.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4]杨奎松.毛泽东与“三反”运动[J].史林, 2006(4).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6]高峰.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