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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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春1213:去神秘化的中组部正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山河百朵:看来全球最大HR的工作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出了那么多贪官,說明还是有漏洞。
  @煮白肉的汤:古往今来的政治游戏,三种权力。人事第一,其次经济,监察。中组部,可谓我党执政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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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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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政治化了的人”


  有关中组部的封面文章,从2013年底开始采访,到今年6月见到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李锐,7月采访珠海原市委书记梁广大,8月采访中组部原青干局干部阎淮,马拉松式采访基本算是结束了。
  最后是漫长的、如履薄冰的审稿。因为题材本身涉及党内重大敏感问题,采访中又提及多位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各方审稿加起来历时一个月有余,改了不下十五个版本,仅李锐位于木樨地的家我就跑了六趟。
  最后一次去,李锐给稿子加了不少内容,我犹豫地说这些话可能在领导审稿中被删。他用胳膊肘朝我这边拐了拐,眨了下眼睛压低声音说:“他们删了你再加回来嘛。”
  在80年代的中组部青干局,有“三多”:干部子弟多、秘书出身的多、清华的多。当秘书的,其实也多是干部子弟。文革后,老干部们倾向于选择同阶层的子弟做秘书,政治上可靠。这也是青干局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重要原因。
  几位采访对象中,崔武年之父崔健,曾担任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任小彬之父任彬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阎淮之父曾任煤炭部副部长,贺兴洲是贺龙侄孙,从小在贺家长大。我曾经听一位他们的朋友说,那时候,一群人中,谁是干部子弟,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身上普遍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说得直白点,就是“傲气”。
  但我见到他们时,“傲气”已然式微。在这个众声喧哗、难达共识的年代里,他们仍然坚持80年代中国社会一度靠近的人道主义、普遍价值、政治改革。

  第一次见崔武年,是冬天,将近春节,我们约在广州大厦的一间国营气质的老茶馆见。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系红色围巾,戴一顶有点滑稽的小毡帽。见面后含糊地打了招呼,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语速飞快,他说话没有太多的顾忌,有一种万事皆可对人言的坦荡。听说我们要做的是一组稿子,他跃跃欲试,想约几个人一起谈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这样宏大的命题。可惜当时我们没那样的野心,他大概有点失望,后来我联系好任小彬时,他就推辞不去了。
  丁玲说,作家都是“政治化了的人”,他们何尝不是呢。
  详见本刊2014年9月8日出版总第6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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