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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回顾并分析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的动力及路径，可以发现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和外部社会因素分别形成了其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同时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强制性变迁和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诱致性变迁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的路径。把握好这一制度变迁的动力及路径对深化我国当前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近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路径分析
一、引言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转换、代替与交易的过程，其本质是效率较低制度被效率较高制度替代。诺斯是最早对制度变迁理论展开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当前制度出现不均衡时追求新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过程。林毅夫则认为除了自发变迁即诱致性变迁之外，还有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卢现详，2011）。可以看出上述两种制度变迁路径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制度变迁往往是两种路径交叉出现或并存出现的过程，中国近代工程教育制度也是如此。
关于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学者们一致认为起始于19世纪60的洋务运动，而终止时间却备受争议。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为下限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前者被现代学者认为是1956年以前传统的时期划分观点，而后者则是由林敦奎于1956年的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李瑞婷，2012）。笔者在对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终止时间的划分问题上倾向于后者，因而本文中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时间范围是洋务运动到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逐渐经历了萌芽时期、确立时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本文将从探讨制度变迁的规律性及变迁类型出发对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变迁历程进行具体的分析，并针对我国当前高等工程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从制度变迁角度提出些许建议。
二、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制度变迁分析
1、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制度萌芽阶段（1861-1904）
19世纪60年代起在洋务派设立的军用工业及民用工业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以培养高级工程人才为目的的高等工程教育机构，即洋务派兴办的各种西式学堂。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缺乏由政府为主导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当时高等工程教育所涉及到的学堂、教师、学生等几大利益相关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博弈就成了当时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形成的主要动力。因而上述10所学堂在洋务派代表人物创办及领导下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规章制度。例如福州船政学堂旨在培养船舶建造知识技术及驾驶技术人才，讲授“英语、解析几何、弧三角、地质学”（ 朱有瓛，1992）等课程；再如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1895年盛宣怀奏《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规定头等学堂学制四年，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部分，学生毕业后颁发本科文凭。
由于此时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各西式学堂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处于相对强势的位置，而政府由于内忧外患的混乱形式对高等工程教育缺乏干涉，因而该阶段高等工程教育遵循的是诱致性变迁路径。但是当时洋务派与顽固派利益博弈导致各学堂学制混乱不堪，学生入学程度及学堂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等参差不一。因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营造良好的环境，建设政府主导的从宏观角度出发所形成的强制性制度就成了迫切需求。
2、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确立阶段（1904-1911）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认识到教育在日本崛起及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只有改革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新型的学以致用的高级人才才能帮助中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的。于是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其中规定高等工程教育包括高等和实业教育。前者由工科大学承担，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 舒新城，1981）为宗旨，以培养通才型高级人才为目的，相当于今天本科程度的工程教育；后者主要由实业学堂承担，以培养可打理公私工业事务，担任工厂工师、学堂教员等为教学目的，相当于今天专科程度的工程教育。此外二者之上设通儒院，学制五年，招收大学毕业生。由此可见《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以来，由专科程度的实业学堂学堂、本科程度的工科大学及研究生程度的通儒院所组成的三级高等工程教育体系逐渐确立，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开始具备培养高级工程人才的完整层次。由此可见，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确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变迁，这一有力变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市场，纠正了因诱致性变迁所导致的秩序混乱状况，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3、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初步发展阶段（1912-1949）
继由政府颁行的首个学制系统之后，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在整个初步发展阶段大体上都遵循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自民国元年始，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等法令。其中《大学规程》将工程教育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学、船用机关学等11门学科。《专门学校令》将高等实业学堂更名为工业专门学校。1922年教育部颁行壬戌学制，规定大学设数科或一科者均可，单设一科者可成某科大学，如此一大批工业专门学校纷纷升格改制。但整个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在数量及规模上都远不及高等文科教育（靳贵珍，2012）。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保障经济发展，政府对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极为重视。1929年国民政府颁行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规定以“三民主义教育”为教育宗旨，从宏观的角度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指明了方向。1931年《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得以颁行，其中强调了培养工程人才的重要性，课程设置等与社会需求相符合的迫切性。但工科人才不足的现象较民国时期更加严重。针对该情况，1932年国民政府再次颁发决议，要求各大高校调整院系结构，增设工科院系。这一时期私立高校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也开始了设置工科课程的尝试。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高等工程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在国统区进行。1938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针对战时需要通过了《戰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专门学院应施行专门技术教育，养成高级技术人才，以国家物质建设之需要为施教之对象”，并对工科人才在身体素质、业务品质、人格等方面做了详细要求，对战时工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1939年先后公布了《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其中工学院科目表由教育部工业委员会拟定，旨在为工科人才的培养质量设立统一的标准。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决议开始实行公费制，其中工科学生享受最高公费生待遇，即免除学费，膳食费，并得分别补助其他费用。在国统区教育界对高等工程教育制度改革的同时，针对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形，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颁布了《实施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强调生产与教育相结合，其中培养能够服务于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工程人才成了高等教育的重点。
按照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外部环境的变动性及不确定性是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中国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制度环境的不稳定性及战时对工程人才的迫切要求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及时性及权威性，再加上政府集管理权和办学权于一身，这就决定了政府成了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的主体，该阶段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
三、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模式转换的迫切性原因分析
从近代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确立以来，其制度选择一直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是由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存在制度供给与实际需求失衡的潜在威胁，迫切需要在高等工程教育制度设计中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强制性制度设计落后于社会实际需求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供给是根据经验而非现实需求，因此制度可能符合社会实际的需求也可能不符合社会的需求，因而制度设计的滞后性难以避免。如前文所述，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并非同西方国家一样是为满足市场需求，由于中国所处的特定环境，包括高等工程教育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体制，这就导致制度设计过程中缺少对市场需求的参考。按照当前现实需求，高等工程教育应当分为技工、技术员、工程师三种类型（赵跃民、高井祥、周劲锋，2004），但与市场脱节、定位模糊、缺乏特色等已成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弊端，造成当前高等工程教育在层次、学制、结构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下专业设置的结构性失衡最终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出现。
2、利益相关者难以参与强制制度变迁过程
高校不同于一般化组织，以教书育人为其根本任务，再加上中国高校的物质资本拥有者、管理者及决策者都不是某个体或团体，这就决定了高校不能奉行物质资本所有者利益至上的治理理念，必须兼顾到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高等工程教育相关利益者包括政府、学校、生源单位、社会、学生等（夏伟东、刘恩贤、孔燕等，2009），但当前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设计只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就导致了顾此失彼问题的出现。近年来，工科专业本科生人数逐渐下降，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本科工科专业的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4.4倍，但2010年工科学生综述占本科总招生数的比例要比1998年低7.5个百分点（夏伟东、刘恩贤、孔燕等，2009 ），该问题的出现与当前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缺少从学生及家长利益考虑问题直接相关。这就导致整个高等工程教育体系规划不合理，最终影响到高等工程人才的培养质量。
四、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的推进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原有制度上推进改革，有助于弱化改革阻力。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各组织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努力抢占制度设计的先发优势，因而多元化的制度变迁模式便会产生。所以在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设计中应当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结合，使二者相互弥补共同促进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健康发展。
1、制度环境的变动性应成为制度变迁的首要动力
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事关国家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因此应当把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置于国家工业化整个环境中，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揭示其发展规律、分析其发展需求，形成强制性制度设计与诱致性制度设计相结合的主辅变迁路径，将制度环境的变动性视为首要动力，根据当前自身实力、生源市场及工业届对不同层次工程人才的实际需求整合高校资源，充分认识目前及潜在的竞争者，与工业界形成长期且稳定的合作，保证高校与工业界信息对称，保证工程人才的培养与工业界人才需求之间实现匹配最大化。
2、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制度变迁过程
在当前快速变化的制度环境中，中国高校尤其是工科高校正面临这样一对矛盾，即顺应市场经济新趋势的需求与保持高校完整性的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保证高等工程教育质量，政府在制定相关制度时除了将制度环境视作首要动力之外，另一途径就是在以高校自身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基础上，遵循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到工程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将其视作高等工程教育效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在利益关系的协调互动中实现多方共赢。
参考文献
[1] 卢现详.新制度经济学[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82.
[2] 李瑞婷.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家教育思想研究[D].天津大学.2006：8.
[3]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443
[4] 舒新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中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761
[5] 靳贵珍.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52
[6] 赵跃民、高井祥、周劲锋等.我校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践[C].中国矿业大学2004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2004：3-6
[7]夏伟东、刘恩贤、孔燕等.利益相关者视野下的工程硕士教育质量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7）：56-60
【关键词】近代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路径分析
一、引言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转换、代替与交易的过程，其本质是效率较低制度被效率较高制度替代。诺斯是最早对制度变迁理论展开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当前制度出现不均衡时追求新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过程。林毅夫则认为除了自发变迁即诱致性变迁之外，还有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卢现详，2011）。可以看出上述两种制度变迁路径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制度变迁往往是两种路径交叉出现或并存出现的过程，中国近代工程教育制度也是如此。
关于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学者们一致认为起始于19世纪60的洋务运动，而终止时间却备受争议。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为下限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前者被现代学者认为是1956年以前传统的时期划分观点，而后者则是由林敦奎于1956年的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李瑞婷，2012）。笔者在对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终止时间的划分问题上倾向于后者，因而本文中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时间范围是洋务运动到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逐渐经历了萌芽时期、确立时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本文将从探讨制度变迁的规律性及变迁类型出发对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变迁历程进行具体的分析，并针对我国当前高等工程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从制度变迁角度提出些许建议。
二、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制度变迁分析
1、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制度萌芽阶段（1861-1904）
19世纪60年代起在洋务派设立的军用工业及民用工业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以培养高级工程人才为目的的高等工程教育机构，即洋务派兴办的各种西式学堂。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缺乏由政府为主导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当时高等工程教育所涉及到的学堂、教师、学生等几大利益相关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博弈就成了当时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形成的主要动力。因而上述10所学堂在洋务派代表人物创办及领导下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规章制度。例如福州船政学堂旨在培养船舶建造知识技术及驾驶技术人才，讲授“英语、解析几何、弧三角、地质学”（ 朱有瓛，1992）等课程；再如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1895年盛宣怀奏《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规定头等学堂学制四年，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部分，学生毕业后颁发本科文凭。
由于此时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各西式学堂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处于相对强势的位置，而政府由于内忧外患的混乱形式对高等工程教育缺乏干涉，因而该阶段高等工程教育遵循的是诱致性变迁路径。但是当时洋务派与顽固派利益博弈导致各学堂学制混乱不堪，学生入学程度及学堂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等参差不一。因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营造良好的环境，建设政府主导的从宏观角度出发所形成的强制性制度就成了迫切需求。
2、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确立阶段（1904-1911）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认识到教育在日本崛起及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只有改革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新型的学以致用的高级人才才能帮助中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的。于是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其中规定高等工程教育包括高等和实业教育。前者由工科大学承担，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 舒新城，1981）为宗旨，以培养通才型高级人才为目的，相当于今天本科程度的工程教育；后者主要由实业学堂承担，以培养可打理公私工业事务，担任工厂工师、学堂教员等为教学目的，相当于今天专科程度的工程教育。此外二者之上设通儒院，学制五年，招收大学毕业生。由此可见《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以来，由专科程度的实业学堂学堂、本科程度的工科大学及研究生程度的通儒院所组成的三级高等工程教育体系逐渐确立，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开始具备培养高级工程人才的完整层次。由此可见，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确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变迁，这一有力变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市场，纠正了因诱致性变迁所导致的秩序混乱状况，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3、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初步发展阶段（1912-1949）
继由政府颁行的首个学制系统之后，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在整个初步发展阶段大体上都遵循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自民国元年始，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等法令。其中《大学规程》将工程教育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学、船用机关学等11门学科。《专门学校令》将高等实业学堂更名为工业专门学校。1922年教育部颁行壬戌学制，规定大学设数科或一科者均可，单设一科者可成某科大学，如此一大批工业专门学校纷纷升格改制。但整个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在数量及规模上都远不及高等文科教育（靳贵珍，2012）。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保障经济发展，政府对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极为重视。1929年国民政府颁行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规定以“三民主义教育”为教育宗旨，从宏观的角度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指明了方向。1931年《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得以颁行，其中强调了培养工程人才的重要性，课程设置等与社会需求相符合的迫切性。但工科人才不足的现象较民国时期更加严重。针对该情况，1932年国民政府再次颁发决议，要求各大高校调整院系结构，增设工科院系。这一时期私立高校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也开始了设置工科课程的尝试。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高等工程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在国统区进行。1938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针对战时需要通过了《戰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专门学院应施行专门技术教育，养成高级技术人才，以国家物质建设之需要为施教之对象”，并对工科人才在身体素质、业务品质、人格等方面做了详细要求，对战时工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1939年先后公布了《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其中工学院科目表由教育部工业委员会拟定，旨在为工科人才的培养质量设立统一的标准。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决议开始实行公费制，其中工科学生享受最高公费生待遇，即免除学费，膳食费，并得分别补助其他费用。在国统区教育界对高等工程教育制度改革的同时，针对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形，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颁布了《实施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强调生产与教育相结合，其中培养能够服务于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工程人才成了高等教育的重点。
按照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外部环境的变动性及不确定性是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中国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制度环境的不稳定性及战时对工程人才的迫切要求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及时性及权威性，再加上政府集管理权和办学权于一身，这就决定了政府成了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的主体，该阶段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
三、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模式转换的迫切性原因分析
从近代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确立以来，其制度选择一直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是由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存在制度供给与实际需求失衡的潜在威胁，迫切需要在高等工程教育制度设计中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强制性制度设计落后于社会实际需求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供给是根据经验而非现实需求，因此制度可能符合社会实际的需求也可能不符合社会的需求，因而制度设计的滞后性难以避免。如前文所述，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并非同西方国家一样是为满足市场需求，由于中国所处的特定环境，包括高等工程教育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体制，这就导致制度设计过程中缺少对市场需求的参考。按照当前现实需求，高等工程教育应当分为技工、技术员、工程师三种类型（赵跃民、高井祥、周劲锋，2004），但与市场脱节、定位模糊、缺乏特色等已成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弊端，造成当前高等工程教育在层次、学制、结构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下专业设置的结构性失衡最终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出现。
2、利益相关者难以参与强制制度变迁过程
高校不同于一般化组织，以教书育人为其根本任务，再加上中国高校的物质资本拥有者、管理者及决策者都不是某个体或团体，这就决定了高校不能奉行物质资本所有者利益至上的治理理念，必须兼顾到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高等工程教育相关利益者包括政府、学校、生源单位、社会、学生等（夏伟东、刘恩贤、孔燕等，2009），但当前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设计只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就导致了顾此失彼问题的出现。近年来，工科专业本科生人数逐渐下降，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本科工科专业的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4.4倍，但2010年工科学生综述占本科总招生数的比例要比1998年低7.5个百分点（夏伟东、刘恩贤、孔燕等，2009 ），该问题的出现与当前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缺少从学生及家长利益考虑问题直接相关。这就导致整个高等工程教育体系规划不合理，最终影响到高等工程人才的培养质量。
四、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变迁的推进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原有制度上推进改革，有助于弱化改革阻力。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各组织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努力抢占制度设计的先发优势，因而多元化的制度变迁模式便会产生。所以在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制度的设计中应当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结合，使二者相互弥补共同促进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健康发展。
1、制度环境的变动性应成为制度变迁的首要动力
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事关国家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因此应当把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置于国家工业化整个环境中，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揭示其发展规律、分析其发展需求，形成强制性制度设计与诱致性制度设计相结合的主辅变迁路径，将制度环境的变动性视为首要动力，根据当前自身实力、生源市场及工业届对不同层次工程人才的实际需求整合高校资源，充分认识目前及潜在的竞争者，与工业界形成长期且稳定的合作，保证高校与工业界信息对称，保证工程人才的培养与工业界人才需求之间实现匹配最大化。
2、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制度变迁过程
在当前快速变化的制度环境中，中国高校尤其是工科高校正面临这样一对矛盾，即顺应市场经济新趋势的需求与保持高校完整性的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保证高等工程教育质量，政府在制定相关制度时除了将制度环境视作首要动力之外，另一途径就是在以高校自身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基础上，遵循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到工程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将其视作高等工程教育效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在利益关系的协调互动中实现多方共赢。
参考文献
[1] 卢现详.新制度经济学[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82.
[2] 李瑞婷.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家教育思想研究[D].天津大学.2006：8.
[3]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443
[4] 舒新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中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761
[5] 靳贵珍.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52
[6] 赵跃民、高井祥、周劲锋等.我校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践[C].中国矿业大学2004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2004：3-6
[7]夏伟东、刘恩贤、孔燕等.利益相关者视野下的工程硕士教育质量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7）：5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