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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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对英国学者曼纳斯2000年提出的“规范性力量欧洲”①进行了全面考察。文章认为，作为欧盟对外政策特性理论建构的最新进展，“规范性力量欧洲”为认识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究竟是怎样一支力量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新视角，这是一种大胆的理论创新。不过，“规范性力量欧洲”所体现的建构主义是一种自由建构主义，由于低估了权力政治的顽固性，它与其说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或是一种确切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可资参照的“欧托邦”。为了缩小理论上的期望一能力差距，从现实建构主义而非自由建构主义出发或许有助于克服“规范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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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对英国学者曼纳斯2000年提出的“规范性力量欧洲”①进行了全面考察。文章认为，作为欧盟对外政策特性理论建构的最新进展，“规范性力量欧洲”为认识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欧盟究竟是怎样一支力量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新视角，这是一种大胆的理论创新。不过，“规范性力量欧洲”所体现的建构主义是一种自由建构主义，由于低估了权力政治的顽固性，它与其说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或是一种确切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可资参照的“欧托邦”。为了缩小理论上的期望一能力差距，从现实建构主义而非自由建构主义出发或许有助于克服“规范性力量欧洲”过于理想化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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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宪法”概念是德国弗莱堡学派用于整合其秩序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工具，它对“欧洲经济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由于欧盟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市场”，法律在对市场的规制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愈加重要。在欧盟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欧洲经济宪法”也愈益完善，并以自由竞争与自由流动这两个原则为核心，建构了一系列规范共同市场、成员国与私人经济体之间关系的宪法性原则，从而在保障欧洲市场统一的同时，也有效地实现了保护个人自由等政治目的。
共同商业政策作为规制欧共体对外贸易关系的重要法律框架，代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成就。《欧共体条约》为该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基础，却未能就其概念作出清晰界定。从欧洲法院的判例实践来看，共同商业政策应作广义理解方能适应内部市场建设的演进和世界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在共同商业政策的运行机制中，涵盖领域、权能属性，以及组织机构方面的理事会决策机制和欧洲议会的监督作用问题争议较多，其根源在于该政策突出的“超国家性”触动了成员国敏感的神经。《欧洲宪法条约》对共同商业政策的发展虽然由于该条约自身多舛的命运而存有缺憾，但
2007年8-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目的资助下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五个城市，运用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对普通城市居民，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中的涉欧人士，涉欧企业的普通职员以及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课题组共发放问卷4663份，回收有效问卷3693份。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人对欧盟的认知有如下基本特征：一，中国公众大都从大众媒体获得他们关于欧盟的知识，对于欧盟的运作方式并不十分了解。二，尽管如此，中国公众对中欧关系友好程度的评分却比较高，对中欧关系的
无论是作为政治概念，还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治理在最近几年内获得了突出的地位。对治理的关注已经从制度层面转向政治进程方面，包括设定治理目标以及劝导社会行为体的同意和遵守。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权能的不断增加，人们普遍认为欧盟的治理不能由欧盟的机构独自担当，而应该包括广泛的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欧盟的治理应建立在协商而非谈判以及决策基础之上。本文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欧盟内部的决策仍然具有以条约为基础的“共同体方法”的烙印。尽管如此，作为对原有治理模式的补充，欧盟已经引进新的治理模式。新的治理模式进一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劳资伙伴在欧盟委员会的积极推动下建立了“社会对话”机制，并通过马约附录中的《社会政策协定》成为欧洲社会政策领域的“共同立法者”。尤其是90年代初欧盟治理转型以来，“社会对话”作为新型治理模式得到普遍推崇。本文选取规范分析的视角，分别从输入和输出合法性这两个纬度，探究“社会对话”的民主合法性及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确证“社会对话”在这两个纬度均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尝试提出若干改进的思路。
欧洲联盟是“人类设计出的最复杂的政体”，分析欧洲一体化需要有力的理论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是研究欧洲一体化理论绕不开的学者，其代表作《欧洲的选择—社会目标和国家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的社会目标和国家权力》①（1998）是他的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的系统体现，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欧洲一体化史著作。本文是针对《欧洲的选择》一书所作的书评，对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基本观点、理论框架、继承和突破做了介绍和分析；但同时又并非就书论书，一方面笔者结合欧洲一体化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交化，以自
2008年4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洲学会联合举办的第12届欧洲形势年会暨“中欧大使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周弘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何秉孟、欧盟现任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马里安·森森、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
一、战前的行政学 在日本明治宪法体制成立之前，德国学者劳伦斯·石泰因（L．von Stein）对伊藤博文的讲课内容，以日文版《行政学》一书留存至今。明治时代，日本为建设近代国家，以西欧制度为参考，采取拿来主义，曾经将“三权分立”中的“三权”翻译为司法、立法和“行法”。值得注意的是，石泰因的行政学课程将“行法”转变成了“行政”，将支撑天皇制的官僚制组织的统治之术看作“行政”，对国内行政作了全面的探讨。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集团，欧盟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和现实责任。欧盟对外环境政策的提出既是为了回应跨国环境污染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环境恶化的压力，更是由于欧盟看到了环境保护在新的形势下对国际竞争的意义。欧盟对外环境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确立欧盟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领导地位和道德权威，取得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制定有利于欧盟的国际环境政治游戏规则，提升欧盟的综合竞争力。欧盟综合利用外交、经济和法律等多种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