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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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简介刘乐恒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出版,共263页,是作者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系"珞珈国学丛书研究系列"之一。本书关注马一浮、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四位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疏解他们藉由易学概念所申说之哲学思想,而探讨现代新儒家之易学论题与思想特色。全书共八章。第一章"寂感·观象·六艺——马一浮易学思想新诠"、第二章"《周易》语境下的‘本体—工夫’论——马一浮知能观疏解",通过梳理马一浮对"寂感""三易""观象""知能"等易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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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简介刘乐恒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出版,共263页,是作者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系"珞珈国学丛书研究系列"之一。本书关注马一浮、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四位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疏解他们藉由易学概念所申说之哲学思想,而探讨现代新儒家之易学论题与思想特色。全书共八章。第一章"寂感·观象·六艺——马一浮易学思想新诠"、第二章"《周易》语境下的‘本体—工夫’论——马一浮知能观疏解",通过梳理马一浮对"寂感""三易""观象""知能"等易学概念之阐发.
其他文献
王船山《庄子解》是以经典传注为形式、以哲学重建为鹄的的庄学诠释学著作。王船山指出,正如孔子许狂者不忘其初,庄子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在存在论上,天地万物是气之流行聚散,道是天地运行过程中的几微之力,以天兼道,天为人之源,人为天之心。在价值论上,天有厚生之德,健顺之道,庄子所谓的"至人之神"是对"天地之神"的领悟,因此提出"天命我而为人,则固体天以为命"的价值诉求。职是之故,在人生论上,他将《达生》篇"反以相天"解释为"参赞天地之化育",并提出人生价值之"立命而相天"与
虞翻对"大衍筮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大衍之数以数涵象,筮占操作以数显象。通过建构数与天地、五行、天干、太一相对应的诠释系统,揭示大衍之数内涵天地、五行、阴阳消息、太一诸象,令《易》之学得到概要呈现,筮占操作即建立在这一学基础上的术之用。大衍之数所内涵的象借筮占操作的机缘,在以数的推演模拟宇宙大化的模式下次第显现,最终呈现于筮占所求得的卦。学彰显的是哲学与价值的理性,术体现的则是非理性的信仰,二者的关系须作出批判性反省。
与王弼、胡瑗的解释不同,程颐在未济的注释中凸显"不已"之义。"不已"的世界,构成了理解其天道观的重要基点。而程颐所谓的"不已",必以"生生"作为其存有模式。那么"生生"又是何以可能的?《程氏易传》中以"对待"作为"生生之本",对待的观念不同于对立,它旨在解释万物之生成。作为一切对待根源的乾坤并非截然对立的观念,而是道的不同维度。乾是"道"之普遍化的倾向,赋予万物以超越性;坤是将普遍化倾向现实化的倾向,赋予万物以同一性。因此,乾坤本质上是一种一体化的二元结构,二者统一于"道
哲学在轴心时代以宗教的对立面出现,否弃了外在神圣超越,而走上了人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之路,但在取得丰硕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今思想的根本任务是克服理性与信仰的对立,这意味着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对此,现象学"解构→还原→建构"的思想方法和《周易》"古歌→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建构路径都有深刻的启示,后者"理→性→命"的命题结构亦可用以阐明重建神圣超越的具体步骤。
今本《大易象数钩深图》收录了宋代"图书"派易学家的多幅易图,郑东卿的六十一幅易图也隐于其中。郑氏之学统摄汉宋,以图示易,融理于图,自创图式,推明先天,象、数、理兼而有之。郑东卿以图解易,心理混融,与象、数、体、用合而为一。他讲伏羲至孔子所述作传授之易,既本于图书,又归于执中之道,体现了圣人相传之易道与道统思想的结合,并以圣人之道作为判断异端的标准。他主张六十四归一,由一悟太极,重视太极贯一,伏羲、文王、孔子相传授受的易道又皆备于我。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郑东卿强调"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于吾之一心
易学、乐律学、天文历法融通关联,是中国学术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本文对易、律、历形成关联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以易、律、历融合的典型实例《汉书·律历志》为中心进行考察,对其思想观念、实现方法及文化意义作出分析和评判。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重要文献,易学思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太平经》中共有38处直接引用《周易》经传原文或化用了易理,《周易》中的天数地数学说则是《太平经》中世界构造的理论依据之一。《太平经》又吸收借鉴了京房易学的阴阳消长理论来阐释世界万物的运行,并以八卦休王说对其世界运行观念作了补充。汉代易学中的爻辰说、八卦方位、十二辟卦学说也为《太平经》解释世界提供了一些依据。《太平经》借易学符号而提出了重德轻刑的政治观点。
隋代大儒王通的政治思想进路源自家传易学的"乘时通变"思想,展现于其具体方面则有不同表现。在宗教观上,王通秉持儒学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肯定了佛道二教在教化民心方面的补充作用,提出"三教可一"说;在制度论上,他舍弃玄远的"二帝三王"旧说,提出取法文献记载完备、参考价值更大的"两汉之制",尊奉"七制之主"的观点;在民族观上,他恰当应对民族大融合的现实状况,抛开"夷夏之辨"的偏见,以能行仁政善治者为天命所归,认可少数民族汉化政权的正当性。王通的思想,是大分裂时代结束,隋唐大一
学界普遍认为,"利"是墨家的出发点。然而,以"自爱"为目的的理性人会选择爱"能者",而不会选择"兼爱"。对同一主体而言,"兼爱"和"自爱"似乎并不相容,这便是"兼爱-自爱"悖论。但是,墨子的思想中存在一个终极的"能者",即"天"。人们为了实现自爱,会选择爱"天",而"天"欲人"兼相爱",恶人"交相恶",所以,爱"天"便意味着兼爱。于是,"兼爱"和"自爱"构成了相互兼容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