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时代。如同“小姐”变成了蔑称，什么时候开始，“鸡”成了当代口语中最简洁粗鄙的隐喻，我真是想破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如同一个“搞”字，曾经给少年的我一个无限想象的情色空间，照现在的定义，一个“鸡”字所具有的意淫空间，在四十年前是足可以让我等心跳意迷盗汗的。
　　然而事实上却远非如此。鸡，曾是我少年最亲密的伙伴，只因为我的少年时代不堪回首。
　　父亲被打成了“特嫌”，我和弟弟在里弄里就彻底孤立了。
　　被孤立的味道，极其难受。所有的游戏都和你无缘了，无论“逃江山”、“刮刮片”还是“打弹子”，都有群落的，没人睬，你和谁玩去？别说小孩天真无邪，小孩恰恰非常趋炎附势的，譬如大家在“造房子”，你一走近，大家就沉默，俄顷一哄而散，留你一人尴尬地晾在那里。
　　好在“鸡友”出现了。1968年的春天，母亲从菜场买来三只鸡雏，放在草窝里，饲以菜屑和碎米，很快长大起来。反正学校停课，我们成天围着它们转，摘皮虫啦，捉菜虫啦，喂它们活食，渐渐地可以去户外活动了。
　　我敢说我至今没有见过比小鸡还可爱的动物。当小翅膀髭出几根硬羽时，它们开始定色，黑雏变成了“芦花”，白雏变成“草黄”，最逗人的是那只棕色的鸡雏，它长成了一只小小的黑底白星的“芝麻鸡”，黑色的眼睛又圆又大，嘴脚也成了黑色，性格活泼，成天寻寻觅觅的，嘴里不停地叽叽咕咕着，我们最先叫它“小黑”，后来不知怎么地叫成了“黑非洲”。
　　入秋，“黑非洲”已经亭亭玉立，一身羽毛缎子一般油亮，尾巴翘得特别高，呈元宝状，虽然三只都是母鸡，但是“黑非洲”首开生蛋的纪录，第一只蛋是带血的，那是它的“元红”了，母亲用铅笔在上面做了标记，我们因此特别怜爱它，兄弟俩喜欢长时间地用手去捋它的羽毛，把它搂在怀里，和它说着话。它呢，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我们兄弟俩，就会拼命奔来，鸡友，是绝对不会趋炎附势的，那种信赖，至今想来温馨。
　　但是好景不长。那一年的春节前夕，“里革会”突然掀起了“革命化的春节不许养鸡养鸭”的高潮，天天有“红袖章”捉鸡，我们家的鸡都很乖，一看到“红袖章”，就由“黑非洲”领着头，自动地踩着楼梯，扑通扑通地往上逃，开始还以为有人上来，乃见它们瞪大眼睛，仓皇拥入，大噱。始知禽类亦通人性，只差不能言语罢了。
　　凡运动都是风头，俗云“捱不过风头是它狠，捱得过风头是你狠”，“杀鸡风”一过，我们家的“黑非洲”又高视阔步在宅前屋后了。
　　但是，它们都没能捱过第二年的春节。
　　第二年的元旦一过，“里革会”的新招是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派出了“红袖章”偷偷地撒“橡皮筋”，这橡皮筋活像蚯蚓，鸡特别爱吃，吃了就“烂肚肠”，没几天就宛转死去，再吃土霉素也没有用，偶有灌麻油救活的，也成了歪头瘸脚的残疾。说来也怪，我们家的鸡，就是不吃橡皮筋，因为“黑非洲”不吃，“芦花”和“草黄”也不吃，然而“图穷匕首见”，大约“小年夜”那天，“红袖章”突然出动，鸡们见势不妙，拔脚往楼上逃，屏息躲入床底。“红袖章”后脚跟进，问我们，鸡呢？我们说不知道。他们立刻拿出高音哨子，鼓腮一吹，满屋子鸡飞狗跳，“黑非洲”再聪明，也没有定力捱得过高音哨子。
　　我不知道前几年的禽流感是怎样扑杀鸡群的，那时候简单，“红袖章”一点也不照顾我们的少儿心理，当着我们的面，拿出剪刀，一把抓过千娇百媚的“黑非洲”就是一刀，我们兄弟俩扑上去哭了好久好久……
　　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春节，我总要想起“黑非洲”，它已经远远不是一只禽类的概念了，而是少年时的一个玩伴、一个挚友，倘有轮回，也应该四十岁了吧……